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吕氏春秋・览・离俗览原文及翻译,吕氏春秋・览・离俗览原文及翻译

Posted 2022-11-26 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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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览·离俗览原文及翻译

　　览·离俗览

　　作者：吕不韦主编

　　【离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馀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馀，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々乎后之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於是乎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终身不反。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 “异哉后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入於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苍领之渊。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辞曰： “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卞随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务光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诟，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诟我，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於颍水而死。汤又让於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视贵富也，苟可得已，则必不之赖。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牵於，而羞居浊世。惟此四士者之节。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齐、晋相与战，平阿之馀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无孙，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 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平阿之馀子曰： “嘻!”还反战，趋尚及之，遂战而死。叔无孙曰：“吾闻之，君子济人於患，必离其难。”疾驱而从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将众，亦必不北矣;令此处人主之旁，亦必死义矣。今死矣而无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馀子与叔无孙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务求。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缟之冠，丹绩之衤旬。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义】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於国，必利长久。长久之於主，必宜内反於心不惭然後动。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三王之佐不显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过於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於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复於王曰：“臣请死。”王曰： “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後世之为王臣者，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岐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荆之为四十二世矣，尝有干溪、白公之乱矣，尝有郑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时，有士焉曰石渚。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道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反，立於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於是乎伏斧，请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殁头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见先德後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丽姬谓太子曰：“往昔君梦见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丽姬易之。公将尝膳，姬曰：“所由远，请使人尝之。” 尝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诛太子。太子不肯自释，曰：“君非丽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剑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过卫，卫文公无礼焉。过五鹿，如齐，齐桓公死。去齐之曹，曹共公视其骈胁，使袒而捕池鱼。去曹过宋，宋襄公加礼焉。之郑，郑文公不敬，被瞻谏曰：“臣闻贤主不穷穷。今晋公子之从者，皆贤者也。君不礼也，不如杀之。”郑君不听。去郑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缪公入之。晋既定，兴师攻郑，求被瞻。被瞻谓郑君曰：“不若以臣与之。”郑君曰：“此孤之过也。”被瞻曰：“杀臣以免国，臣愿之。”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被瞻据镬而呼曰：“三军之士皆听瞻也：自今以来，无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将烹。”文公谢焉，罢师，归之於郑。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晋患也;行义於郑，而见说於文公也。故义之为利博矣。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 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於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於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胜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虽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於汤而三千馀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阖庐试其民於五湖，剑皆加於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句践试其民於寝宫，民争入水火，死者千馀矣，遽击金而却之。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水。如此三者。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於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後可行。恶乎托?托於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邪!

　　【适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於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有雠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雠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雠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为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於此论，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玺之於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若五种之於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於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焉。颜阖入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乡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雠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狗而弑子阳，极也。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为欲】

　　六曰：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寤兴，务耕疾庸，巽为烦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桀、纣不能离。不能离而国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则若性。性异非性，不可不熟。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圣王托於无敌，故民命敌焉。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争术存，因争;不争之术存，因不争。取争之术而相与争，万国无一。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欲矣。

　　【贵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 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人主有见此论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轻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鲁请比关内侯以听，桓公许之。曹谓鲁庄公曰：“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庄公曰：“何谓也?”曹曰：“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是生而又生也;不听臣之言，国必灭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庄公曰：“请从。”於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皆怀剑至於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曰：“鲁国去境数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钧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鲍叔进。曹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於汶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於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於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贼也。信於仇贼，又况於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以辱为荣，以穷为通，虽失乎前，可谓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举难】

　　八曰：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故君子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馀。不肖者则不然。责人则以义，自责则以人。责人以义责难瞻，难瞻则失亲;自责以人则易为，易为则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焉。此桀、纣、幽、厉之行也。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季孙氏劫公家，孔子欲谕术则见外，於是受养而便说。鲁国以訾。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 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以乐腾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知，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自然而断相，过。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於木。孟尝君问於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与用其雠亦远矣。且师友也者，公可也;戚爱也者，私安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翼之也。”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於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

　　文言文翻译:

　　离俗

　　社会上不足的东西，是理义，有余的东西，是胡作非为。人之常情是，以不足的东西为贵，以有余的东西为贱。所以平民、臣子的品行，应该纯洁清廉，合乎法度，越穷困越感到荣耀，即使死了，天下的人也越发尊崇他们，这是因为社会上这种品行不足啊。然而如果按照理义的标准来衡量，连神农、黄帝都还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不仅仅是舜，汤而已。飞免、要，是古代的骏马，它们的力气尚且有所不足。所以如果用墨绳严格地量取木材，那么房屋就不能建成。

　　舜把带位让给自己的朋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孜孜不倦啊!是个勤劳任力的人。”认为舜的品德尚未完备，于是丈夫背着东西，妻子头顶着东西，领着孩子去海上隐居，离开了舜，终身不再回来。舜又把帝位让给自己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与众不同啊，本来居住在乡野之中，却到尧那里继承了王位。不仅仅是这样就罢了，又想用自己耻辱的行为玷污我，我对此感到羞耻。”因而自己跳到苍领的深渊中。

　　汤将要讨伐桀，去找卞随谋划，卞随谢绝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去找务光谋划，务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务光说：“我不知道。”扬说;“伊尹怎么样?”务光说;“他能奋力做事，忍受耻辱，我不知道他别的情况了。”扬子是就跟伊尹谋划讨伐夏桀，战胜了夏桀。汤把王位让给卞随，卞随谢绝说;“君王您讨伐桀的时候，要跟我谋划，一定是认为我残忍，战胜桀后要把王位让给我，一定是认为我贪婪。我生在乱世，而无道之人两次来污辱我，我不忍心屡次听这样的话。”于是就自己就跳入颖水而死。汤又把王位让给务光，说：“聪明的人谋划它，勇武的人实现它，仁德的人享有它，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您何不居王位呢?我甘愿辅佐您。”务光谢绝说：“废弃君主桀，这是不义的行为，作战杀死人民，这是不仁的行为，别人冒战争的危难，我享受战争的利益，这是不廉洁的行为。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不符合义，就不接受利益，不符合道义的社会，就不踏上它的土地。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就背负石头沉没在募水之中。

