我的偶像屠呦呦：是非·屠呦呦

Posted 202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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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我的偶像屠呦呦：是非·屠呦呦（1）

我的偶像屠呦呦：是非·屠呦呦

是，不可挡

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以表彰其对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这是该奖项设立65年以来，首次颁给中国科学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大奖。

消息一出，各大媒体像炸开锅一样，开始追踪报道屠呦呦的获奖背景，研究专业，以及生平记事。

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有多重要?

我们先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以及越南战争时期。当时作战士兵常常被疟疾所累，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多国政府都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抗疟药物的研发上，但都一筹莫展。

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聚集北京，就疟疾防治药物和抗药性研究工作召开了一个协作会议，就此启动了代号为“523项目”的计划。该项目的短期目标是要尽快研制出能在战场上有效控制疟疾的药物，长远目标是通过筛选合成化合物和中草药药方与民间疗法来研发出新的抗疟药物。

国家对“523项目”十分重视，特设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几大课题组，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研发，这其中就有来自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她被分在了中医药协作组，主要从中医角度开展实验研究。

实验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光调查收集这一个过程，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成员便筛选了2000余个中草药方，并整理出了640种抗疟药方集。他们以鼠疟原虫为模型检测了200多种中草药方和380多个中草药提取物。这其中，青蒿素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

青蒿素是来自一种菊科艾属植物的提取物，屠呦呦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它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68%.但这个抑制率十分不稳定，甚至在后续的实验中，抑制率显示只有12%-40%。对此屠呦呦猜测，低抑制率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份浓度过低的原因造成的。于是她着手改进提取方法。通过翻阅古代文献，特别是东晋名医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意识到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

不出所料，改用乙醚低温提取后，研究人员如愿获得了抗疟效果更好的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个解决问题的转折点，是在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这一步，至今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后来，为了获证青蒿素对人体疟疾的疗效，屠呦呦等人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实验效果十分喜人。随后，屠呦呦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非常成功。

青蒿素对恶性疟疾、脑疟强大的治疗效果，挽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人民称之为“中国神药”。“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如此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

屠呦呦因此被称为“青蒿素之母”，并得到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的嘉许。

因为拉斯克奖还有一个“诺贝尔奖风向标”的别称，人们便激动地预测，屠呦呦很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中国人。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虽然希望落空，但这也不影响人们给屠呦呦加冠另一个头衔——离诺贝尔最近的中国女人。

非，池中物

屠呦呦获奖后，在一片叫好声中，人们渐渐发现了这位卓越的女科学家区别于传统意义中获奖者的独特之处，她既没有博士学位、留学经历，也不是两院院士，只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这让人们不禁揣测猜疑，于是，一些针对“三无”教授的非议接踵而至。

纵观舆论，关于屠呦呦的非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她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不是两院院士，青蒿素归属之争。

说到诺贝尔奖，这是中国人的软肋。人们始终憧憬每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能够出现中国身影，包括当年屠呦呦的这次落选。

“诺贝尔的奖项发展到今天，更多是用来对科学家一生的贡献做总结性表彰，而不仅仅是表彰近期的成就。”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文章《不必为屠呦呦落选诺奖而失望》评判屠呦呦与诺奖的擦肩而过，文章从诺贝尔奖的表彰性质切入，讲道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在获奖领域的决定性成果获得承认，都比屠呦呦早得多。与之相比，青蒿素取得阶段性成果也好，获得业内和国际承认也罢，并无时序上的优势可言。

如果说，诺贝尔奖的表彰性质是客观因素，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原因。那么，徜徉在中国坊间的另一种说法，只能让人哑口无言，那就是青蒿素的归属之争。

由于“523项目”是在援外备战的背景下提出，具有军事机密的性质，项目的研究结果不允许向外公布。加之“文革”期间，科研工作者不能公开发表科学论文。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被“523项目”以外的人所知。

没有文献，没有出版记录，便无从证明：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即使后来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还是有很多人站出来想要分一杯羹。毕竟，实验发现是课题组团结合作的成果。人们纷纷抗议，奖项应该为集体所有，而不能只归功于一人。

对此，舆论众说纷纭。

而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在其一篇名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得文章中给出了比较中肯的观点。虽然对于青蒿素的归属问题争议不断，但有三点毋庸置疑：首先，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其次，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此外，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让饶毅感到不平的还有：“他们(屠呦呦和张亭栋)作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值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他们在国际国内的认可都远低于他们的实际贡献。两位皆非院士，其中一人可能从未被推荐过。”

在传统观念中，院士身份是评判一位科研工作者成就的一张有力的名牌。而闻名国际的屠呦呦并未得到这张名牌。这与上文提到的青蒿素的归属争议有关，还有来自街谈巷语的“人品说”“权力说”等等。

返璞归真，无论蜚语再多，屠呦呦的科学贡献都无法泯灭。正如饶毅所说：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