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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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Zhongguolishishiqicansangzhimianyehefangzhiyedefengbuhebianqian[外文]：changesanddistributionofsericulture，cottoncultivationandtextileindustryinChinesehistory蚕桑业和丝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业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以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有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事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蚕桑事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晋、冀、豫、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蚕桑、丝织业。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几个主要产区：（1）齐鲁地区。齐鲁盛产蚕桑，《禹贡》青州贡有蚕丝或丝织品。战国时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产品以刺绣为主。（2）河南地区。其一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西汉置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论衡·程材》)，产品专供宫庭皇室享用。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待·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商品进行贸易。《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3）楚国旧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可见战国以来楚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4）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宫城以贮锦。城内锦江即以濯锦而得名。两汉时代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晋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晋开始，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扩大。晋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东晋求桑种，于是辽河流域也开始种植桑树。不过那时种植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椹为军粮。但主要还是为了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了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区“户出绢三匹，绵二斤”。后历魏晋至唐代均实行户调制，可知丝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锦、纩（丝绵）均为上品（左思《魏都赋》）。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当时黄河流域丝织业较长江流域更为发达，长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锦。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也不及蜀锦，故魏、吴二国都从蜀汉输入蜀锦。唐代丝织品主要产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即今冀、豫、鲁3省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著名的产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产绫为主，赵州临城（今县）以产纩为主，扬州的锦被、锦袍为贡品，越州(今浙江绍兴)以产绫、纱等织丽之物著称，成都的蜀锦仍名闻于世。先秦以来蚕桑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关中、河东地区，唐代开始渐趋衰落。宋代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事业逐渐走下坡路，虽河北、山东地区的蚕桑业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史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辽史·兵卫志上》)。女真入居黄河流域，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金史·食货志二》）。桑树被大量砍伐，必然影响育蚕事业。二是靖康战祸，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三是可能由于12世纪开始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寒，不宜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四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织工业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丝织业则空前繁荣。建康（今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等为南方丝织业中心。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元代灭南宋以前，赋税中科差丝料大都以丝计两，少见丝织品。灭南宋后，江南地区仍旧制夏税折输绵、绢等杂物。可见黄河流域织造和原料生产已经分化，农家多以育蚕缫丝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蚕和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和工具都比北方先进。明洪武年间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况。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种桑育蚕几为家家农户的副业。育蚕缫丝以浙江湖州为全国之首。王土性《广志绎》说：“湖州所产、丝绵之多之精，甲于天下。”各地均来此收丝，获利甚高，以致当地农村出现以蚕桑为主，以稻收为副的现象。丝织业则以苏、杭、嘉、湖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为最。城镇居民皆习机业，并出现了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集镇，如吴江震泽镇、盛泽镇、桐乡濮院镇、嘉兴王江泾镇等等。长江上游成都的蜀锦的地位已渐被三吴之产所替代，后经明末兵燹，成都的“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更为衰落。四川唯保宁府（治今阆中）所产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世称“阆茧”，远销山西（《农政全书》）。福建沿海漳泉所织倭缎，丝质也来自川北保宁（《天工开物》）。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而言远不及长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长治）所产潞绸，名闻宇内。其他如河北饶阳的饶绸、山东的鲁绸、青州的罗纱、关中的秦缎、秦绫、秦缣、河南的汴绸、汴绫，均曾名噪一时。明清以后对蚕桑、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植棉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丝织业产品向高档发展，代应面当有所缩小。植棉业和棉织业中国古代人民穿著的植物纤维主要是葛和麻。故古无“棉”字。以后棉布传入内地，为区别于蚕丝的“绵”，遂加“木”字称“木绵”。宋以前中原人没有看到过草棉、树棉的原物，以为就是用中国南方乔木攀枝花的纤维组成的。所以对草棉、树棉、木棉不能区别，统称之为“木绵树”。古文献中还有梧桐木、桐木、橦木、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或指树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还有吉贝、古贝、织贝、劫贝、白叠等名称，据云都是梵语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译。宋代以后，棉种传入内地，人们开始对草棉和攀枝花的区别有所认识，“棉”字才正式出现（南宋袁文《甕牖闲评》。棉种自印度传入中国，大致分南北二道：（1）南道。大致从缅甸、越南传入滇、桂、闽、广诸省。又可分为西南和南方二路。西南一路由滇入境，然后再传至四川。《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时，今云南西部哀牢夷所居的永昌郡，“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李贤注引晋郭义恭《广志》云:“剽国（缅甸）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华阳国志》称这种布为“桐华布”。晋张勃《吴录》载永昌郡的木绵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本草纲目引》）。这种梧桐木、桐木、木绵树无疑就是多年生型树棉。