　　所以象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这样的人，他们看待天下，就如同天外之物一样，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看待富贵，即使可以得到，也一定不把它当作有利的事。他们节操高尚，品行坚贞，独自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感到快乐，因而外物没有什么可以危害他们。他们不为利益玷污，不受权势牵制，以居于污浊的社会为耻。只有这四位贤士具有这样的节操。

　　至于舜，汤，则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为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把爱和利怍为根本，把为万民作为义的准则。这就如同钓鱼的人一样，鱼有小有大，钓饵与之相应，钓浮有动有静，都要相机而行。

　　齐国、晋国相互怍战，平阿邑的士卒丢失了戟截，得到了矛，后退时，自己很不高兴，对路上的人说：“我丢失了戟，得到了矛，可以回去吗?”路上的人说;“戟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丢失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士卒又往回走，自己心里还是不高兴，遇到高唐邑的守邑大夫叔无孙，就在他的马前说：“今天作战时，我丢失了戡，得到了矛，可以回去码?”叔无孙说：“矛不是戟，戟不是矛，丢失了戟，得到了矛，怎么能交待得了呢?”那个士卒说了声：“嘿!”又返回去作战，跑到战场，还赶上作战，终千战死丁。叔无孙说：“我听说过，君子让人遭受祸患，自己一定要跟他共患难。”急速赶马去追他，也死在战场上没有回来。假使让这两个人统率军队，也必定不会战败逃跑，假使让他们处于君主身边，也必定会为道义而献身。如今他们死了，却没有什么大功劳，这是因为他们职位小的缘故。职位小的人是不考虑大事情的。现在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的士卒与叔无孙那样的人呢?所以君主中那些希望得到廉正之士的人，不可不努力寻求这样的人。

　　齐庄公时，有个士人名叫宾卑聚。他梦见有个强壮的男子，藏着白绢做的帽子，系着红麻线做的帽带，穿着熟绢做的衣服，白色的新鞋，佩带着黑鞘宝剑，走上前来叱责他，用唾沫吐他的脸。他吓醒了，原来只是一个梦。坐了整整一夜，自己很不高兴。第二天，召来他的朋友告诉说。“我年轻时就爱好勇力，年纪六十了，没有遭受过挫折悔辱。现在夜里遭到悔辱，我将寻求这个人的形迹，如期得到还可以，如果得不到我将为此而死。”每天早晨跟他的朋友一起站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过了三天没有得到，回去以后就自刎而死。要说这是应当尽力去做的却未必，虽说如此，但是他的内心不可受辱，这一点还有能超过的吗?

　　高义

　　君子自身的所作所为，举动必须遵循卫的原则，行为必须忠于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不通，但君子认为行得通。行为不忠于义的原则，举动不遵循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得通，但君子认为行不通。这样看来，那么君子的所谓行不通或行得通，就跟世俗不同了。所以有功就接受相应的奖赏，有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如果不该受赏，那么即使赏给自己，也一定谢绝，如果应该受罚，那么即使赦免自己，也不躲避惩罚.用这种原则考虑国家大事，一定会对国家有长远的利益。要对君主有长远的利益，君子一定应该内心反省不感到惭愧然后才行动。

　　孔子谒见齐景公，景公送给他廪丘作为食邑。孔子谢绝了，不肯接受，出来以后对学生们说：“我听说君子有功因而接受俸禄，现在我劝悦景公听从我的主张，景公还没有实行，却要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让学生们赶快套好车，告辞以后就走了。孔子这时是平民，他在鲁国只当过司寇的官，然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难以跟他相提并论，三位帝王的辅佐之臣不比他显赫，这是因为他取舍都不苟且啊!

　　墨子让公上过到越国游说。公上过讲述了墨子的主张，越王很喜欢，对公上过说：“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我愿把过去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三百社的地方封给他老先生，”公上过回去禀报给墨子，墨子说;“你看越王能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吗?”公上过说：“恐怕不能。”墨子说：“不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假如越王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我衡量自己的身体穿衣，估量自己的肚子吃饭，我将处于客居之民的地位，不敢要求做官，假如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即使把整个越国给我，我也用不着它。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我却接受他的国家，选就是拿原则做交易。拿原则做交易，何必到越国去?即使是中原之国也是可以的。”大凡对于人不可不仔细考察。秦国的鄙野之人，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现在墨子可以得到越王的国土，却担心损害了自己的道义，因而谢绝了，这可以说是能保持操行了。秦国的鄙野之人与他相距也太远了。

　　楚国人与吴国人将要作战，楚国军队人少，吴国军队人多。楚国将军子囊说：“我国与吴国人作战，必定失败。让君主的军队失败，让君主的名声受辱，使国家的土地受损失，忠臣不忍心这样做。”没有向楚王禀告就跑回来了。到了郊外，派人向楚王禀告说;“我请求被处死。”楚王说：“将军你跑回来，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啊。现在确实有利，将军你为什么要死呢?”子翼说;“跑回来的如果不加惩处，那么后世当君主将领的人，都会借口作战不利而效法我逃跑。达样，那么楚国最终就会被天下的诸侯挫败。”于是就用剑自杀而死。楚王说：“让我成全他的道义。”就给他做了三寸厚的桐木棺表示惩处，把斧子砧子等刑具放在棺上表示处以死刑。君主的弊病是，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住，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这就是保存住国家与丧失掉国家的情况频繁出现的原因。、岐的扩大，各国的归顺，由此就产生了。楚国成为国家已经四十二代了，曾经有过灵王被迫在干溪自缢而死、白公胜杀死子西子旗攻陷楚都那样的祸乱，曾经有过郑袖、州侯帮楚王行邪僻的事情，可是如今仍然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大概就是因为它经常有象子囊那样的臣子吧!子囊的气节，不只是磨砺一代的臣子啊!

