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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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名词解释：标指民族文化精神和国民人格品质的一个概念。是维新派、革命派及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共同论题。他们多通过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来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进而推动新旧道德的更替和国民人格的革新。梁启超作《新民说》,首先发挥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以生物进化“优胜劣败”的法则观察民族命运,揭露中国国民品格的四项弱点,强调要国民“翦劣下之根性”,养成“完粹之品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是为国民性问题讨论之滥觞。孙中山则提出“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国民要以人格救国》)。邹容更疾呼名词解释：今日欲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军》)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求民族生存与富强。新文化运动中,随着道德革命的展开,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进一步突出。陈独秀揭示中国人中存在的“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并指出造成此种国民性原因有三名词解释：“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一曰统一之为害”(《抵抗力》)。强调“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我之爱国主义》),进而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形成有独立人格之国民,号召国民“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抵抗力》)。王光祈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充满了因循、苟且、庸儒、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的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压迫,军阀才敢专横”(《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主张“中国人自思想、行为、信仰,以至穿衣、吃饭、睡觉之事,几无一不应改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胡適在《易卜生主义》中指出,国民如不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则“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李大钊强调“政本在有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认为唯有从依附、奴性的意识中解脱出来,树立敢于抗争的国民性,则国家的富强才有实现的可能。鲁迅集中而深刻地剖析中国国民性问题,并用文学形象写出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人生”,特别通过阿Q这一典型,画出中国“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既满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揭露国民心理中的奴性,又热情歌颂中国民族的“硬骨头”精神,主张彻底砸烂奴才主义的精神枷锁。五四以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等也参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指出东方文明无非是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的文化,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孝悌、礼教、养心绝欲、和平好让等,无非是宗法社会的表征,从而将道德上的国民性改造置于改造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