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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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名词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根据实施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采用药物或其他方法结束患者痛苦的生命;被动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濒死患者的一切挽救措施任其自行死亡。根据病人意愿表达的可能性,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遵照病人的志愿或要求实施的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无法表达个人意思的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安乐死一般包括以上几层含义,而通常所说的安乐死主要是指狭义的“无痛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安乐死在古代社会就已被广泛采用。长期以来,它与试图淘汰那些难以挽救的病人、衰老或身体严重畸型的人所造成的社会负担而制定的社会发展政策相关联。本世纪初,主动安乐死受到欧美国家的支持。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滥用安乐死的名义,残害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致使安乐死的法制化呼声销声匿迹。60年代,安乐死运动以其对濒死患者个人和社会整体发展所特有的积极作用,再度兴起,要求赋予安乐死法律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关于采取安乐死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传统法律规定,医生即使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对愿意安乐死的病人执行慈善致死,同样犯有杀人罪。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方式不同,可将这种性质的杀人罪分为二级名词解释：一级杀人罪是指医生亲自给病人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即医生施行主动安乐死;二级杀人罪是指为了使病人能达到自杀的目的,医生供给毒药或过量的安眠药,而病人完全知道这个后果并因此引起死亡,医生应作为教唆犯而被定罪。1976年9月30日,美国加利福利尼亚州通过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该法规定名词解释：“任何成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护生命的措施。”该法还明确规定,要在处于临终状态14天后执行这种指令,医生必须遵循它,除非病人撤回,否则医生就犯有失职的罪责。美国现有一半以上的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确认个人有选择被动安乐死的权利,但在所有50个州,主动安乐死仍是受到禁止。瑞士法律规定,对一个遭受痛苦、注定要死亡的病人施行安乐死是合法的。并规定某个医生如出自怜悯病人给以致死的药丸是不受惩罚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名词解释：如果动物对安乐死具有法律和道德的权利,那么人类也应该有。1977年瑞士科学院发布准则,允许医生根据病情作出中止治疗(包括中止呼吸器、输血、血液透析和静脉营养等)的决定,但强调医生“必须尊重病人的意志”。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以91票赞成、45票反对,通过了政府建议的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可以对无可救药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法案规定,只要医生有1份28个项目的体验表,证明病人确实身患绝症,并因无法忍受痛苦而不断提出愿意死去的要求,医生在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后,可免受检察院的起诉。但迄今为止,大部分国家尚未颁布法律,只是其中有些国家通过法院判例给安乐死以有条件的认可。日本就是通过对刑法第35条“正当行为”和第37条“紧急避险”的解释,有条件地确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在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判处安乐死案件中,通过判例的方式明确了安乐死必须具备6个要件名词解释：①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并且死期已经迫近;②病人痛苦异常,令人惨不忍睹;③夺去病人生命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④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则需要有本人真诚的委托和同意;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如果不能由医生去做,则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⑥执行方法必须被认为在伦理上是正当的。中国大陆关于安乐死的法律争议开始于1986年底,该年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医院采取的积极安乐死案,是引起这一争议并深入讨论的契机。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积极安乐死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我国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名词解释：①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②符合条件的正当防卫杀人。显然,积极安乐死不属于我国的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学者认为,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安乐死合法化是必要的。首先,它不仅不会动摇中国的伦理道德基础,更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安乐死是有条件的,而这种条件通过立法予以规范化、法律化,能够更有效地保障患者和社会的利益,防止不法侵害的发生。其次,对那些身患绝症,危在旦夕且在痛苦中煎熬的患者,施行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措施,它符合患者自身的利益。此外,安乐死还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益处,因为家属对家庭成员负有照料扶养的义务,但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徒耗有意义的生命和物质财富,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与个人和国家均不利。由此可见,安乐死不仅符合我国的伦理道德规范,同时也给患者、家属、社会带来益处,它是一种符合我国公民、社会利益的行为,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法律应该尽早从目前的困惑与冲突中解脱出来,使之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