　　楚昭王时，有个贤士名叫石渚。他为人公正无私，昭王让他治理政事。有个在道上杀人的人，石渚去追赶这个人，原来是他父亲。他掉转车子返回来，站在朝廷上说：“杀人的人是我父亲。对父亲施刑法，我不忍心偏袒有罪之人，废弃国家刑法，这不可以。执法有失要受惩处，这是臣子应遵守的道义。”于是就趴伏在刑具上，请求在昭王面前受死。昭王说：“追赶杀人的人没有追上，哪里一定要受惩处呢?你重新担任职务吧。”石渚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不可以叫做孝子，侍奉君主而违法曲断，不可以叫做忠臣。您命令赦免我，这是君主的恩惠，不教废弃刑法，这是臣子的操行。”他不让拿掉刑具，在昭王朝廷上自刎而死。按照公正的刑法，违法必定处死，父亲犯法，自己不忍心处以死刑，君主教免了自己，却不肯接受赦免。石渚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又忠又孝了。

　　上德

　　治理天下和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义。用德用义，不靠赏赐人民就会努力向善，不靠刑罚邪恶就能制止。这是神农、黄帝的政治。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都不能抵御，华山的高大，会稽山的险峻，都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一直到达日月所能照耀刊的地方。他们的道德象天一样覆盖万物，象地一样承载万物，无论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都不藏匿其道德。他们恬淡质朴，处事公正，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和习俗，小民自己却不知道受了教化，这就叫做顺应了人情。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自身隐没了，可是功绩却卓著，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名声却显扬。他们的主张畅通，教化大行。他们给天下人带来利益，可是人民并不能察觉到。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治。

　　三苗不归服，禹请求攻打它，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实行德政三年，三苗就归服了。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通晓了德教的实质，那么孟门、太行山都算不得险峻了。所以说德教的迅速，比用驿车传递命令还快。”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器物摆在后边，这是用来表示先行德教后用武力啊。舜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吧，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精神流传到周代了。

　　晋献公为了丽姬的缘故而疏远了太子。太子申生住在曲沃，公子重耳住在蒲城，公子夷吾住在屈邑。丽姬对太子说：“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姜氏。”太子就祭祀姜氏，并把食品奉献给献公，丽姬用毒食替换了膳食。献公要吃膳食，丽姬说：“膳食从远处进来的，请让人先尝尝。”让人尝，人死了，让狗吃，狗死了。所以要杀死太子。太子不肯为自己申辩，说;“君主如果没有丽姬，睡觉就不安稳，吃饭就不香甜。”于是就用剑自杀了。公子夷吾从屈邑逃到粱国。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离开翟，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经过五鹿，到了齐国，正赶上齐桓公死了.又离开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想看看他紧紧相连的肋骨，就让他脱了衣服去捕池里的鱼。离开曹国，经过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到了郑国，郑文公不尊重他，被瞻劝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永远困厄。现在晋公子随行的人，都是贤德之人。您不以礼相待，不如杀了他。”郑国君主不听从他的劝告。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不敬。离开楚国，到了秦国，秦穆公把他进回晋国。重耳即位以后，发兵攻打郑国，索取被瞻。被瞻对郑国君主说：“不如把我交给晋国。”郑国君主说：“这是我的过错。”被瞻说;“杀死我从而使国家免于灾难，我愿意这样做。”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晋文公要煮死他，被瞻抓住大锅喊遭：“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忠子自己君主的人将被煮死。”文公向他道歉，撤回了军队，让被瞻回到了郑国。被瞻忠于自己的君主，因而君主避免了晋国的祸患;他在郑国按义的原则行事，因而受到了晋文公的喜欢。所以义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楚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能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于是贤德的人，哪里用得若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徐弱说：“象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于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墨家认为不听从自己的钜子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严刑厚赏，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天下国家，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用民

　　大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也不永远不被使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民才可以被使用。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如今对外不可以御敌，对内不可以保国，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很有利，士兵即使很多，有什么益处?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尽了解。

　　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让它们这样的。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糜子就收获糜子，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却要求人民被使用，没有比这更胡涂的了。

　　在禹那个时代，天下有上万个诸侯国，到汤那个时代有三千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啊。人民不受使用，是因为赏罚不能兑现。汤、武王凭惜的是夏朝、商朝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管忡、商鞅也是凭借的齐国、秦国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了这原因，人民就会听凭使用了。使用人民也有纲，一举起纲来，万目都随之张开。成为人民的纲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和厌恶。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希望荣耀利益，厌恶耻辱祸害。耻辱祸害是用来实现惩罚的，荣耀利益是用来实现赏赐的。赏赐惩罚都能实现，那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了。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刺到了肩头，血流遍地，几乎都不能制止人民前进。勾践在寝官着火时检验他的人民，人民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赶紧鸣金才能让人民后退。这是因为赏罚都能兑现。莫邪那样的良剑不因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而改变锋利的程度，勇敢的人靠了它更加灵巧，怯懦的人靠了它更加笨拙，这是由于他们善于使用或不善于使用造成的。

　　夙沙国的人民，自己杀死自己的君主来归附神农。密须国的人民，自己捆上自己的君主来归附周文王。汤、武王不只是能他用自己的人民，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即使小，士兵即使少，功名仍然可以建立。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平定天下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都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啊。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种心思，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根本啊。夏，商、周三代的法则没有别的，就是把信用作为准绳。

