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卧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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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识卧龙客(1)

谁识卧龙客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在大诗人李白留下的千余篇诗作中,我比较欣赏这首《南都行》。

这首诗写出了东汉陪都南阳之美,更写出了南阳人的豪迈情怀。

作为一个南阳人,没有理由漠视这种诗心的召唤。

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云台二十八将故乡都在南阳,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更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诸葛孔明、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谋圣姜子牙等,因此李白过南阳时题诗《南都行》,心情该是多么兴奋和自豪啊!

他写南阳的青山白水、人杰地灵,实为借卧龙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怀古之幽情,发黑夜之火光。追思先贤,联想身世家国,内心愤愤不平;针砭时弊,寄托志向抱负,哀叹怀才不遇。诗人情怀之深沉,眼光之独特,行文之酣畅,全在这朗朗百字的滴滴心血里。

当一首诗容纳了作者独立的思想感情,它便不再是单纯的分行文字了。它将诗人的命运及诗的“弦外之音”紧紧交融一起,诗情便确立于自由意识之上。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光芒,就在于人格的独立。一首重塑诗人自由智慧和独立个性的诗歌,无疑是一座闪烁着人性灵光的精神高峰。不忘使命,勇于担当。这座高峰,以清新的气息,清扫着腐朽的封建糟粕之气。

怀着这样的一颗心,去品味李白的伤愁,去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一个伟大诗人踽踽远行的背影。

说句心里话,当我每次读到全诗的最后一句时,声音是低沉的,酸酸的,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大唐诗仙啊,如此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平生以“卧龙客”自喻,尚且哀叹自己怀才不遇而愁鬓斑,何况我辈乎?!

一口气读完,竟觉满脸汗颜。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十三首。其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收入李白在南阳留诗三首。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李白避难八年,当时着述,十丧其九。今所传之《李太白全集》,真乃“泰山一毫芒”(韩愈语)也。就李白的性格和他的睿智,李白在南阳的华章诗篇远远超过今人所能见到的篇章。

据考证,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时在春,现存李白在南阳所存诗篇中《南阳送客》、《送友人》、《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三篇都是抒发与崔宗之的情感之作,崔宗之是杜甫所作的《饮八仙歌》中的“八仙”之一,是李白的铁杆朋友,乃宰相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好学,与李白以文相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第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期间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公元730年,三十岁的李白,赴长安谋求出路,以期实现其政治理想。在《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中说:“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说明李白入长安取道南阳。

在《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说:“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指其初夏时节登途。初识南阳,诗人被南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景物和人文景观所感动,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和《游南阳清泠泉》三篇华章。

在《南都行》中,诗人颂扬了南阳“舟车秦楚,襟带南国”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楼、紫陌、甲第、青山的富庶繁华的都市风貌。

诗中李白还以诸葛亮自喻,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我推测,当时雄心壮志的李白,一定认为自己也具有诸葛亮那样安邦济世的管、乐之才,也能写出“临表涕零”的华章,但没有人像刘备那样“三顾茅庐”不辞劳苦真心实意去造访,更没有得到“受先帝托孤之重”般的厚望,于是感叹世风日下、不为人识,想到功业未立,瞻念渺茫前途,内心当然不是滋味,遂有“愁鬓斑”之怨,也是人之常情了。

南阳着名的风景区清泠泉,位于蒲山东边的丰山。李白在《游南阳清泠泉》的五言诗中吟道:“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诗中显示,置身如此绝妙的胜景,诗人从早到晚恋恋不舍,面对山上潺潺的西辉流水,感慨无限的游子之情,直至空歌望月,才踏着日暮和阵阵的松涛之声而去。

