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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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Nanchao5世纪初至6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方与北朝对峙而立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宋(420～479)由刘裕建立，传八帝；齐(479～502)由萧道成建立，传七帝；梁(502～557)由萧衍建立，传四帝；陈(557～589)由陈霸先建立，传五帝。581年，隋灭北周，是为开皇元年。九年，隋灭陈，南北统一。南朝四朝都建都于建康。其疆土以刘宋时最广，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大片地区皆属于宋。大明八年(464)计有扬、南徐、南兖、南豫、徐、青、冀、兖、豫、东扬、江、郢、荆、湘、雍、梁、南秦、益、宁、广、交二十一州。宋明帝时，淮北的徐、兖、青、冀四州和豫州的淮西诸郡被北魏占领，南朝疆土从此压缩到淮水以南。齐对刘宋的州郡进行了部分调整，据《南齐书·州郡志》，齐世计有二十三州。梁设州转多，最多时达一百零七州。陈朝时，雍州、益州归北周，荆州归后梁，北面与北齐划江为界，疆域最为狭小，全境初分为四十二州，后来又多设新州，史称数倍于前。政区划分的加细，反映土地的开发和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是对人民加重剥削的表现。南朝还有双头州或双头郡（即两州或两郡同治一地），大都设在军事要地或边荒区域。宋齐梁的政治刘裕彭城郡人，侨居京口。萧道成和萧衍是兰陵郡人，侨居武进，都出身于侨人中的低级士族。他们建立军功后，主要依靠侨人及土著中出身寒门的谋士与武将，分别以军事重镇京口、淮阴、襄阳为根据，形成政治军事势力。然后乘前朝皇帝或昏庸暴虐，或年幼无能，进入首都建康，以禅让方式夺取了政权。加强皇权　宋武帝刘裕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势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以巩固统治。晋宋以来，皇室多与高门联姻，外戚易有权势。所以刘裕临终遗诫：“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宋齐梁朝较有作为的皇帝，大都继承了刘裕的传统。南朝一百七十年间，没有出现母后听政，因而也杜绝了外戚专权。南朝世家大族虽然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实际政治权力主要已不掌握在他们手里。南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袭东晋，又有其特点。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位高望重，而实权不大，但往往仍由宗室诸王任尚书令和中书令。吏部尚书及所属的吏部郎，掌握官职的任命，在南朝还一直受重视。宋孝武帝置两名吏部尚书，以分其权。但宋齐两代皇帝主要倚靠中书通事舍人（四名）处理政务。通事意为呈递文书，凡臣下陈奏和皇帝诏令，都通过他们，实际上成为最接近也最能左右最高决策者皇帝的人。刘宋时，江夏王刘义恭任录尚书事，而尚书省无论大小事，都由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专断，义恭畏服而已。齐时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威权甚盛，位至三公、出身琅玡王氏的王俭只得慨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齐武帝曾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宋齐两代都任中书通事舍人）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齐明帝时，诏命专出舍人之手，天下文簿版籍的副本，也归他们掌管，俨然兼中书省与尚书省的长官于一身。“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成为当时朝廷官僚中的信条。梁武帝时，仍选拔有才干者任中书通事舍人，或以他官兼领此职。但他主要依靠的不在寒庶，而是明习吏事的低级士族，如范云、徐勉任吏部尚书，周舍、朱异任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以来，中央的军事统帅权和武器的控制权，也由中领军、中护军转移到寒人操纵的外监与制局监手中。有时制局监也由中书舍人兼任。但南朝中央朝廷所能支配的兵力，远不如地方兵力强大。地方官制如都督、刺史、太守等，亦同东晋。刺史多带将军开府，而州与府各置僚属。州之佐吏别驾，治中等治民，府之佐吏长史、司马等治兵。但军府的佐吏地位一般较州僚属为高，府官长史常兼首郡太守或代行州事。