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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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目前还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世界。人们的民族区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影响。各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民族差异和特点，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以及各族人民在不同条件下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入现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民族因素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民族和民族问题已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将来，当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以后，随着各民族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民族差别将逐渐消失，全人类将融合为一个没有民族区分的整体。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再后是民族消亡。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民族最早形成于哪个时代，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与国家同时或先后形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民族早在蒙昧时代便已形成。在中国学术界，正由于对民族形成的时代看法不同，因而不同学者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此外，“民族”一词还有一种含义比较广泛的用法:既指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见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印度民族、阿拉伯民族、大洋洲民族等。这种广义的民族概念，相当于英语ethnos、people和俄语этнос、народ的含义;而狭义的民族概念，则相当于英语nation和俄语нация的含义。本卷多数情况用于广义。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据现已查到的资料来看，最早是在19世纪后半叶。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国外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民族一词便在国内开始普遍使用。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直到近几十年，始逐渐区分开来。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亦称人种，以人们体质形态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发形、血型等）为标志，属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的人，有时也包括有不同的种族成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疆界和民族疆界，有时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了单一成分的民族国家；但多数情况是不一致的，在一个国家的地域内居住着众多民族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们散布到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现象亦非罕见，因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目前，全世界共有大小民族两千多个。据1980年统计，人口上亿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有7个，共18亿多人。此外，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60多个，百万以上的有200多个，十万以上的有500多个。这些民族的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99％以上；其余一千多个民族，总共约有4000万人。这些民族在种族成分、语言系属、宗教信仰、分布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呈现出一派极其复杂纷繁的景象。从种族成分上看，世界各民族通常被区分为三大人种（及各种混合类型）。在全球人口中，欧罗巴人种约占43％，过去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北印度，16世纪后逐渐扩散到美洲、大洋洲和南非；蒙古人种约占41％，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约占16％，主要分布在热带非洲、大洋洲、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16世纪后一部分被欧洲殖民者强运至美洲。从语言系属上看，世界各民族的语言通常被区分为十多个语系。在全球人口中，属印欧语系的民族约占45.5％，汉藏语系的约占25％，其次为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南岛语系、闪含语系、达罗毗荼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从宗教信仰上看，现在已有一部分人是无神论者；但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宗教仍具有很大影响。在全球人口中，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人，约占50％左右；信奉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和神道教等地区性宗教以及各种原始宗教的人，约占25％。世界各民族分布于五大洲四大洋，从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星罗棋布的太平洋岛屿，人们生活在自然景观和物产资源迥然不同的广大地域上，从事着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创造着多彩多姿的文化艺术，使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然而，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水平上呈现出极大的差距。今天，当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的触角已伸向太空、正在进一步揭开宇宙奥秘的时候，至今在亚非拉和大洋洲的孤岛荒野、偏僻山区和热带丛林里，仍有一些原始民族停留在钻木取火、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石器时代。如果将各民族现在所处的社会状况按历史发展顺序加以排列，在我们面前便会展示出一幅从原始公社制到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生动画面。在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化石”，能为我们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提供极其宝贵的实证资料。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远古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中国这块辽阔富饶的大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又共同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今天，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共同生活着56个兄弟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10亿多人口的93.3％；其余55个民族，约占6.7％，共约6723万人，因其人口所占比例较小，习惯上一般统称少数民族。（见彩图）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有壮族；人口在千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等14个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有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柯尔克孜、土、羌等14个民族；人口在十万以下、一万以上的，有景颇、达斡尔、仫佬、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鄂温克、德昂、裕固、京、基诺等18个民族；人口在一万以下的，有保安、塔塔尔、独龙、鄂伦春、门巴、珞巴、俄罗斯、赫哲等8个民族。中国各民族的种族成分相当单纯，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类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等征。但在语言上则比较复杂。除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外，其余5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分属五个语系：语言属汉藏语系的有29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属阿尔泰语系的有17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属南亚语系的有3个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两个民族；属南岛语系的有一个民族；还有某些民族的语言，系属尚未确定。宗教在汉族地区势力不大，但在少数民族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某些民族甚至保持着多数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情况，如藏族、蒙古族之信仰喇嘛教，傣族之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维吾尔族之信仰伊斯兰教等。这就使宗教具有了民族性。宗教信仰本不是民族特征，但在很多情况下，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问题。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汉族多住中原、少数民族多住边疆的状况，但在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界线。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有的地区，汉族居民甚至还占多数。各少数民族除有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外，并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此外，还有1700多万的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在全国各省、市的大小城镇和乡村。这种分布情况，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虽小，但分布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并处于国防要冲，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汉族人口众多，在其居住的中心地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长期以来，曾对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汉族也不断地从少数民族中吸取经济文化成就。正是在长期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中，早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内在联系。今天，这一联系更不断增强。然而，由于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所留下的不良后果，各民族间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上不平等（见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都给今日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提出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而，民族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依然存在。当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民族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或者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民族问题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在对抗状态中发生和发展的，其突出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但民族斗争不等于阶级斗争。