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三十二岁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漫游两年之后,满怀愁绪地返回安陆,途中李白第二次独来南阳。在一个秋高气爽、月圆风清之夜,李白一人在南阳东门外河堤上独自沉吟赏月时,邂逅了年轻的齐国公左司郎中崔宗之。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第二天崔宗之便邀请太白赴菊潭宴饮,宗之赋诗寄怀,并赠送一张极为珍贵的孔子琴作见面礼。崔宗之的诗中写道:“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此诗中之“华池”即上诗中之“菊潭”。

在南阳结识这位潇洒美少年崔宗之,是李白毕生难忘的一页。崔宗之不仅同李白在南阳游览纵酒放歌,还陪同回归安陆的李白在襄阳探望孟浩然,拜谒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韩朝宗,意在托韩荆州推荐李白出仕。这次活动虽没有成功,但李白对崔宗之却充满感激之情。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白陪同崔宗之返回洛阳,途经南阳,与宗之话别。《南阳送客》、《送友人》当是这次话别之作。

《送友人》是李白在南阳最得意、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首五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从该诗的行文初衷、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境看,应属李白创作于南阳白水之滨的五言名篇。这个观点,已是诗坛不争的事实,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太白五律之结构,当推此诗第一。”

那么,当时的南阳与京都长安都处于怎样的历史阶段呢?

《南都行》中如此形容:“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

喜读唐诗的人都知道,李白生活的时代是大唐最为兴盛的阶段之一。他到南阳当然不只是为了旅游,恐怕更多的是希望结交一些朋友,为前程做一些铺垫。而作为帝乡汉都的南阳,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二十八宿(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故乡都在南阳。这一脉相传的贵族圈子,恐怕也是李白不敢轻视的主要原因。或许,那时候的驴友李白并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后在有关他的其他记载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他到南阳后,大概并没有马上要休息的意思,而是首先拿出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应该是描画在绢纸上的,图画简单,粗略描述了南阳的地理位置。详细查阅南阳地图的驴友李白,对南阳的地理位置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三面环山,一水(汉水)贯境的南阳盆地景况,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老家——四川盆地富饶的成都和梦中的蜀山。这也让驴友李白,对南阳平添了几份好感。

在南阳停留的间隙,李白这样的大唐第一愤青,大唐第一才子,大唐第一驴友,走过千山万水见多识广,也不得不承认:南阳人才辈出,不能小瞧轻视!

在这里,作为很想从政并试图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驴友李白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帮助勾践复国成功,携美引退的陶朱公范蠡;一个是被秦献公以五张羊皮买下,后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70多岁的老奴隶百里奚。

这两个人都是驴友李白的榜样和楷模,缅怀偶像也是驴友李白行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阳结识这位潇洒美少年崔宗之,是李白毕生难忘的一页。崔宗之不仅同李白在南阳游览纵酒放歌,还陪同回归安陆的李白在襄阳探望孟浩然,拜谒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韩朝宗,意在托韩荆州推荐李白出仕。

这次活动虽没有成功,但李白对崔宗之却充满感激之情。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白陪同崔宗之返回洛阳,途经南阳,与宗之话别。《南阳送客》、《送友人》当是这次话别之作。

《送友人》是李白最得意、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首五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送友人》是李白创作于南阳白水之滨的五言名篇,是诗坛不争的事实,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评论家认为:“太白五律之结构,当推此诗第一。”

作为杰出驴友的代表,李白看到街上行走的南阳美女,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以伟大驴友的寻色找美特质,想到了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婆阴丽华。这个有着玉一般色肤美女,曾经让未当皇帝时的刘秀大发感慨: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哪个文人骚客不风流,更何况大唐第一驴友李白!

