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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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Tangshi Jishi

以诗系事的唐代诗人及作品评论汇集。南宋计有功编撰。计有功，生卒年不详。字敏夫，自号灌园居士，邛州安仁(今四川邛崃东北)人。宣和三年(1121)进士。绍兴五年(1135)以右承议郎知简州，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绍兴七年赴临安奏对，向高宗献所著《晋鉴》，升任直秘阁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绍兴二十八年知眉州，后移知嘉州。他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的从舅，曾参与张浚幕府，参赞抗金军事活动。

此书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富。唐代很多作家作品到宋代已日渐湮灭失传。计氏编撰此书的目的，主要为保存唐代诗歌文献。据自序说：他闲居寻访，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其编纂方法：凡是唐代诗人，有名必录；对每一诗人的作品，或录名篇，或存全璧，或记本事，兼采品评；凡其人可考的，则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使“读其诗，知其人”。其编纂原则：主要是搜集诗歌，采辑资料，述而不作。

在《唐诗纪事》以前，记录诗人遗闻轶事、以诗系事的著作，如孟棨《本事诗》和范摅《云溪友议》等，虽已出现，但有系统、有目的地把唐代诗人的生平、作品及评论等资料汇集成书，则自计氏始。后来《宋诗纪事》和《明诗纪事》等，都是受此书的影响而编纂的。

此书的主要价值和作用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计氏的广泛采辑，很多不传于世的唐代作家和作品都赖以保存下来，为后世编纂汇辑唐代诗歌提供了条件，对校勘唐诗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明代胡震亨指出：“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据之详，有功于唐诗不细。”(《唐音癸签》)第二，计氏比较全面而集中地从数百种前人著作中搜集了大量有关唐代诗人的资料，对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平及其作品都有很大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还保存着许多现已遗佚的文献。《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书，“独藉此编以见梗概，犹可考其孰为主，孰为客，孰为及门，孰为升堂，孰为入室，则其辑录之功，亦不可没也”。

但是，此书也存在不少问题。计氏选录的作品，较多是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试帖诗，对达官贵族的投献应酬诗以及流连光景之作，而对批判时政、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辑录的纪事资料，漫无抉择，兼收并蓄，其中有不少神鬼怪异、梦兆谶应和宣扬宿命论的纪载，甚至还把毛仙翁特别列为一卷。因疏于考订，小有误收作家等情况，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指出：“如李元操之为隋李孝贞字，漫附开元中;僧隐丘《琪树》诗之为《丹阳集》中蔡隐丘诗，误去‘蔡’字作‘僧’；晋释帛道猷诗误作昙翼，列僧中，皆当是正。”此外，还将隋弘执恭误作唐人；王绩和王原是一人，误作二人；卢渥条中的纪事原出《云溪友议》，误注出《本事诗》等。

《唐诗纪事》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王禧刻本，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洪楩和张子立又据王禧本分别翻刻。洪楩本即清平山堂本，《四部丛刊》据以影印。张子立本今不多见，郑振铎曾藏有第15卷至75卷，见《西谛书目》。毛晋在崇祯五年(1632)所刻的汲古阁本，卷首有张子立序，似即据张本翻刻。据王禧自序云，他在客中邂逅计有功之子，“因得是书，立命数十吏传录，其间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因而据王禧本翻刻的洪楩本，脱误舛错的情况很严重。汲古阁本在翻刻时曾经毛晋校订，但仍有讹脱，尤其是纪事部分。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据汲古阁本、《全唐诗》和有关唐人诗文集笔记、小说等校勘，标点排印，是较为完善和通行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