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么样都是赚了

Posted 2023-04-18

篇首语：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百万师。本文为你选取作文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么样都是赚了四篇，希望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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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么样都是赚了

过去七年间，埃特加·凯雷特有很多担忧：儿子列夫出生在恐怖袭击的中心特拉维夫；父亲生病了；他经常做关于伊朗总统的噩梦；还有一个穷追不舍的电话销售员大概一直到他死的那天都会推销产品给他。但从黑暗、荒诞的生活中诞生了许多有趣、温柔和沉思的文章。凯雷特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有趣和深刻之间自由转换，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反复无常，人类是如何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善的。

1.从头再来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很常规的检查。医生们告诉我，他要死了。他舌根部位的癌症已到晚期。回天无力。癌症于几年前降临在我父亲身上。医生们那时是乐观的，而他的确击败了疾病。

这次，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在几周后死去；他接受化疗，化疗如果起作用，他能多活几个月；他们也可以给他做放疗，不过放疗的伤害可能大过助益；他们还可以动手术，摘除他的舌头和喉咙。这将是个耗时超过十小时的复杂手术，医生们考虑到我父亲年事已高，认为这不是个可行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我都到这个年纪了，不需要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他这样告诉那个年轻的肿瘤专家，“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我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这句话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手术如果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接受康复治疗。这会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固执地对着她笑，“生活质量好，最好不过。如果不好，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我们坐出租车从医院回家。在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五岁。我们得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父亲是个商人。不是穿三件套西装的企业大亨，只是个喜欢买卖的平常人。他如果不能买或卖，就租进或租出。对他来说，生意是与人会面、交流、筹谋的方式。他去书报亭买包烟，十分钟之内就可能跟柜台后面的家伙聊起一个合作项目。“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他抚摸着我的手，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出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要不了多久就完蛋；做放疗，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会在手术中死掉，因为我已经八十四了。你知道我有多少地块是在这种情形下买来的？原先的业主不想卖，而我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的时候。”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七岁时，我们搬家。我们的旧公寓也在那条街上，我们都很爱它，但父亲坚持要搬到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在二战期间，我爸爸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六百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俄国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后，只能把我父亲和我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萎缩了。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希望一家人搬到一套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父亲打定主意后，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们打算搬离已经被他出售的老公寓之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房子。我们都洗了澡，穿上最好的衣服，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去那儿见任何人。不过，我们毕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新公寓。

公寓已经竣工，但还没人住。父亲确认我们都进了电梯后，按下五楼的按钮。那幢楼是街区唯一有电梯的房子，电梯短暂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撼。父亲打开新公寓坚固的铁门，引领我们参观房间。儿童房，主卧，最后是起居室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都对这个即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感到狂喜。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起居室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是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没有地板啊。”母亲低声咕哝，低头看着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随着哥哥和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地板，但是因为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没有多余的钱了。”

“我们搬过来以后，我是要刷地板的，”母亲用非常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怎么刷瓷砖，但不知道怎么刷沙子。”

“你说得对。”父亲说，试图拥抱她。

“我说得对这个事实不能帮我把房间打扫干净。”母亲说。

“好了，好了，”父亲说，“你要是不再抱怨这件事，让我安静一会儿，我就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时，欢乐气氛少多了。

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地上的瓷砖的颜色都不一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以色列，瓷砖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而我们公寓地上的瓷砖是彩色的：红色、黑色、棕色，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瓷砖。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亲吻母亲的额头，“我告诉过你，我会考虑这件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他是怎么想办法的。那天我一个人在家洗澡，一个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灰发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板说。那个女人首先注意到一丝不挂、满身打着肥皂的我正盯着他们。他们三个人迅速道歉，离开了浴室。

那天吃晚饭时，我告诉每个人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坦承他的秘密。他没钱买瓷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交易：他们免费给我们贴瓷砖，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瓷砖展示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住的大楼。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么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我们打开公寓门，愉快、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上百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强有力的希望。谁知道呢？生活和父亲这一次也许会达成另一项让意想不到的交易，令我们惊讶不已。

2.熏牛肉三明治

在我们去特拉维夫以北几公里的尤纳坦外公家的高速公路上，空袭警报响了。我的妻子希拉把车停到路边，我们下了车，把羽毛球和球拍留在了后座上。列维握着我的手说：“爸爸，我有点儿紧张。”他七岁了，七岁是个被认为还不到适合谈论“恐惧”的年龄，所以“紧张”被用来替代了恐惧。按照“后方指挥部”的指示，希拉在路边卧倒。我告诉列维他也要卧倒。但他还是站在那儿，他那么幼小，汗津津的手抓着我的手。“快点卧倒。”希拉说，提高嗓门盖过警报声。

“你想玩个熏牛肉三明治的游戏吗？”我问列维。

“那是啥？”他问，没有松开我的手。

“妈妈和我是面包片，”我解释道，“你是一片熏牛肉。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做一个熏牛肉三明治。我们上吧。首先，你躺在妈妈身上。”我说着，列维躺到了希拉身上，尽可能紧地抱着她的背。我躺到他们上面，用手撑着潮湿的泥地以免压到他们。

“这挺好玩的。”列维说着笑了。

“做熏牛肉最好了。”希拉在他身下说。

“熏牛肉！”我喊。

“熏牛肉！”我妻子喊。

“熏牛肉！”列维喊。他的声音发颤，既是来自于兴奋，也是来自于恐惧。

“爸爸，”列维说，“快看，有蚂蚁在妈妈身上爬。”

“带蚂蚁的熏牛肉！”我喊。

“带蚂蚁的熏牛肉！”我妻子喊。

“啊哟！”列维喊。

随后我们听到了爆炸声。声音很响，但距离很远。我们依然一个叠一个卧倒，很长时间没有移动。我的手臂开始因为支撑自己的体重而疼痛。从我的眼角望去，我可以看见其他卧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我也站了起来。

“卧倒，”列维告诉我，“卧倒，爸爸。你把三明治弄坏了。”

我又卧倒了一分钟，然后说：“好了，游戏结束。我们赢了。”

“但这样很好玩，”列维说，“我们再这样玩一会儿。”

我们又这样保持了几秒钟。妈妈在底下，爸爸在上面，而在中间，是列维和一些红蚂蚁。当我们最终站起来后，列维问炸弹在哪里。我指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听上去爆炸离我们家不远。”我说。

“哦，”列维说，有点失望，“现在拉哈弗大概又能找到一块碎片了。昨天，他带了一块上一枚炸弹的铁片来学校，上面有公司的标志，还有阿拉伯语的名称。为什么它要在那么远的地方爆炸？”

“离得远点总比离得近点好。”希拉边说边擦着裤子上的沙子和蚂蚁。

“最好是它够远到让我们都没事，但又够近到我可以捡点碎片。”列维总结。

“最好的是能在外公家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我否定了他的想法，打开了汽车后座的门。

“爸爸，”我把列维扣在安全座里时他说，“答应我要是再有警报，你和妈妈再跟我一起玩熏牛肉三明治的游戏。”

“我答应。”我说，“如果发生了爆炸，我还会教你怎么玩烤奶酪。”

“太好了！”列维说，过了一会儿，他更严肃地补充道，“但要是再也没有警报了呢？”

“我想起码还会再响一两次的。”我再次跟他保证。“如果警报再也不响了，”他妈妈从前座回头补充，“没有警报我们也可以玩。”

译者：方铁
选自《美好的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