可能是因为南阳美女众多吧,驴友李白在南阳呆了好多天,最后总结出来南阳美女的一些特征:皮肤细腻温润如玉,面庞娇艳红润,唱歌声音清冽动人,跳舞艳丽却自有质朴特色。虽然驴友李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总结,给以后人的启示,但是南阳美女色艺貌品俱佳的特征却随着文字流传了下来。

旅游不仅仅是走走看看,更是一种良好的交际方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一千多年前,聪明的李白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实际上,他不仅明白“读书行路”的道理,而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身体力行倡导和践行“书旅路线”,一路看世态炎凉,品人间冷暖,很有点“侠客行”的味道。

我们可以想见,当驴友李白回首南阳,感受到不枉此行,在南阳有许多“诗外”收获的时候,一定会小小地激动一下。

后来,他从南阳到了洛阳,而且结交了很多朋友,提高了知名度,获得了愉快的心情。“只应守寂寞,知音世所稀”,这是李白在洛阳见到杜甫后,写出的刻骨铭心的诗句。所以我推断,李白这个时期的惆怅,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曲高和寡”。就像有人所说,

优秀的人物总是孤独的。

李白因为仙风道骨而孤独,诸葛亮何尝不是如此?要不,他哪儿来的“临表涕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愁肠百结的文人志士。忧愁本是一种情绪,但在文人志士的笔下,却赋予了忧愁更鲜活的意味。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李白抽象的愁绪与南唐后主李煜笔下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豪迈与婉约的不同情调,这与南宋着名女词人李清照笔下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以及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所表现的受压抑、遭排挤、报国无路的痛苦,对南宋朝廷的讽刺与不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你看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到而今历尽艰辛“识尽愁滋味”,浓愁淡写,重语轻说,无限感慨化作“天凉好个秋”!

读着,是满眼的凄沧和无奈,仿佛身临其境,让人能真实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气候,正在发生恶劣的转变,危机四伏,暗流汹涌!

当然,古代文人侠客心中所喷涌的“忧愁”,最可爱的应该是那些字里行间渗透的“家国情怀”。如,陆游的《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位卑未敢忘忧国”,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相近,虽然自己地位低微,处江湖之远,但是从没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这种“忧患意识”一旦上升到家国层面,就显得风骨凛然和境界高远了。

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细细品读这些“多愁善感”的文字,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民族跳动的脉搏和心灵。不管是强劲还是微弱,都是个体生命在遭受不公或危难时的一种本能爆发。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感悟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白的《南都赋》,对我们了解一段历史的背影和碎片,相信会有更多的启示。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李白在南阳的这些日子,并没有闲着。实际上,他每天的“活动安排”应该比他诗中描述的都忙。

不但骑马到红阳城(笔者推测,当时的“红阳城”可能是现在南阳的红泥湾或者镇平)走了一遭,而且在白河边还进行了狩猎活动。按照这样的描述,李白估计也参加了烧烤,并喝了不少酒,抒发了自己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郁闷心情。

从一些诗文描述推断,李白喝酒的地方应该在卧龙岗附近,在这里他参观了诸葛武候祠和简陋的草庐,吟唱了当时文人中比较流行的诸葛亮经常唱的歌曲——《梁父吟》,哀叹自己年华逝去而功名尚无进展的不得志心情。

所以,我们说驴友李白这趟南阳之行,应该是一次收获颇大的旅程。

透过一百个汉字,在韵律有致的时光中记载下了一个城市的绝世风华。这也让驴友李白,在众多大唐驴友的天空中闪烁着别样的风采。

是夜,读李白《南都行》,随手敲字,独游千年前的南阳,也算游记。

1980年7月,研究人员在渠县土溪镇(原天井乡)一村民住房内,发现一通题为《游南阳清冷泉》的明代李白诗碑。此处原为唐初始创的名刹南阳寺(又名南阳阁)。南宋绍兴中(1131—1162年)守关指挥徐明舍地扩建。明代正统(1436-1449年)初,云游僧果仙在此住锡,鼎建层楼,后兵毁殆尽。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县侯承垿又重建,但今无存,只留后殿,土改时分给农户,此碑因补壁才得以保存。