郡太守如带将军，军府佐吏亦高于郡佐（见州郡县掾属、军府僚佐）。皇子年幼为方镇，则行事、长史以至出身寒庶、地位低下的典签主持一州事务。刘裕在地方行政方面巩固皇权、抑压世家大族的措施，是只命皇子或宗室诸王担任重要方镇。齐梁亦遵此惯例。如扬、南徐、江、荆、雍等军事、经济、政治要害诸州的刺史、都督，宋齐梁三朝几乎都是刘萧两姓，与东晋王、庾等大族雄踞上游、控制京畿的局面迥不相同。一般州的刺史与郡的太守，有时任命地方土著豪强担任。府州机构中官员人数，常由州府长官决定。州郡俸秩供给，往往随土所出，无有定准。郡县长吏任期六年，后减为三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南朝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亦即建康与上游诸州之间的矛盾，由东晋皇室与大族之间转化成皇室内部的矛盾。宋孝武帝时，南郡王刘义宣、臧质从荆州起兵。明帝时，晋安王子勋、邓琬从江州起兵，当时袁钑在雍州，临海王刘子顼在荆州，都与江州联盟，以三州为中心，东扬、湘、益、广等州也都响应，形成“普天同叛”的局面。苍梧王时，桂阳王刘休范亦从江州起兵。南朝时，异姓举兵反对建康朝廷的，不是来自任何高门士族，萧道成、萧衍之外，齐时有王敬则、陈显达、裴叔业、崔慧景，都是寒庶或晚渡北人出身的武将。在政治和军事上，世家大族已经没有实力，所以南朝皇帝的防闲猜忌，也转向了在中央或地方掌握权势的宗室诸王。宋文帝由于疑忌而加害诸王，几个兄弟都未幸免。孝武帝时，对诸王车服器用乐舞制度作了苛严限制，达二十四条之多。还规定王国境内各官对诸王只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以后对诸王不再致敬，以防止诸王与其臣属的关系过于亲密。刘宋六十年中，皇族被杀者一百余人，南齐宗室也多被皇帝诛翦，宋齐两朝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异常激烈。与北魏的战争宋文帝元嘉年间和梁武帝统治前期天监、普通年间，南朝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荣。这两个时期，南朝具有对北方进行战争的较强实力。当时广大北方统一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它在南朝人心目中，已不是刘、石那样“乱华”的外族，而更具有对立的封建政权性质。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魏夺得滑台(今河南滑县)。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又克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占领司、兖、豫州。元嘉七年(430)，宋北与赫连夏结盟，向北魏进兵。魏以兵少撤退，一度宋获得河南四镇滑台、洛阳、虎牢、碻磝（今山东茌平南），沿河置守。半年余以后，又先后失四镇。二十七年，宋军大举北进，江夏王刘义恭驻彭城（今江苏徐州）为总指挥。宋军夺取碻磝，围攻滑台与虎牢之后撤退。柳元景从襄阳向北进军，到潼关后也退回。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攻，经过彭城，南下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声言将要渡江，建康震动。魏军留住了十八天，二十八年正月北撤。魏军杀伤掠夺，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备遭残破。魏军士马也死伤过半。二十九年，宋军又攻占碻磝、虎牢，无功而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至五年，曾响应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明帝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先后投降北魏，从此南朝失去四州与豫州的淮西之地。梁天监三年(504)，魏取梁司州。四年，又取梁汉中地带，并有乘势夺蜀之议。十月梁临川王萧宏统军北伐，“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但由于萧宏怯懦，指挥无方，竟于次年九月大败而回。六年，梁军进攻北魏，在钟离（今安徽凤阳）获得大胜。十年，梁将马仙琕又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大捷。齐末南朝失去寿春，梁武帝力图收复，筑浮山堰堰淮水以攻寿春，服役的人“死者相枕”。因淮水暴涨，堰成后数月全部崩坏，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漂流入海。大通元年(527)，陈庆之在涡阳（今安徽蒙城）大败魏军。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乘北魏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之机，率军送魏宗室元颢入洛阳，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为魏军所败而归。