　　宋国有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又重新赶路，他的马不肯前进，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这样反复了三次。即使是造父对马村立威严的方法，也不过如此。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却仅仅学到了威严，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威严越多，人民越不被使用。亡国的君主，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也不足以专门依仗。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使用盐，一定要有凭借的东西。用量不适度，就毁坏了所凭借的东西，因而就不可食用了。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凭借什么?凭借爱和利。爱和利的心被人晓喻了，威严才可以施行。威严太过分了，那爱和利的心就会消失。爱和利的心消失了，却只是厉行威严，自身必定遭殃。这就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君主有利有势，能决定官吏的等级。处于决定官吏等级的地位，掌握着利益和权势，君主对这种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的，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达个道理才能做到吧。

　　适威

　　先王役使自己的百姓，就象驾驭好马一样，让马拉着轻载，手里拿着马鞭，马想尽情跑也办不到，所以能达到千里远的地方。善于役使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这样。百姓日夜祈求被使用可是却不能够被使用，如果能够被君主使用，百姓为君主奔走，就象积水从万丈深的溪中决口冲出来，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周书》上说;“百姓，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友好，不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成为仇人。”有很多仇人，就不如没有好。周厉王是天子，他有很多仇人，所以被放逐到彘，灾祸连累到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就断绝了后嗣。现世上的君主，大都想使自己百姓众多，却不知道善待百姓，这只是使仇人增多啊。不善待百姓，就不能得到百姓拥护。得到百姓拥护，必须让百姓从内心里拥护，这就是所说的爱戴了。只占有百姓的躯体不能叫做得到了百姓拥护。舜是平民，却占有了天下。桀是天子，却不得安居其位。这些都是从能否得民心这里产生出来的。得失民心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审察。汤、武王精通达个道理，所以功成名就。

　　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蛀，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象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就象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这是因为他们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实行的准则经过认真审察。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选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

　　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台乎规矩。庄公说：“好。”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来。过了一会儿，颜阖来谒见庄公，庄公说。“你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说：“是的，我遇到了他。他的马一定要累坏。”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庄公召米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颜阖回答说：“前进后退部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刚才我遇到他，他还在无止境地要求自己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

　　所以，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不了解人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频繁地制订教令，而对人们不能掌握却加以责备，屡次下达命令，而对人们不能听从却加以非难，制造巨大的危难，而对人们不敢迎难而上却加以治罪;把任务弄得十分繁重，而对人们不能胜任却加以惩罚。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就会做虚假的事了。做虚假的事，君主知道了，跟着又加以惩处。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礼节繁琐就不庄重，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禁令多了就行不通。桀、纣的禁令不可胜数，所以百姓因此而背叛，他们自己也被杀死，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子阳喜好严厉，每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一定会被杀死，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花纹很长，上下都是弯曲的，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

　　为欲

　　假使人们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使用他们。没有欲望的人，他们看待当天子，跟当奴仆相同，他们看待享有天下，跟没有立锥之地相同，他们看待当个彭祖那样长寿的人，跟当个夭折的孩子相同。天子是最尊贵的了，天下是最富饶的了，彭祖是最长寿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鼓励人们，奴仆是最低贱的了，没有立锥之地是最贫穷的了，夭折的孩子是最短命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禁止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那向北到大夏，向南到北户，向西刮三危，向东到扶桑，人们就都不敢作乱了，迎着闪光的刀，冒着飞来的箭，奔赴水火之中，人们也不敢后退，清早就起身，致力于耕种，受人雇佣，从事繁杂劳昔的耕作，也不敢休息。所以，欲望多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欲望少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没有欲望的人，就不可以使用了。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使用。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不可不审察清楚。

　　善于当君主的人，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言语、风俗，习惯与华夏都不同的蛮夷之国，他们的衣服、帽子、衣带，房屋、住处，车船、器物，声音、颜色、饮食，都与华夏不同，但是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却与华夏是一样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能成就功业，这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桀、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不能背离这种情况而国家遭到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人们的天性。违背了天性可是却还不知道，这是因为沉溺在习俗中了。长期沉弱在习俗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变成自己的习性了。本性与非本性不同，这是不可不认真分辨清楚的。不懂得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的人，怎么能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掉非本性的东西，那么欲望就不会正当了。欲望不正当，用它来治理自身就会夭折，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会亡国。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审察并顺应人们的天性，以便满足人们的欲望，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圣贤的君王执守根本，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执守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圣贤的君主立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所以人们的命运就都依附于他们了。

　　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就相互争夺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就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就不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却相互争夺，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有这样的事。

　　凡是安定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混乱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傲不符合道义的事。强大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弱小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为君主所使用与争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祸和福，天都不能覆盖住，地都不能承载起。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原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原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卫国人听到过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所以人们说的“攻打原国同时得到了卫国”，指的就是这个。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国，以不守信用为代价得到原国，不如不得到。一定要靠诚信来得到：归顺的不仅仅是卫国啊，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了。

　　贵信

　　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诚信了再诚信，谁能不亲附呢?所以《周书》上说：“诚信啊!诚信啊!”这是说如果不诚信，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因此，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那么整个天下就都成为自己的了。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能够控制了。能够控制却不加以利用，仍然会为他人所有，能够控制而又加以利用，才会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全都为自己所用了。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臣子如有知道这个道理的，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了。

　　天的运行不遵循规律，就不能形成岁时;地的运行不遵循规律，草木就不能长大。春天的特征是风，风不能按时到来，花就不能盛开，花不能盛开，那么果实就不能生长。夏天的特征是炎热，炎热不能按时到来，土地就不肥沃，土地不肥沃，那么植物生长成熟的情况就不好.秋天的特征是雨，雨不能按时降下，谷粒就不坚实饱满?谷粒不坚实饱满，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冬天的特征是寒冷，寒冷不能按时到来，地冻得就不坚固，地冻得不坚固，那么就不能冻开裂缝。天地如此之大，四时如此变化，尚且不能以不遵循规律生成万物，更何况人事呢?