《史记·西南夷传》载张骞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左思《蜀都赋》：“布有橦华。”刘渊林注：“橦，木名，其华可绩为布。”蜀郡与永昌郡（东汉置）为邻，蜀布可能就是滇西所产之桐华布。这一带在张骞通西域前已与印、缅有交通往来，可见树棉传入中国西南边境至迟在汉武帝以前。南方一路大约从东南亚或越南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后汉书·南蛮传》载，汉武帝时已向海南岛征调广幅布，“蛮不堪役”。东汉杨孚《异物志》说“木绵树高大，其实如酒杯，……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吴都赋》注引）。可知两广地区在前2世纪前已有树棉栽培和棉布生产。魏晋时两广、福建等地普遍有树棉或草棉的种植，有吉贝、古贝、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南朝时棉织品已传至长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帐”。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身居显要，门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说：“吾所衣著，止者麻布蒲练，此物与吾无用。”可见棉织品在当时还是稀贵的衣料。（2）北道。从中亚传入新疆。近二三十年来，在新疆民丰、吐鲁番、于田发现过东汉至唐代各时期的棉织品。《梁书·西北诸戎传》最早记载到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草棉在新疆种植的最早记载。当时已作为商品来交换，产量不应很少。《新唐书地理志》西州（治高昌）贡物有叠布，今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残存文书中，看出西州农户有种植小块棉田作为副业，市场上还有棉布作为商品买卖。大约公元前2世纪棉花在传入中国西北、西南、南方诸地后，传播十分缓慢。北道长期停留在新疆一带，南道长期停留在滇、桂、川、广、闽一带。迟迟没有进入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两宋人的文集、笔记大多只记闽广有木棉。南宋诗人谢枋得(1226～1289)有《谢刘纯文惠木绵布》诗云：“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所以木绵利，不畀江东人”。清赵翼《陔余丛考》也说:“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江东无此种也。”宋元之际是中国植棉业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期。无论在地域的推广、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10万匹。反映13世纪中叶南方的植棉业和棉织业已经传布到了长江流域。北方的植棉和棉织业已传至陕西。修于至元十年(1273)的《农桑辑要》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祯农书》（作于1313年）中也指出江东、陕右多种木棉，并强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书中对木棉的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详细叙述，反映了14世纪初中国棉纺织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元代以后传入内地的棉种，由于气候和栽培条件的不同而引起变异，多年生型树棉逐渐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种植逐渐扩大。明以后所谓木棉大多专指草棉。元时植棉和棉织业产地除传统的闽广地区外，还有太湖流域、江西、两淮、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以太湖流域的松江府最为发达。著名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即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化泾镇）人。年轻明曾流落到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故乡，向当地人民传授“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织造各种彩色鲜艳、花纹斑烂棉织品的技术。“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不久乌泥泾镇的产品名闻天下，成为长江下游棉纺织业中心。元代植棉业和棉织业推广如此之快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南方人口骤增，尤其是江南富有阶级人口增加，而蚕丝生产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促使闽、广、滇、川的植棉业向北传播。二是种植棉花虽较育蚕为易，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织造技术比较复杂，12世纪以前工具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故很难推广。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传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改进了捍、弹、纺、织等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棉织业的推广。三是棉织品的优点是质地柔和，穿着舒服，价格又比丝质品低廉。“人无贫富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所以当技术问题解决后，很快就发展起来。明清时棉花种植和棉织业普遍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地域上的扩展，植棉业“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棉织业已进入河北平原，同时在各地农村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二是应用上逐渐取丝、麻而代之，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亩。10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棉花“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乾隆湖州府志》）。明清时期植棉业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1）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明代山东、河南2省产棉量最丰富，冠于全国。而清代则北直隶有很大发展。山西、陕西次之。（2）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数省。其中以南直隶松江府产棉最富。湖广、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长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苏、常3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门、如皋都是重要产棉区。（3）华南、西南地区。包括两广、闽、川、滇，这里是最早植棉区，但在明清时产量不高。明清时棉织业产地主要分布在10个省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明制为准）。太湖流域的苏、常、松3府是全国棉织业中心。尤以松江府所产最为精良，不仅销行全国，还远销日本，号称“衣被天下”。苏州府7县均产棉布，嘉定、常熟最盛。嘉定布远销蓟、辽、山、陕，常熟所产售于齐、鲁地区。常州府五县以无锡所产为他邑所不及。境内机杼之声遍及村落。浙江湖州、嘉兴的棉织业规模也相当可观。北方诸省中河北的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府州的棉织业也很发达。明时肃宁之布在产量上相当松江的1/10，质量上“几同松之中品”（明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时河北棉织品之精良，“亦遂与松、娄匹”(清方观承《棉花图》）。陕西中部葭川、宜君、鄜州、耀州等地农村棉织业也有可观，然产质量均不高，无竞争能力，只能在附近销售。其他如福建建宁府、广东的广、惠、琼、廉、雷等府州虽也有棉织业，但不很发达。明清时黄河流域植棉业比较发达，而棉织业则不如长江流域。明王象晋《群芳谱》说：“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徐光启《农政全书》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这是因为北方气候干燥，日照长，雨量少，适宜于棉花的生长。同时也因为气候干燥，温度不够，给纺纱带来困难。故而所织棉布质量上无法与江南竞争。另外，早期棉织业产地川、闽、粤一带，在明清时已趋衰落。广东的棉布多来自吴、楚(《广东新语》)。福建的棉布“悉自他郡至”（《闽大记》）。泉州的丝缕棉絮，皆仰吴、浙（嘉靖《泉州府志》）。四川人民甚至不谙纺织，由江楚成布，运川销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年十月)。总之，由于东南地区棉织品质量深受各地欢迎，其他产地包括有悠久历史的棉织业区均因无力竞争，纷纷衰落。近代外棉、棉织品的输入，对中国植棉业和棉织业产生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外棉的输入，仅次于鸦片占第2位，织棉品占第3位）。这是对中国民族棉织业的重大打击。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洲棉种包括陆地棉、海岛棉的传入，对中国棉种的改良上起过一定的作用。由于美洲棉是细绒棉，纤维长质量高，不过百年很快地几遍全国，代替了传统的粗绒棉。20世纪20年代前，北至直隶，南延两粤，东则浙、苏，西及甘、陕皆试种洋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