当时南北双方都不处于绝对优势或劣势，因而多次交战终无决定性结果。侯景之乱与南朝的衰败侯景之乱是对梁朝后期腐朽统治的沉重一击，南朝从此衰落不振。侯景出身怀朔镇兵，随尔朱荣镇压六镇起义。后归高欢，官至河南道行台。高欢死后，因与其子高澄不和，投降西魏，被高澄击败。太清元年(547)，又拥十三州请降于梁。梁武帝以为侯景归附合他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之兆，不顾朝臣反对，接受侯景，封为河南王、使持节督河南河北诸军事、大行台。武帝晚年迷信佛教，政治腐败，“政散民流“，“人人厌苦，家家思乱”。二年，侯景自寿春南下，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就渡过长江，包围台城一百三十余日。侯景免北人奴隶为良民，编入军中，人人感恩，为之致死。梁诸道援军之数十万人集建康。但将帅各有打算，相互猜忌，彼此观望，不能通力合作抗击侯景。三年，侯景终于攻破台城，梁武帝被囚，病饿忧愤而死。傀儡简文帝萧纲继位，不久被侯景杀害。大宝二年(551)，侯景自立为帝，国号汉。他西进攻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承圣元年(552)为萧绎将王僧辩和自广州北上的陈霸先所败，被杀。侯景攻占建康三年，称帝一百二十天。建康和三吴富庶之区无事日久，遭战乱后人口凋敝，城邑残破。公侯富人在会稽者多南渡岭南，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侯景败亡后，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称帝于蜀。萧绎也称帝，定都江陵，是为元帝。元帝攻灭萧纪，而西魏乘机夺取了益州。他又和侄儿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内讧，攻杀萧誉，萧詧乞援于西魏。承圣三年，魏军攻下江陵，杀元帝，俘“衣冠士族“男女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这是对南朝门阀士族又一次大打击。西魏立萧詧于江陵，是为后梁，实际仍西魏傀儡，而襄阳入于西魏。侯景乱后，萧氏诸王兄弟叔侄自相屠杀，使南朝进一步大伤元气，上游失去屏障，西境急遽收缩，陈朝初年形成“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万”的衰败局面。南朝的经济南朝除了发生刘宋的四方反叛、唐寓之暴动、侯景之乱外，社会相对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士族的庄园经济东晋以来，宗室高官与世家大族广占田园。到南朝时，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固泽，垄断山泽的出产，剥夺百姓伐木打柴捕鱼捉虾的机会，也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尽管宋武帝刘裕禁止霸占山泽，宋代侨姓大族谢灵运的《山居赋》描写他的庄园仍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生产五谷、瓜果、蔬菜、药材等丰富物资，还有飞禽走兽鱼类，衣食服用可以自给自足。会稽士族孔灵符的庄园“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这两家并非个别例子，以致宋大明初朝廷不得不对占固山泽也作出限制的规定:第一、二品官听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先已占者，不得更占；先占不足数者，可以占足。这是皇权对既成事实既加以承认，又力图限制的措施。但这一规定与谢、孔两家情况相较，可以想见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因而到齐高帝时，又下诏禁止封略山湖。赋役制度耕种小块土地的广大自耕农，是南朝租税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南朝初期，大体沿袭东晋每岁丁租五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的旧制。宋大明五年(461)，改为民户岁输布四匹。由于户调输布，刘宋时田租户调往往合称租布。南齐制度与宋相同，但田租多以布折纳，也称为租布，而租谷折为布以后，又以其半折为钱交纳。这时田租户调合称为租调。齐时农民负担又有三调的名目，其内容主要有两种说法：（1）指调粟、调帛及杂调；（2）指布或绢、丝、绵三色。宋齐时，大体计资定课，即根据每户的田、桑、屋宅三项，估计资财，分为九等，九品混通，定出上述平均数额。梁代改为按丁征收，每丁租米五石以外，另交禄米两石，以供官俸，较宋齐为重。调则每丁布绢各两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较宋齐为轻。宋齐力役时限不见明文，可能已为二十日。