寺庙清代楹联云:“门外浅滩头,许多舟子渔翁,黄昏夜伴西岩宿;寺中深密处,幸有高人逸士,青莲句题南阳碑”。

“南阳其诸葛庐乎,着马足车尘,不闻刘先主冒雪三顾;西望惟释迦像耳,考苔碑藓碣,重在李谪仙寒潭一吟”。

明代李白诗碑青砂石质,无碑额,弧形碑首,高1.7米、宽0.88米、厚0.15米。发现时已断为三段,但拼拢无缺。文作草书,11行351字。右三行录李白诗,字径8X8厘米,中部跋语7行,字径5X5厘米。最后一行落款,字径6X6厘米。现藏县历史博物馆内。

李白诗云: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

此碑刻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浴佛日(农历四月初八),书者为邑侯高则腾,文字笔势流动,狂放中有潇洒,整体布局星汉横天,一气呵成,把握住王羲之用笔特点,颇具功力。

《渠县志》中有邑侯高则腾《南阳寺》诗一首:南阳滩上前朝寺,李白微之已赋诗;挝鼓进舟明月夜,逢僧话旧晚风时;半空音调松巢鹤,满地文章草卧碑;遍访村居人去远,一声清笛到江涯。

经对石刻字迹验证,此诗与刻李白诗碑时间差不多。

史书记载,唐元稹、郑谷,宋彭公仪,明张三丰等曾流寓渠县,元稹《南阳寺》诗云:“渠江明净峡逶迤,船到明滩拽稔迟。”清人王来遴《题南阳寺》有“太白有诗题翠壁,微之乘光到禅房。”

阎自新《访南阳李白碑》:“本是当年放逐臣,醉中落笔耀星辰。龙飞凤舞颠狂字,宕水巴山世代春。”

雷沩谦《访南阳李白碑》:“大雅消沈几度秋,重门残碣慰心愁。诗尊唐室雄无敌,吟到谪仙迥不犹。古阁应添新气象,荒台仍续旧风流。堪悲此日南阳水,一片文光万古流。”

渠江从流溪乡绕过一大湾,又西流回到土溪镇与李复乡交界处的南阳滩前南阳寺,李白等多位着名诗人在此留有墨宝。可惜,渠江和南阳寺随着世事变迁,已不复存在。

如今,我们也只能从先人们遗留的诗文中去重温旧梦了。

历史上的汉唐,是代表中国几千年民族兴盛的两个高峰。从古到今,世界上很少有人批判汉唐时期的中国,中国的史书典籍中也无相关记载。唐诗精神的豪迈、浪漫与庄重,与汉赋的大气、厚重与高雅,在精脉传承和文化意义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和朝代所能比。

因此,只要谈到“汉唐雄风”,人们就能出口成章,立马说出几个熟悉的人物名字来,“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就是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名鼎鼎、满腹经纶的文人志士,无不对国运民生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理论上,与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居安思危”同出一辙。

史学家钱穆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受迷茫与惶恐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

这么说,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白写作《南都行》的初衷了。

现在,我们就认真地看看李白笔下那个令人“愁鬓斑”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吧。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弟在南阳卧龙岗一带务农。亮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不以为然,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相信他的才干。人称“卧龙”。他与当时的荆州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有结交。黄承彦曾对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大意是,听到你要选妻,我家中有一丑女,头发黄、皮肤黑,但才华可与你相配)”。

诸葛亮应许这头亲事,立即迎娶她。当时的人都以此作笑话取乐,乡里甚至作了句谚语:“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当时,刘备依附于刘表,屯兵新野。后来在一次拜访司马徽时听过他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意思是,那些儒生都是见识浅陋的人,岂会了解当世的事务局势?能了解当世的事务局势才是俊杰。此时只有伏龙(诸葛亮)、凤雏(庞统)。

后又受徐庶推荐,想徐庶带他来引见,但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人可以去见,不可以令他屈就到此。将军宜屈尊以相访)。”

刘备便亲自前往拜访,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刘备便叫其他人避开,对诸葛亮提问道:“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现今汉室衰败,奸臣假借皇命做事,皇上失去大权。我没有衡量自己的德行与能力,想以大义重振天下,但智慧、谋略短小、不够,所以时常失败,直至今日。不过我志向仍未平抑,你有没有计谋可以帮助我?)”