　　君臣不诚信，那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昀，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下的就会互相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么就会离散怨恨，不能互相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器物就会粗劣作假，丹和漆等颜料就不纯正。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止，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大概只有诚信吧!诚信了再诚信，诚信重叠于身，就能与天意相通。靠这个来治理人，那么滋润涡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

　　齐桓公攻打鲁国冒。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离鲁国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鲁国请求象齐国的封邑大臣一样服从齐国，桓公答应了。曹对鲁庄公说;“您是愿意死而又死呢，还是愿意生而又生?”庄公说;“你说的是什幺意思呢?”曹说：“您听从我的话，国土必定广大，您自身必定安乐，这就是生而又生，若不听从我的话，国家必定灭亡，您自身必定遭到危险耻辱，这就是死而又死。”庄公说;“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于是第二天将要盟会时，庄公与曹都怀揣着剑到了盟会的土坛上。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剑来指向自己，说：“鲁国都城本来离边境几百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反正也无法生存了。削减领土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让我死在您而前。”管仲、鲍叔要上去，曹手接着剑站在两阶之上说。“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谁都不许上去。”庄公说：“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是用领土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您还是答应了吧!”于是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士为界，跟鲁国订立丁盟约。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管仲说：“不可以。人家只是要劫持您，并不想跟您订立盟约，可是您却不知道，这不能说是聪明，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受人家胁迫，这不能说是勇敢，答应了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算作诚信。不聪明、不勇敢、不诚信，有这三种行为的，不可以建立功名。还给它土地，这样虽说失去了土地，也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用四百里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诚信来，您还是舍算的。”庄公是仇人，曹是敌人，对仇人敌人都讲诚信，更何况对不是仇人敌人的人呢?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而天下能听从，就由此产生出来了。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他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虽说前边有所失，不过可以说后来有所得了。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举难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然很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谋划放逐、杀死君主来诋毁汤、武王，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要求别人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义的标准。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得到满足，容易得到满足就能受别人民拥护，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难做错事行为就严正。所以他们承担天地间的重任还游刃有余。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要求别人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一般的标准。按照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难以满足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自己召致危险，国家召致灭亡。这就是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一尺长的树木必定有节结，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只看重其长处。

　　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孔子想晓之以理，但这样就会被疏远，于是就去接受他的衣食，以便向他进言。鲁国人因此都责备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清澈的水里游动，螭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鱼茌浑浊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现在我往上赶不上龙，往下不象鱼那样，我大概象螭一样吧!”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哪能处处都合乎规则呢?援救溺水之人的人要沾湿衣服，追赶逃跑之人的人要奔跑。

　　魏文侯的弟弟名叫季成，朋友名叫翟璜。文侯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当相，可是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您想立相，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好些就可以了。文侯说：“好。”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好，而他是翟璜举荐的，认为乐腾好，而他是季成举荐的。所以就让季成当了相。凡是言沦被君主听从的人，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季成是弟弟，翟璜是明友，而文侯尚且不能了解，又怎么能够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却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这就措了。李克同答文侯的话也错了。他们虽然都错了，但是就如同金和木一样，金虽然软，但还是此木碣。

　　孟尝君向白圭问道：“魏文侯名声超过了齐桓公，可是功业却赶不上五霸，这是为什幺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选择相的时候说‘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这就是他的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之长。选择时要从众人中挑选。现在选择相却离不开那两个人，这跟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相差太远了。况且以师友为相，是为了公利，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傍晚住往城门外。桓公到郊外迎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很悲伤，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去，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召见他。宁戚见到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第二天又碍见恒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非常高兴，准备任用他。臣子们劝谏说：“这个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是这样。去询问，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人家的小毛病，丢掉人家的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这是因为其主张符合听者心目中的标准。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衡量以后用其所长，这是举荐人才的恰当做法。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家藏宋笺原文及翻译

宋史·庞籍传原文及翻译

东坡题跋之《斗牛图》原文及翻译

聊斋志异·柳氏子原文及翻译

细柳营原文及翻译

吴起列传之《吴起者，卫人也》原文及翻译

项羽本纪原文及翻译

古诗词大全吕氏春秋・览・先识览原文及翻译,吕氏春秋・览・先识览原文及翻译

　　吕氏春秋·览·先识览原文及翻译

　　览·先识览

　　作者：吕不韦主编

　　【先识】

　　一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於城，城从於民，民从於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 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於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 “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得史、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歹聿>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观世】

　　二曰：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馀，服国八百馀，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於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於己。故周公旦曰： “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於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太公钓於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後其智能可尽也。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於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 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犹未邪?”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讥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於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於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乎性命之情也。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瞑士未尝照，故未尝见。瞑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谎。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何以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 ‘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 有於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其身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审於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敢归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於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 妇人曰：“吾无所得。”公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 “何故?”对曰：“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衣乎?”蒙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於户，上盖以杨门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听管仲之言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也。无由接，固却其忠言，而爱其所尊贵也。