梁代明确规定每丁岁不过二十日。丁中之制：半丁晋十三岁，宋齐十五，梁十六；全丁晋十六岁，宋齐十七，梁十八；六十一半丁，六十六为老，晋宋齐梁相同。单就全丁从役年龄而言，南朝较以前为宽。租调之外，百姓还有口钱、酒税、牛埭税、陂塘桥桁税等等苛杂，以及其他临时性杂调与力役。宾客的赋役负担则更为沉重。农业、手工业、商业由于北方大批劳动人手南渡，生产工具与技术发展，水利灌溉发达，南朝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荒地开发，农作物产量提高，品种增加。尤其荆扬两州，土地人口占南朝疆境之半，“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虽然主要手工业部门还是控制在官府之手，南朝的冶铁、制盐、采煤、造纸、瓷器、漆器等手工业仍有发展。梁筑浮山堰，沉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可见产量之高。东晋南朝在麻楮之外，利用桑皮、藤皮造纸，有白如霜雪的纸，也有各种彩色纸。纸往往以万枚计，屡见记载。青釉瓷器的烧制工艺和造型技巧，东晋南朝都有出色成就。社会生产发展，使农民的多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出售。宗室、显宦、高门士族则经营邸舍（货栈），放高利贷，从事商业以牟暴利。建康从孙吴以来即是南方政治经济中心，亦为南朝最大商业城市，经常是贡使商旅云集，方舟数以万计。梁时建康有二十八万户，以每户五口计，居民至少约一百四十万人，是6世纪世界上罕见的大都会。建康有大市四处，小市十余。市有令、丞等管理。此外的商业城市有江陵、成都等。襄阳、寿春是南北互市的主要地点，广州则是对外贸易的中心。东晋一百年间，一直使用汉魏和孙吴时的旧币，政府没有铸造新钱。南朝市场商品流通增多，商品的价格总额增大，货币的需要量因而也大为增长。虽然东晋以来不断有废止钱币，代以谷帛的议论，但始终行不通。刘宋时大量铸造四铢钱，同时五铢钱等古钱仍旧流通。南朝与北朝不同，交易媒介主要是钱币，谷帛只占次要地位。宋代大将沈庆之指着自己的田地说：“钱尽在此。”宋时百姓租米调布部分折钱交纳；齐时钱与实物各半，成为定制，有些力役也折钱代役。钱币在宋代政府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米谷，而高于布绢。齐时各级政府费用、官吏俸禄都有一部分用钱开支，梁时百官俸禄都用钱支付。南朝货币主要由政府铸造，因江南铜的产量不足，钱币始终缺乏。有时允许私人铸钱，成色更差，造成币制混乱。好钱被政府或权势之家收藏，如梁临川王萧宏家有钱三亿余，齐武帝斋库也藏钱数亿。梁时铸铁钱，币制更形紊乱。钱百文为一陌，齐时已出现不足陌现象，以七十或八十为一陌，梁末甚至以三十五钱为陌了。社会各等级、阶层与集团南朝社会存在着士庶两个不同等级和侨人南人两个不同集团。士庶两大集团内部，又各自划分为不同阶层。比起东晋，更明显地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士族南朝在律令上并未“分别士庶”，但社会习惯和不成文法认为，“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这种区别“实自天隔”，皇权也不能消灭它。士族的身分连同祖父两代的官爵，都登记在户口册黄籍上。除非特殊情况，士族一般不服力役和兵役。同里伍庶族犯罪，士族不连坐，某些罪行的处罚，士族较庶族为轻，一般不受鞭笞。不得以士族之女为妾，不得随意黜士族为贱民。庶族只能入太学，而士族得入国学，因此在文化教育方面享受更好机会。南朝士族得以保持其优越门阀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虽然同一家族中个别支派由于种种原因没落穷困，并不影响其士族身分。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网，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南朝士族子弟很重视起家官，目为一种资格。他们青少年时从秘书郎、著作佐郎等官职进入仕途，不久即升迁他职。宋齐以来，尚书令与仆射、中书监与令、侍中、吏部尚书以至司徒左长史等官，全部或者绝大部分为士族所垄断。刺史职位则宋代士族比例最大，南齐有所下降，梁陈时士族庶族大致各占一半。总的讲，士族任中央官多于地方官。五等封爵也是士族维持其门阀地位世代不绝的一种保证。所以“爵位蝉联，文才相继”成为士族夸耀的口实，也是构成士族的主要条件。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认为“清显”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只是优游容与，享受崇高名位与优厚待遇。士族之间彼此结成婚姻关系，绝不与所谓“非类”的寒门庶族结亲，目的是保持士族集团的凝固性和封闭性。宋时还规定，士族如与工商杂户为婚，就丧失士族身分。