诸葛亮遂向他陈说了三分天下之计,分析了曹操不可取,孙权可作援的形势;又详述了荆、益二州的君主懦弱,只有拥有此二州才可争胜;更向刘备讲述了攻打中原的战略。这篇论说以后便被称为隆中对,而刘备听后更加大赞,于是诸葛亮开始仕于刘备。刘备常常和他议论,关系也日渐亲密。关羽、张飞等都大感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得到水般,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等便不再抱怨。

关于卧龙先生的功绩,后世多有评说。

其中,最具权威而且有史可查的说法,《三国志》有非常可靠的论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袁子》: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刘备:“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司马徽:“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孟获:“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晔:“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徐庶:“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张裔:“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杨洪:“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马良:“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远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闭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

樊建:“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诅感神明。”

张温:“然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

司马懿:“天下奇才也!”

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中赞诸葛丞相:“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习隆、向充:“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

司马炎:“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傅干:“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郭冲:“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

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象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肺腑之言。

说句心里话,每当我读起这样的文字,心底就会发出自由衷的感动,不仅仅感动卧龙先生的那一份忠诚,而是感动于那烫热的真实情怀。《出师表》不长,这是诸葛亮北伐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也是他临行前的一个交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绝对是一篇导源于生命的文字。

生命源于一种托付,这种托付构成了诸葛亮人格中至死不渝的忠诚。现在,我们把它让流芳千古的经典美文来读,而在当时,它只是诸葛亮舍不去、放不下的真情厚意,是他心底回环吐纳的沉重。

所以,我们说《出师表》是生命的文字,是记忆的符号,它在危难之秋完成了涅盘,长出了风骨,于是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愈磨愈亮!

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手捧起这篇文字,仿佛还能看见这位殚精竭虑的老臣,清癯的脸上所透出的关切和焦虑。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诸葛亮的“三诫书”。诸葛亮曾写有《诫子书》、《又诫子书》和《诫外甥书》三篇,简称“三诫书”。细细品味,概而言之,其主要意义在于劝诫“学”、“行”、“志”、“酒”四个方面。寥寥数语,无不镌刻着南阳崇文、明德、尚礼的历史烙印,穿越时空,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学”、“行”、“志”之诫,仍可作为修身处事之良训,践行社会主义人生价值观之鉴言。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诗圣杜甫在《蜀相》一诗中的千古绝唱,也是为诸葛亮发出的哀歌,与诗仙李白的“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就妙在,区区十余字道出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据说,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死前曾吟杜甫此两句诗。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不仅仅是诗人的文笔好,主要还是卧龙先生的高风亮节起了“文心雕龙”的作用。

这里,笔者综合了一下所收集的民间观点和专家意见,对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概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着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据说着名学者梁漱溟每谈到诸葛孔明,都很动容地说,平素最崇拜诸葛亮,他欣赏诸葛亮的谦虚谨慎,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计谋,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别人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我觉得,此言有一定道理。

依据是,我们纵观诸葛亮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一生,会惊讶地发现,老先生是新秩序(蜀国)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东汉)的改革者,既有理想又有蓝图,为蜀国发展、光复汉室指明了路线和方向,尤其是在治理蜀国方面,是那样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在当时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社会背景下,他在总结两汉(东汉和西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选择,为社会时局、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诸葛亮务实精神的体现,堪称“千古楷模”。

后来,诸葛亮之所以走上“神坛”,其原因是社会需要典型:统治阶层需要一位忠臣,普通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学士需要一位代言人。

史载: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

诸葛为何“好为《梁父吟》”?是感叹明君良臣相知遇之难!乐毅有管仲之才,一遇一不遇。管仲得遇明君,青云而直上,立下盖世之功!乐毅不遇明君,功业中道而废,避祸他乡,终老他国。哀哉!

