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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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名词解释：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阻击清兵南下,战败退肇庆。曾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又到桂林依瞿式耜,后隐伏深山,研究、著述垂四十年。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从气一元论出发,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他的伦理思想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构成,也含有历史的新意。提出“性日生则日成”和“习成而性与成”的人性形成过程说。认为人虽有天所授的“初命”之性,但与禽兽不同,“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诗广传·大雅》)。强调人能“相天”、“造命”,在与天交往即“人与天之相受”的过程中能够改造天之所“命”;现实的人性正是对“初命”的改造,是人在后天与客观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是“日生则日成”(《尚书引义》卷三)的过程,它“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同上)。这是因为人有“权”,有选择的自由和能力,能顺着后天的习行(“习”)、志趣(“情”)进行“自取自用”,由此而形成“后天之性”。而由于选择取舍之当与不当,就有了“成性之善”或“成性之恶”。否定传统的先验人性论和善恶命定论。关于“义利、理欲”之辨,指出“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尚书引义》卷二),两者不可或缺,但在价值上,义利“不两重”,认为人生之可贵者在义不在利,“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倡导以追求崇高道德理想为立身行事的宗旨。主张“天理”与“人欲”的统一。“人欲”是人人皆有的正当欲望,“食各有所甘,衣亦各有所好”,它们与“私意”贪欲不同,是不可“去”的。而“天理”即“寓于人欲以见”,“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又说名词解释：“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至于“持其攻取之能而求盈”、“逐物而往,恒不知反”的贪欲,“不能通于天理之广大,与天则相违者多矣”(《张子正蒙注》卷三),是与“天理”相对立的。对此,应予遏之,“唯遏欲可以养亲,可以事天”(《张子正蒙注》卷九)。正是基于对“人欲”的这种具体的分析,划清了与宋明理学在“理欲观”上的界限。又针对《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说法,提出礼乐居本,衣食居末的观点。认为衣食有助于礼乐,但不是“廉耻兴”、“礼乐作”的根本。如果“持其足而后有廉耻,待其阜而后有礼乐”,那么在此以前为了财物之利,就会无所不为,这就等于取消了道德。主张名词解释：“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以调国之财用,必以礼乐之情调之。”(《诗广传·小雅》)强调道德对物质生活的积极作用。根据性“日生则日成”的人性论和理欲统一观,在道德修养论上,提出“身成”与“性成”统一的“成人之道”。“身成”,就是“以道体身”,用仁义礼智之理指导形色,使声色臭味之欲得到合理的满足;“性成”,就是发扬和造就仁义礼智的德性,达到“昭然天理之不昧”。但“性成”不能离开“身成”,“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张子正蒙注》卷三)甚至认为“形者性之凝”,德性凝于形色,“性成”在于“身成”。人只有在“饮食起居、见闻言动”中使声色臭味之欲“顺其道”,才可以“日以成性之善”,这是成就德性、培养理想人格的根本途径。认为能使形色欲望与天理德性、感性与理性协调发展的人,可“以身任天下”,治国平天下。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思想,认为“继”是“作圣之功”,就是发挥人对天的主观动能性,不断地利用“初命”之性即“善”之资来培养和成就德性,并坚守不失,而为了“继善成性”,在修养方法上就要处理好“志”、“意”、“情”的关系。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在于“正志”,即“以道义为心”,确立起对“道义”的坚定信念。“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敢者尤以正志为本。”(《张子正蒙注》卷四)只有先正志,后才能“正意”(“诚意”)。“必欲正其心,而后以诚意为务;若心之未正,则更不足与言诚意。此存养之功,所以得居省察之先。”(《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强调了道德理性对行为的欲念、动机的指导作用。认为“性情相需”,“成性”不在于佛、道所主张的那样要“无情”、“忘情”,关键在于“定其志”(正志),发挥道德理性的指导作用,去其“不善”之情。“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无浮情。”(《诗广传·唐风》)以“正志”为本,达到志、意、情的统一,就能培养主体的道德人格。关于知行关系,既否定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又批判陆王的“知行合一”说。前者将知与行“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且将荡然以失据,则已异于圣人之道矣”(《尚书引义》卷三);后者则“销行以归知”,其结果是“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同上)。由此,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卷三十)的命题,同时又提出“行可兼知,不能离行以为知”(《尚书引义》卷三)的观点,认为知与行虽相互依赖,互相作用,但行毕竟是第一位的,是知的基础。从而扬弃“学道而有所得之谓德”的传统说法,指出名词解释：“何以为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思问录·内篇》)德性培养,不仅仅是认识——知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践——行的问题。这是王夫之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又一贡献。其著作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哲学、伦理思想的最重要著作有《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通》、《诗广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