士族之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很少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位，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但低级士族往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表现出才能，宋齐梁三朝开国的君主，都出于这一阶层。南朝盛行谱牒之学，各种族谱甚多。士族成员不但要熟悉自己家谱世系以避祖先名讳，而且要注意回避别人祖先名讳。对家族言，族谱是嫁娶结亲时从世系识别士族的必要参考；对官府言，族谱是通过世系区分士庶，防止庶族冒充士族规避徭役的手段之一。庶族庶族的上层包括下列类型：（1）虽然富有而非世代官宦，缺乏文化教养传统的家族。（2）长期居住在地方，宗族强盛的地方豪强著姓。（3）商人。（4）手工业者。除最后两类外，前两类与士族一样，都属封建社会中的剥削者。庶族一律要为政府服力役兵役。史书中所见的次门、单家、役门、三五门大致都属于庶族中的这一阶层。庶族上层的各门品，可以由地方官根据需要来“条次”(即调整)，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不能命令某姓家族为士族，地方官更不能把庶姓提升为“旧门”（士族）。但在地方上有很多通过改注户籍冒充士族者。他们固然不为高门所承认，但也可享受高门士族的某些特权，至少可以免役。庶族里的中层，是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半自由人，包括部曲、佃客、门生、吏户、军户（亦称兵户、营户）、工户、乐户等。部曲、佃客、门生等既从事农业生产，也随同主人作战。军户沿自三国时期，不但世袭为兵，而且老人小儿都从役，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三五门不同。吏户也世构相袭，全家为官府机构或官吏服力役，从事生产、作战或其他役使。但吏户出身者可以赐爵，有与平民身分相同的一面，梁时贫民租种豪家富室所占公田，交纳高额地租，实际成为佃户。还有被“雇借”而非服役的工匠。宋齐时所谓“自卖为十夫客”的人，能够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即“私夫”，借以庸赁养母，积足钱后以自赎。这些是人身依附关系较为松弛的劳动者。奴僮构成庶族的最下层，经过放免才能成为半自由的兵户或上升为平民。南朝一百七十年间，曾九次下诏放免奴婢。侨人与南人东晋以来士族侨旧之间的界限，南朝前期不但未趋淡漠，反更突出。侨姓士族的社会势力益加巩固以后，对南人更公开排挤。宋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无一南人；齐时尚书令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一南人。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一南人。南人任侍中者较多。宋齐两朝刺史中，南人不足北人的百分之二。梁陈时有变化，南人比例有所增加。婚姻方面，皇帝后妃与公主女婿，皆以北人为主。士族中亦南人北人各自为婚，侨人与南人为婚者极罕见。来自北方的士族，渡江较晚者，也被目为伧荒受到歧视。南朝士族尽心力于维护门阀制度及家族利益，对于改朝换代无动于衷。新朝皇帝也利用高门士族作装饰点缀，只求其驯服配合，不借重任何实力。另方面，士族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府，对于庶族冒充士族逃避徭役等负担，逃亡农民、隐匿户口等，都采取严厉手段加以制止。南齐朝廷检定黄籍，查出冒充士族者，从户籍上加以纠正，称为却籍，遣戍远地。百姓怨嗟，多逃亡避罪。以此为导火线，永明三年(485)冬，以图墓看风水为业的富阳庶族唐寓之利用人民怨恨，发动暴动。众多逃亡农民与藏丁匿口之外，投附的还有三吴被却籍者三万人，其中不少是冒充士族的地主富人。唐寓之攻克新城、桐庐、富阳、盐官、诸暨、余杭、钱唐等县和东阳郡。唐寓之称帝，国号为吴。由于三吴乏马，官兵骑军对唐军形成极大威慑，暴动很快失败。但政府也被迫停止检籍，放还谪戍边远的人民（见唐寓之暴动）。陈朝的兴亡陈霸先出身寒庶，据说祖先从颍川南渡，居于吴兴。他曾在乡里任里司，后为梁新喻侯萧映的小吏。萧映任广州刺史，霸先随行。因镇压少数民族立功，官至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侯景之乱时，陈霸先率兵三万、舟舰两千北上，协助讨平侯景。梁元帝萧绎任命他为扬州刺史，镇京口。梁元帝败亡后，陈霸先和王僧辩共迎元帝子萧方智至建康。以后王僧辩又迎立北齐送来的萧渊明为帝，使建康朝廷处于北齐操纵之下。陈霸先利用江南民心不满，杀王僧辩，大败北齐军，逐回江北。他拥立萧方智为帝，557年受禅，改国号为陈，是为陈武帝（见陈高祖陈霸先）。陈朝立国三十二年，没有出现像元嘉或天监、普通时期那样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疆土远比宋与梁为迫蹙，萧梁的残余势力尚存，来自北方齐周的威胁，南部境内的地方豪强，都使建康朝廷建立后不遑宁处。先是梁宗室萧勃在广州起兵。梁湘州刺史王琳又联合北齐抗陈，占据郢州江州，俘获南下镇压萧勃的陈军大将。陈文帝虽击败东下进攻建康的王琳与北齐的联军，但湘州又被北周袭取。