诸葛亮少年父母双亡,巅沛流离,青年时,他看清了社会的黑暗面,隐于隆中,以吟唱《梁父吟》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三国志.诸葛亮传》

《梁父吟》是汉代乐府篇名,也作《梁甫吟》,格调多凄凉悲壮。但我们很想知道,诸葛亮版的《梁父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曲子?卧龙先生,包括诗人李白先生在内的许多文人高士,为何要对这样的乐律情有独钟?

梁.沈约《梁甫吟》云:“哀歌步梁甫,叹绝有遗音。”晋.陆机《梁甫吟》云:“哀吟梁甫巅,慷慨独抚膺。”目前,从仅有的一些文献史料看,诸葛亮改制的《梁父吟》新曲内容虽不可确知,但其乐律大约有以下一些不同于《梁父吟》旧曲的特点:首先肯定的是,这是一曲感怀伤情的乐律,李白诗云:“梁甫吟,声正悲”;“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父吟”。杜甫也有诗说:“哀丝千古心,得兼梁父吟。”从这些诗句推测,一个悲字,一个哀字,应是诸葛亮版《梁父吟》乐曲的一个特点。

诸葛亮的《梁父吟》全诗如下:“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有心用世,忧心被谗也。

全诗用意在“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力能排南山”,以表三士之勇,是实。“文能绝地理”,以表三士之才,是虚。虚实并举,以表勇士之美,杀之可惜焉!“二桃杀三士”,事在《晏子春秋》:相国晏子路过勇士,三勇士不以礼。晏子向王进言,说是勇而无礼,后恐致乱,不如趁早杀之。并向王献策,即此“二桃杀三士”之法也。

诸葛亮有感于此,实乃忧入世之危也,故常为吟咏。所以必察刘备之诚,三顾而后成行,谨慎如此。否则,若半途被谗而死,岂不是半生心血枉费,一生令名全丧矣!

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大唐驴友,李白在伟人面前也觉得自惭形秽。当然,政治上不太成熟的李白,在这些声名远播的前辈的家乡,肯定不只是来发幽古之情的。毕竟,政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李白先生游走宛城,为何发出“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感叹呢?他的《梁甫吟》(“甫”与“父”乃通假字)在表达着一种怎样的情怀?他的诗意与卧龙先生的情怀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看来,当时李白心目中的“卧龙客”,是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士”的观念,当然喜欢在诗歌创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正如陶潜所言“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的相互撞击中,“卧龙”形象不断演变发展。

这里,我们再看李白的《梁甫吟》:

长啸梁父吟,何日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逞雄辨,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蓬。

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我辈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我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

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

梁父吟,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臲阢当安之。

读罢,感觉与诸葛亮的《梁父吟》是不是各有千秋?

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据考证,这首诗可能是李白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时的作品。作者通过吕尚、骊食其等的故事和一些神话传说,表达遭受挫折的愤懑以及期盼明君知己的愿望。全诗纵横跌宕,变幻惝恍,淋漓悲壮。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首言钓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叹己之不遇”。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此是大诗,意脉明白而段落迷离莫辨”。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太白此诗则抱才而专俟际会之时”。

我们通过对比,已经明晰地感觉到,诸葛亮所作的《梁父吟》,写春秋时齐相晏子“二桃杀三士”事,通过对死者的伤悼,谴责谗言害贤的阴谋,而李白这首“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的立意。

因此可以推断,此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极有可能是写在“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之时。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当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

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西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

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像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

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

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

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

权奸们像恶兽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像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

诗意象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

在现实的生活中,难道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

李白斗胆用“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的故事告诉世人,有才能的人往往会受到猜疑,明明摆着剧孟这样的能人而不用,国家的前途确实不堪设想了。

这一段行文的显着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

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功。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

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我们知道,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但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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