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是交错发生的。总之，民族问题并不是什么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演变和革命的发展，民族问题也相应发生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当人类历史进入17世纪以后，在西方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资产阶级日益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为了争夺商品市场，遂以民族为旗号发动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全民运动，从而使民族问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东欧与亚洲爆发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内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对立。这时的民族问题已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而扩大为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东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遂使民族问题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过去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一系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冲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开始迈进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更为近四分之一的人类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随着人类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变，民族问题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以后，民族关系基本上已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矛盾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内部矛盾。消除以往剥削阶级在民族关系上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解决历史上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加强民族团结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便成为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每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对待民族问题的，而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也服从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并在各个方面形成对立。从而在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上，也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见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见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民族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后进之别，而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赋有多方面的聪明才智，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现存社会的民族不平等现象，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造成的，所以，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以本阶级的利益充当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性质，是进步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已演变为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见沙文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甚至借助荒谬的种族主义理论，以“优等民族”自居，统治压迫其他民族，这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种族主义的性质和内容，在当代已形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这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的民族主义。此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民族主义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也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即支持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观，是两种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观既指导着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因而，在民族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两种民族观的对立和斗争。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一般简称“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领域，牵涉的范围广，涉及的学科多。在进行民族研究时，不论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考察，还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探索，一般都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专门学科。特别是关于民族来源、历史演变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离开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便难以进行有效的综合和深入的分析。至于有关各民族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时还要涉及到更多的学科。作为科学的民族研究，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历史上以民族为对象所作的观察和记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积累，则是源远流长。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出于和平交往或进攻防御的需要，便开始有了对周围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尔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对民族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人们关于民族知识的积累，经历了一个由近而远、由传说到实证、由粗略到翔实、由感性到理性的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从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到19世纪中叶，大约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时间。在中国，早在殷契卜辞和周金铭文中便有了关于近邻民族的零星记载，《尚书》、《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的片断资料。至西汉司马迁作《史记》，特别重视实地考察，除大量记载历代社会经济情况外，并以《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形式系统地记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开创了为各民族作“传”的先例，这对中国史学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官方编史，代代相沿，从而使民族资料在二十四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以外，各民族学者还撰有许多包含丰富民族资料的著作，如《禹贡》、《水经注》、《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蛮书》、《桂海虞衡志》、《蒙古秘史》、《突厥语词典》、《满洲源流考》等等。历代地方志、文集、游记、族谱和碑铭，也包含有关于许多民族社会结构、政治状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生动记载。至于象《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经行记》、《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西洋番国志》、《海国图志》一类的著述，则更详细地记录了中亚、南亚、东南亚乃至远达东非地区众多民族的生活状况。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所保存的极其丰富的民族资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在国外，有关民族知识的积累，也可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中绘有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古巴比伦、亚述、波斯帝王的铭文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情况的早期记载。此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和古罗马学者C.塔西佗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开始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民族情况。公元1世纪初，古希腊的历史、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地理学》一书，曾提到从不列颠到印度、从北非到波罗的海这一广大地区的八百多个民族。中世纪时，在欧洲僧侣、商人和旅行家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有关欧洲、北非和西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开始了解到中国、中亚和东南亚民族的情况。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欧洲各国的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泛舟远航，到达美洲、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他们关于所接触到的各民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报道，大大丰富了世界民族资料的宝库。18世纪开始出现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如法国传教士J.-F.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和C.德布罗斯的《偶象崇拜》(1760)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J.-J.卢梭、C.-L.de孟德斯鸠、D.狄德罗和伏尔泰，在论证人类早期社会状况时也曾广泛运用美洲和大洋洲的民族资料。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欧洲，科学已冲破宗教和自然哲学的束缚，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学科，形成近代科学体系。然而，这时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各学科，主要都是以研究欧洲民族为对象的；而对于“地理大发现”后所接触到的非欧洲民族则是陌生的。于是，至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一门专以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落后民族为对象的独立学科──民族学(Ethnology)。