　　【悔过】

　　四曰：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公兴师以袭郑，蹇叔谏曰：“不可。臣闻之，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皆以其气之与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灭，去之能速。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图之。”缪公不听也。蹇叔送师於门外而哭曰：“师乎!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蹇叔谓其子曰：“晋若遏师必於淆。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为吾尸女之易。”缪公闻之，使人让蹇叔曰：“寡人兴师，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师也。”蹇叔对曰：“臣不敢哭师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与师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则臣必死矣，是故哭。”师行过周，王孙满要门而窥之，曰： “呜呼!是师必有疵。若无疵，吾不复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国也。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今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师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於周，道遇秦师，曰：“嘻!师所从来者远矣。此必袭郑。”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曰：“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劳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帅对曰：“寡君之无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术也、视也於东边候晋之道，过，是以迷惑，陷入大国之地。”不敢固辞，再拜稽首受之。三帅乃惧而谋曰：“我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备必已盛矣。”还师去之。当是时也，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於襄公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击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见秦师利而因击之，无乃非为人子之道欤!”先轸曰：“不吊吾丧，不忧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击，可大强。臣请击之。”襄公不得已而许之。先轸遏秦师於淆而击之，大败之，获其三帅以归。缪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於众曰： “天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以至於此患。”此缪公非欲败於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则不信。言之不信，师之不反也从此生。故不至之为害大矣。

　　【乐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孔子始用於鲁，鲁人诵之曰：“裘而，投之无戾。而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後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当民之诽訾也，而因弗遂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後安之。夫开善岂易哉!故听无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贤也。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当此时也，论士殆之日几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箧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贤主也，而犹若此，又况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为，而不可与莫为。凡举无易之事，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皆壹於为，则无败事矣。此汤、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践之所以能报其雠也。以小弱皆壹於为而犹若此，又况於以强大乎!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 “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勿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 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於王曰： “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後、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々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止善，贤主以之々也立功。

　　【察微】

　　六曰：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於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於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後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於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宋华元率师应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将战，华元杀羊飨士，羊斟不与焉。明日战，怒谓华元曰：“昨日之事，子为制;今日之事，我为制。”遂驱入於郑师。宋师败绩，华元虏。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战，大机也。飨士而忘其御也，将以此败而为虏，岂不宜哉!故凡战必悉熟偏备，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鲁季氏与氏斗鸡，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归氏之宫，而益其宅。昭伯怒，伤之於昭公，曰：“於襄公之庙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馀尽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怒，不审，乃使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宫。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则吾族也死亡无日矣。” 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为一，昭伯不胜而死。昭公惧，遂出奔齐，卒於干侯。鲁昭听伤而不辩其义，惧以鲁国不胜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与季氏同患也。是不达乎人心也。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於安也?以鲁国恐不胜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恶固相助。权物若此其过也，非独仲、叔氏也，鲁国皆恐。鲁国皆恐，则是与一国为敌也，其得至干侯而卒犹远。

　　【去宥】

　　七曰：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於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於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凡听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虽奋於取少主，何损?所言不善，虽不奋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为之悫，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荆威王学书於沈尹华，昭厘恶之。威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厘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说，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厘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数怒人主，以为奸人除路，奸路以除，而恶壅却，岂不难哉?夫激矢则远，激水则旱，激主则悖，悖则无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而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 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正名】

　　八曰：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贤用，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邪?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 “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如卫。齐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尝以此霸矣，管仲之辩名实审也。

　　文言文翻译:

　　先识

　　凡是国家濒于灭亡的时候，有道之人一定会事先离开，古今都是一样的。土地的归属取决于城邑的归属，城邑的归属取决于人民的归属，人民的归属取决于贤人的归属。所以，贤明的君主得到贤人辅倥，人民自然就得到了，得到人民，城邑自然就得到了，得到城邑，土地自然就得到了。土地的获得难道一定要亲自巡视那里，一定要亲自劝说那里的人民吗?只要得到根本就够了。

　　夏朝的太史令终古拿出法典，抱着哭泣。夏桀执迷不悟，暴虐荒淫更加厉害。终古于是出逃投奔商。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说：“夏王无道，残害百姓.逼迫父兄，侮辱功臣，轻慢贤人，抛弃礼义，听信谗言。众人都怨恨他，他的掌管法典的臣子已自行归顺了商。”

　　殷商的内史向挚，看到纣壬越来越淫乱昏惑，于是用车载着殷商法典出逃投奔周。武王非常高兴，把这事告诉诸侯说：“商王昏乱至极，溺干饮酒作乐，躲避疏远箕子，亲近妇女和小人，妲己参与致事，赏罚没有准则，不依法度行事，残杀了三个无辜的人，人民大为不服。他的掌管法典的臣子已出逃刊周的国都。”

　　晋国的太史屠黍，看到晋国混乱，晋国君主骄横而没有德义，于是带着晋国的法典归顺周国。周威公接见他时问道：“天下的诸侯国哪个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回答说：“我前一段在晋国的时候，不敢直言劝谏，我拿天象的异常，日月星辰的运行多不合度度的反常现象启示晋君，他说：‘这些又能怎么样?’我又拿人事的处理大多不符合道义，百姓都烦闷怨恨的情况启示他，他说：‘这些又能有什么妨害?，我又拿邻国不归服，贤人得不到举用的情况启示他，他说：‘这些又能有什么危害?’象这样，就是不了解所以灭亡的原因啊。所以我说晋国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接见屠黍，问他说：“哪一国接着要灭亡?”屠黍回答说;“中山国接着要灭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回答说：“上天生下人来就让男女有别。男女有别，这是人伦大义，是人与禽兽麇鹿不周的地方，是君臣上下所以确立的基础。中山国的习俗，以日为夜，夜以继日，男女耳鬓厮磨，互相偎依，没有停止的时候，纵情安逸享乐，歌唱喜好悲声，对这种习俗，中山国的君主不知厌恶，这是亡国的风俗啊，所以我说中山国接着要灭亡。”过了两年，中山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接见屠黍，问说。“哪一国接着要灭亡?”屠黍不回答。威公坚持问他，他回答说：“接着要灭亡的是您。”威公这才害怕了，访求国中德高望重的人，得到义莳、田邑，对他们以礼相待，得到史磷，赵骈，让他们作谏官，废除了苛刻的法令三十九条。成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屠黍，屠黍回答说：“这大概可以保您一生平安吧!”又说：“我听说过，国家将若盛的时候，上天给它降下贤人和敢于直言相谏的人，国家将灭亡的时候，上天给它降下乱臣贼子和善于阿谀诌媚的人。”威公死了，暂殡九个月不得安葬，周国于是分裂为两个小国。所以有道之人的话，不可以不重视啊。