直至陈文帝收复江郢，周军才被迫撤退。此外，侯景乱梁、萧梁政权濒于瓦解之际，东晋以来被侨姓士族目为庶族异类，摒斥于南朝政治舞台之外的南土豪强著姓，都拥有大量部曲私兵，又招募乡里，以讨侯景为名，形成割据势力。如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晋安陈宝应等，都有较强的军事实力。陈文帝对他们先加笼络，次第诛灭。还有一些势力较弱，不至直接威胁陈家朝廷统治的地方豪强，如新安程灵洗、新蔡鲁悉达、巴山黄法、始兴侯安都、长沙欧阳等，陈文帝则用为各地刺史，借他们的力量以稳定五岭以北。陈时朝廷政事及机要并归中书省。中书舍人五人，下属二十一局，为尚书省相应各曹的上司，尚书省俯首听命而已。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陈宣帝时，北周约陈共伐衰乱的北齐。陈军于太建七年(575)大败齐兵于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收复淮南失地。北周乘齐军受陈牵掣，伺机东进，先取平阳(576)，终于灭亡北齐(577)。陈宣帝又命大将吴明彻北伐，想进一步夺取徐兖。吴明彻堰清水灌彭城，被周军遮断船路，大败被擒。淮南之地尽入北周(579)。陈后主陈叔宝荒淫奢侈，大臣们都是陪他饮酒赋诗的“狎客”，还以为长江隔限南北，北军不能飞渡。开皇九年(589)陈为隋所灭，南北归于一统。南朝少数民族的融合南朝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开发向南深入，扩展到中国南部广大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联系日益频繁。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联合反抗南朝政府，在联系与斗争过程中，加快了南方各族的融合。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傒、俚、僚、爨等。蛮族人数最多，占地最广，遍及荆、湘、雍、郢、司、豫、南豫、江等州。蛮人分为两大支。一大支是以虎为图腾的廪君蛮。他们由南郡向东移动，到汉水下游，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其中最有名的是由西阳郡（治所在今湖北黄冈）的五条水得名的五水蛮。另一大支是以狗为图腾的槃瓠蛮，发祥于辰州，由长沙武陵一带北上到荆雍。武陵有五条溪，因此也称为五溪蛮。蛮族生产米谷布绢，与汉人相似。部落解体，社会以户为单位，已进入封建制阶段。不少蛮族酋帅拥有大量部曲。南朝政府设立左郡左县，羁縻统治。这类郡县数目渐增，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融合的范围日益扩大。南朝政府一般只从蛮族收纳米谷，不征徭役，所以汉民避徭役者往往逃入蛮中。地方官有时横征暴敛，加重对蛮人的剥削压迫，不断引起反抗。南朝一百七十年中，史书记载的蛮族大小起事有四十余起。在荆雍豫三州设立的南蛮、宁蛮、安蛮校尉，就是统帅军队镇压蛮族的武将。政府往往将被征服的蛮族迁出所居旧地，或谪为兵户，或役如奴隶。傒人分布于江湘两州南部和广州北部，以强悍善战著称。他们可能源于以狗为图腾的五溪蛮，因此称傒，常被诬蔑为傒狗。傒人汉化较早，如东晋陶侃、南齐胡谐之，已和汉族没有区别。俚人，亦称里人或俚僚，分布于交、广、越诸州，在汉族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下，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们受南朝政府的剥削，与汉族不完全相同，如始兴俚人必须以银纳税。俚人地区物产富饶，有白银、珍珠、翡翠、犀象等。梁末及陈时所辖地域缩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益加重视，往往署当地酋豪为长官，“以收其利”。同时置西江、南江两都护在军事上经济上加以控制。俚人不甘忍受剥削，南朝时起义见于记载者有十八次。僚人，为南蛮别支。在4世纪中叶自南而北进入巴蜀地区，分布于梁益两州，僚人与汉人杂居的成为郡县编户；居深山者受世袭的“头王”统治，处于奴隶制阶段。生产以农业为主，南朝朝廷剥削沉重。宋以来僚人屡次起兵反抗。南齐时，益州害怕僚人进攻，州城北门“常闭不开”。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籍为利”。被俘的僚人，大都沦为奴隶。爨人主要分布在宁州（今云南地区）。东晋至梁，朝廷任命的宁州刺史见于记载者，约三十人，然大都遥领，未能到任。地方统治实权，掌握在担任郡守县令的土著首领手里。而大姓爨氏世代为宁州最高统治者，或任刺史，或死后追赠刺史称号。后代因此称宁州当地民族为爨人。爨人分东西两部：东部以朱提郡（今云南昭通）为中心；西部以建宁郡（今云南陆良）、兴右郡（今云南文山）为中心。爨人地区“户口殷众，金宝富饶”，隋唐以后中央朝廷才逐步实现有效统治。南朝的文化南朝的文化，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具有特色，总的讲胜过北朝，对后代影响较为深远。文学东晋诗风以玄言为主，淡泊寡味。