至于当时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则不在民族学研究的范围，而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范畴。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争夺民族市场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些学科曾进行大量研究，并留下一系列论述民族性、民族原则和民族主义的著作。后来，随着西欧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向殖民帝国的转变，关于欧洲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降到次要地位；西方学者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争夺的广阔世界，遂使民族学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上升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学者多具有进取精神，并试图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在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进化思想影响下，首先在民族学中形成了“进化学派”。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转向反动，甚至连进化论也难以容忍。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影响相对抗，在民族学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反进化论学派，如德、奥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和英国的“功能学派”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些学派，则不同程度地具有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民主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崩溃，西方国家的民族学者已不能再局限于对殖民地落后民族的研究，而开始转向发展中民族和发达民族，从而造成民族学与民俗学、社会学的合流。战后国外民族学的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第三世界许多新兴国家也开始进行本国的民族研究。过去西方民族学者对他们国家所做的调查、所写的著作，尽管在理论和观点上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偏见，在政治上曾被殖民主义国家所利用；但是，在资料的积累上，对这些新兴国家的民族研究和有关学科的发展则是有益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首先传入中国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当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深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所有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试图用民族精神促使全国人民觉醒并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民族，以抵抗列强的欺凌，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一思潮支配着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曾涌现出大批阐释民族主义、论述民族概念、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疾呼民族危亡、维护民族尊严、宣扬民族精神、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平等的文章和著作。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了对国内各民族历史、社会、语言、文艺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各种近代科学。早在19世纪末，章太炎便在《序种姓》一文中开始研究中国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1901年，梁启超便在《清议报》上撰文阐发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至20年代，并进一步在大学讲坛上发表其关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源流、系属和分布的史学见解。在这一时期，其他学者也先后编撰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专著。这些前辈们的博识宏论，打开了当时人们的思路，为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影响。1928年，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1934年后改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兼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曾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了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除中央研究院以外，当时燕京、清华、云南、四川等大学也分别进行了一些民族研究工作。1934年成立中国民族学会，第一次将全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同年，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则推动了民族史地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集中到西南和西北各地。于是，对于西南和西北各民族的调查研究逐渐增多，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书刊，遂使国内民族研究粗具规模。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象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多受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则贯穿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而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K.马克思和F.恩格斯吸收并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和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民族研究。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刚刚兴起，当即引起他们的关注。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A.巴斯蒂安《历史上的人类》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阅读了德布罗斯、梅纳斯、汉密尔顿、米莱尔、皮凯林等人的作品，研究了J.J.巴霍芬、J.F.麦克伦南、H.J.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和Μ.Μ.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做了许多笔记和摘要。他们对L.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一书评价尤高，认为他在主要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基础。马克思曾对此书做了详细摘要，并打算联系自己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未能如愿。恩格斯执行了马克思的遗言，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以及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分析和论述，为研究古代民族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专门研究了欧亚许多近代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他们在阐述爱尔兰、波兰、匈牙利、中国、印度、波斯和中亚问题的一系列论著中，以及《共产党宣言》(1848)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他们将民族和民族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解放是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因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Β.И.列宁也对欧亚各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等重要著作，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和社会内容，建立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关于应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关于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历史趋向，关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以及关于民族发展、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等等的论述，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И.Β.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2～1913)、《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概念、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发展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原理，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民族学也得到改造，而逐步发展为研究国内外古今一切民族的学科，改变了西方民族学只研究不发达民族的格局。苏联民族学于50年代传入中国，曾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发展产生过影响。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的日益丰富，推动着民族研究不断地向前发展。除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外，在西方也有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进步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与西方民族学中的一些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对于第三世界一些新兴国家民族研究的影响更为广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以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为基础创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设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关于反抗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推翻国内反动统治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论述，关于揭示中国民族关系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论述，关于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关于社会改革和民族繁荣、培养民族干部和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论述，以及克服民族主义和搞好民族关系等等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纲领，同时也是对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乃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中国的科学的民族研究，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国内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注意了解和搜集沿途各民族的社会情况。