　　周鼎上铸上饕餮纹，有头没有身子，吃人来及下咽，祸害已连累自身，这是表明恶有恶报啊。做不善的事也是这样。

　　白圭到中山国，中山国的君主想要留下他，白圭坚决谢绝，乘车离开了。又到了齐国，齐国君主想耍留他做官，他又谢绝，离开了齐国。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两个国家都将要灭亡。我听说有‘五尽’，什么叫‘五尽’?就是：没有人信任他，那么信义就丧尽了，没有人赞誉他，那幺名声就丧尽丁没有人喜爱他，那么亲人就丧尽了，行路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吃的，那么财物就丧尽了;不能任用人，女不能发挥自已的作用，那么功业就丧尽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必定灭亡，无可幸免。中山、齐国都正符合这五种情况。”假如让中山的君主和齐国的君主闻知“五尽”，并改正自己的恶行，那就一定不会灭亡了。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听到这些话，即使听到了又不相信。这样看来，君主需要努力做的，在善于听取意见罢了。中山五次割让土地给赵国，齐滑王率领全部军队在济水一带抵御以燕国为首的五国军队，都没有什么益处，都没有逃脱国亡身死的下场。这是由于他们抛弃了那些能使国家生存的东西，而为自己准备下了灭亡的条件。

　　观世

　　天下虽然有有道之士，但本来就很少。如果方圆千里有一个士，那就很多了，可以称得上是肩靠着肩了，如果几代出一个圣人，那就不少了，可以称得上是脚挨着脚了。士和圣人的出现，竟这样的困难，可是国家的安定却一定得依靠他们，象这样，国家安定的局面怎么能到来?即使幸或有贤人。也未必被人知道。有贤人而不被人知晓，那就跟没有贤人一样。这就是安定的世道之所以很短、而混乱的世道之所以很长的原因啊。所以成就王业的人没有出现四位，称霸诸侯的人没有出现六位，被灭亡的国家一个连着一个，被囚禁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得到士就没有这样的祸患了。这就是周朝所封的四百多个诸侯、归服的八百多个国家如今没有再存在的原因。即便有存在的，也都曾经灭亡过。贤明的君主知道情况是这样，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以保自己终身平安。比如说登山，登山的人，登到的地方已经很高了，向左右看，高峻的山还在上边呢。贤人和人相处与此相似。自己已经很贤明了，品行已经很高尚了，向左右看，还尽是超过自己的人。所以周公旦说：“不如我的人，我不跟他在一起，这是牵累我的人，跟我一样的人，我不跟他在一起，这是对我没有益处的人。”只有贤人一定跟超过自己的人在一起。跟贤人在一起是能够办到的，那就是以礼对待他们。

　　君主贤明，世道安定，贤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肖，世道混乱，贤人就在下位，而奸佞小人受到提拔重用。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废黜，世道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严重的了。没有天子，强大的就胜过弱小的，人多势众的就欺凌势孤力单的，用军队互相残杀，无法止息。如今的世道就正是这样。所以想要访求有道之士，就应该到江海之滨，山谷之中，僻远幽静之处去访求，这样做就有幸或许能得到他们。太公望在滋泉边钓鱼，是因为正遭逢纣当政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文王只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纣是天子。然而天子失去了太公，而诸侯却得到了太公，这是因为文王了解太公，而纣不了解太公啊。平民百姓，无须了解就可以役健他们，无须礼遇就可以命令他们。至于有道之士，一定要礼遇他们，一定要了解他们，然后才可以让他们把智慧才能全都献出来。

　　晏子到晋国去，看见一个反穿皮衣背着草的人正在路边休息。晏子认为这个人是个君子，就派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到了这里?”那个人回答说：“我给齐人为奴，名叫越石父。”晏子听了以后说：“噢!”立刻解下车左边的马把这个人赎了出来，跟他一起乘车回去。到了馆舍，晏子不向他告辞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派人回答他说：“我不曾跟你交朋友啊。现在我从患难中把你解救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越石父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而前可以忍受屈辱，在已经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就要挺胸做人。因此，我要跟您绝交。”晏子于是出来见他说;“刚才只是看到客人的容貌罢了，现在才看到客人的心志。我听说考察人的实际的人不留意人的名声，观察人的行为的人不考虑人的言辞。我可阻向您谢罪而不被拒绝吗?”越石父说：“先生您上礼对待我，我怎敢恭敬从命。”晏子于是把他待为上宾。世俗之人有功劳就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就骄做。现在晏子有从困境中解教人的功劳，却反而对被救的人很谦卑，他超出世俗已经相当远了。述就是保全功劳的方法啊。

　　列子很贫困，脸上现出饥饿的气色。有个宾客把这种情况告诉给郑相子阳，说：“列御寇是个有道之士，居住在您的国家却很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士吧?”子阳让官吏送给列子几百石粮食。列子出来会见使者，拜而又拜，谢绝了。使者离开了，列子进了门，他的妻早怨恨地捶着胸脯说;“听说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乐。如今妻子儿女已经面有饥色，相国派人探望并给先生您送来吃的，先生您又不接受。我们岂不是命中注定要受贫困吗?”列子笑着对她说：“相国自己并不了解我，是因为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粮食，过不了多久，同样又将会因为别人的话治我的罪。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结果人民果然发难，杀死了子阳。接受了人家的供养，却不为他遭难而去死，就是不义，为他遭难而去死，就是为无道之人而死。为无道之人而死，就是悖逆。列子免除不义、避开悖逆，岂不是很远吗?正当他有饥寒之苦的时候，尚且不肯随随便便地接受别人的馈赠，这是因为事先预见到了事情的发展变化。事先预见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通晓性命的真情了。