刘宋以后，描写山水景物的诗盛行起来，谢灵运(385～433)可为代表。齐谢朓(464～499)则在山水自然景物描写中倾注人生情感，宋鲍照的诗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南朝的乐府民歌清新生动，抒情小赋精巧细致，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虽有所不足，但往往情思横溢，荡气回肠。五言诗的体裁南朝时已趋成熟，开始向七言发展。诗人多精炼字句，整齐对偶，呈现出向律诗体裁过渡的趋势。周颙、王融、沈约等在佛经梵吹唱诵的影响下，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进一步讲求声律，形成“永明体”。结集各体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和一种体裁的总集《玉台新咏》，都出现于南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出于南朝文人刘勰、钟嵘之手，说明南朝文化发达，文学作品的规律已成为当时人特别提出来研究的对象了。传世的南朝时期诗文，其作者及篇目数目，皆远多于北方。史学史学在南朝受到重视。宋初设立儒、玄、文、史四学，何承天主持史学，置有生徒。著作郎负责修国史，下有佐郎，分司资料收集及撰写。正史编纂于南朝者，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陈二史也基本上成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以注的体裁荟萃史料，亦属南朝首创。南朝侨姓和江南大族的家谱族谱见于著录者甚多，说明南朝谱牒之学较北朝为盛。地方历史的著作，见于著录者亦南多于北，反映东晋南朝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文人学士也较多。南朝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是较有思想深度，每试图从宏观考察说明历史发展之所以然。宋裴子野《宋略》、陈何之元《梁典》皆仿干宝《晋纪》之例设总论，论一代治乱兴衰，探求经验教训。沈约《宋书》诸志多溯及前代。梁武帝敕命编《通史》，书虽不传，用意当亦在观历史之会通。范晔撰《后汉书》，自命精意深旨存在于序或论中，借以“正一代得失”。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取法于范晔，其中史官议论往往切中要害，表现出对历史现象的洞察能力。所谓南人之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也许这就是在史学方面的体现。玄学与宗教南朝继东晋之后，玄学清谈仍然在士大夫中流行，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即此种风气下产物。梁范缜根据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运用辨名析理的方式，著《神灭论》以破佛家的因果论，引起一场有名的争论。南朝经学以梁代为盛，对以往经学各派进行综合与取舍，学风比较自由开放。南朝重礼学，反映门阀世族的要求。治经方式上则受佛教讲经影响，流行讲疏、义疏体裁，成为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经学著作。佛教方面，宋代僧人道生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通过顿悟方式而成佛。陈代印度高僧真谛为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的译经大师，译出《摄大乘论》及《摄大乘论释》，提出统摄一切心理活动的“阿黎耶识”学说，以它为一切事物赖以产生和变化的最后根据，也是精神创造物质学说的理论根据。道教方面，宋代道士陆修静整理道经，总括为“三洞”分类法，成《三洞经书目录》，为后代所遵用。梁陶弘景主张融合道家内丹外丹之说，兼顾养神与养形，并编造出新的神仙系统。南朝的道教思想往往把道教的炼形、佛教的澄神、儒家的养德融为一体，致力于会通佛道两教以至儒家学说。南朝僧人也往往兼通外典，喜作玄学清谈。艺术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南朝书法也名家辈出，王羲之后裔、由陈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写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迹。科技南朝的科学也颇有成就。宋齐时人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南朝时，历法有所改进，炼钢技术有所提高，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陶弘景作过显著贡献，他的《肘后方》广泛流传，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