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内所接触到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与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一些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及现实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研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50年，政务院在关于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不久，又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先后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是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许多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隐瞒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热忱地要求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至1954年普选时，自报的民族名称竟多达数百。为了弄清这些族称是否是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曾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对各族称单位的语言、地域分布、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以及各族人民的意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1956年，国务院根据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公布了中国51个少数民族的名单。尔后经过继续识别，至1983年经国务院正式确定，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这项研究，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语言学者(主要在西南地区)对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作过一些调查，但对全国绝大多数的民族语言未作研究。这种状况不能适应新中国开展民族工作的需要。因而，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6年组织7个语言调查队，共约700多人，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语言普查。至1959年，已查清15个省和自治区42个民族的语言情况（尔后经继续调查，已弄清近60种语言的情况）；对这些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语言系属等方面作了初步研究；为适应当时的需要，编写出版了一部分民族语言的词典、语法和教科书。通过这次普查，搜集到大量珍贵的语言资料，发现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语言现象。这不仅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改进文字，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还为以后的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理论开拓了前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又一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样的调查研究一直在各级政府和有关科研机构中进行。自1956年起，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历时数年，最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领导，1958年后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先后从各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抽调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以及民族工作者，共一千多人，组成16个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进行了普查，搜集到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同时，还搜集了一批民族文物，拍摄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记录影片。所有这些工作，无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还是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三次大规模的系统的民族调查，充分反映了建国初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概貌和特点，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自60年代起，逐渐转向经常性的调查和研究。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学、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十年动乱时期，民族研究也如同社会科学其他部门一样，遭受摧残，陷于停顿。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始得恢复，并得到新的发展。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除民族研究所外，又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不少省、自治区、自治州和高等院校，也分别建立了一系列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艺的科研机构。为了适应新时期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已初步开展了关于世界民族问题和国内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自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以后，在民族研究学术领域，许多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多种形式的学术刊物陆续出版，各种内容的学术讨论会接连召开，各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经常举行，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标志着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目前，中国的民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党和国家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国内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以及与民族问题有关的统一战线问题和宗教问题。民族学研究，主要研究世界上各类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来源和民族特点；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变化过程和发展前景，以及在社会改革中的变化和经验；研究民族学理论和调查方法，以及民族学发展史。民族历史研究，主要研究国内古今各民族的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以及各民族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地区民族史；研究各民族在历史上亲密交往、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过程和贡献，以及这些历史活动的规律和意义。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属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语言研究，主要研究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各民族文字（包括古文字）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各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改进等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在使用和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世界民族研究，主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构成，以及各民族的人口分布、种族类型、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来源、历史迁徙、经济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研究各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研究第三世界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种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斗争。以上只是目前民族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关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学、宗教、体育、音乐、舞蹈、绘画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民族研究工作逐步开展的同时，大体上也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科研机构网。在中央和地方，这些研究机构分属三大系统，即社会科学院系统，民族学院和其他高等院校系统，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中的调查研究机构。上述各研究机构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一般在专业设置上各有侧重，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着重研究蒙古语族各民族，西藏自治区着重研究藏族和藏传佛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着重研究突阙语族各民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着重研究壮侗语族各民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着重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四川省着重研究藏缅语族各民族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等，而在北京则为多学科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在这些民族研究机构中，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人员，目前已有一批少数民族专家学者成长起来，担负着研究工作的重任。从长期的科学实践中，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还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服务；着重实地调查;注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各研究机构的各类专业人员紧密配合，并与广大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民族研究的学科建设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研究的各个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除发表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主持和组织全国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参加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套丛书，篇幅庞大，卷帙浩繁，共达数百册数千万字，陆续出版。民族研究领域的广大专家学者和部分民族工作者，除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编写工作外，还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民族词典》和《中国少数民族》丛书（图文并重）的撰稿和编纂工作。这些著作、工具书和丛书的出版，无疑将是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研究工作成果的重要表现。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少数民族地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必将引起一系列新的变化。这又将给民族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推动民族研究向学术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