　　知接

　　人的眼睛，因为明亮才能看见东西，失明就看不见，看见或看不见，眼睛是相同的，但接触外物时，或明亮、或失明却是不同的。失明的人眼睛未曾明亮过，所以从未看见过。失明的人眼睛无法与外物接触，无法与外物接触却说看见了，这是欺骗。智力也是达样。人们的智力达到或达不到，凭借的条件是相同的，但接触外物时，或聪明、或愚笨却是不同的。聪明的人，他们的智力能达到很远，愚笨的人，他们的智力所及范圈很近。智力所及很近的人，却告诉他长远的变化趋势，怎么能理解?对于无法理解的人，游说的人即使善辩，也无法让他明白了。有个戎人看到一个晒布的，就问他说;“用什么东西织得这样长大呢?”那个人指着麻让戎人看。戎人生气地说，“哪里有这样乱纷纷的东西可以织得这样长大呢!”所以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聪明之士，也不是没有贤德之人，而是因为亡国的君主智力不及，无法接触他们的缘故啊。无法接触他们所带来的祸患是自以为聪明，这样智力势必达不到。如果智力达不到却又自以为聪明，这是胡涂。象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君主就无法安定了。如果君主智力达不到，而自知智力不及，那样就不会有灭亡的国家，不会有处于险境的君主了。

　　管仲生了重病，桓公去探望他，说：“仲父您的病很严重了，您有什么话教诲我呢?”管仲说;“齐国的鄙野之人有句谚语说;‘家居的人不用准备外出时车上装载的东西，行路的人不用准备家居时需要埋藏的东西。’我将要永远地走了，哪还值得询问?”桓公说：”希望仲父您不要推辞。”管仲回答说：“希望您疏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不惜煮了自己的儿子以满足我的口味，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啊，他连自己的儿子都狠心煮死了，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又说;“竖刀自己阉割了自己以便接近侍奉我，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身体啊，他连自身都狠心阉割了，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明察死生，能驱除鬼降给人的疾病，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鬼降给人的疾病是由于精神失守引起的。您不听凭天命，守住根本，却倚仗常之巫，他将借此无所不为了。”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了，他的父亲死了，他都不敢回去哭丧，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啊，他连自己的父亲都那样狠心对待，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说：“好吧。”管仲死了，桓公把易牙等人全部驱遂了。桓公吃饭不香甜，后宫不安定，鬼病四起，朝政混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也太过分了吧!谁说仲父的话都得听从呢!”于是又把易牙等人都召了回来。第二年，桓公病了，常之巫从官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进去，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宫内，到了桓公那里。桓公说：“我想吃饭。”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饭。”桓公又说：“我想喝水。”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水。”桓公说：“这是为什么?”妇人回答说。“常之巫从官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进来，所以没有地方能弄饭和水。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社的土地和人口投降了卫国。”桓公慨然叹息，流着泪说：“唉!圣人所预见到的，难道不是很远吗?如果死者有知，我将有什么脸去见仲父呢?”于是用衣袖蒙住脸，死在寿官。尸虫爬出门外，尸体上盖着杨门的门扇，过了三个月不能停柩，过了九个月不能下葬。这是因为桓公不能始终听从管忡的话啊。桓公不是轻视灾难、厌恶管仲，而是智力不及，无法知道管仲的话是对的。正因为无法知道，所以不采纳管仲的忠言，反而亲近自己所宠信的那几个小人。

　　悔过

　　洞深八尺，那么人的手臂就不能探到底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手达不到的缘故。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力达不到，游说的人即使善辩，阐发的道理即使精微，也不能使他体会到。所以箕子被商纣囚禁，范蠡飘泊于三江五湖。

　　从前，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蹇叔劝阻说：“不可以。我听说过，偷袭他国城邑，用战车不能超过百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都是凭着士兵士气旺盛和力量强盛时到达，因此进攻敌人能够消灭他们，撤离战场能够迅速离去。现在行军几千里，又要穿越其他诸侯国的领土去时袭他国，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呢!您还是仔细慎重地考虑考虑吧。”穆公不听从他的意见。蹇叔送军队出征送到城门外，哭着说;“将士们啊，我看到你们出去却看不到你们回来啦!”蹇叔的两个儿子申和视跟军队一起出征。蹇叔对他的儿子们说：“晋国如果阻击我军，一定在崤山。你们战死的话，不死在南山边，就一定要死在北山边，以便我给你们收尸时容易识别。”穆公听说了这件事，派人责备蹇叔说：“我发兵出征，还不知道胜负如何。现在你却哭着送行，这是给我的军队哭丧啊。”蹇叔回答说：“我不敢给军队哭丧啊。我老了，有两个儿子都和军队一起出征。等到军队回来的时候，不是他们战死，就一定是我死了，因此我才哭。”

　　秦军出征经过周的都城，王孙满美好城门上了闩，从门缝里观看秦军，说：“哎呀，这支军队必遭挫折。如果它不遭挫折，以后我就不再议论‘道’了。秦国非他国可比，它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它的军队经过天子的都城，应该收藏起铠甲兵器，战车上驭者左右的甲士都应下车，以此表示向天子行礼。现在这支军队服装上下一色，兵车上建置混乱，左边的将士不凭轼致敬，右边的骖乘跃上车的有五百辆。这些人力气固然是很大了，然而缺少礼仪，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遭挫折?”秦军过了周的都城向东行进。

　　郑国商人弦高、奚施西行到周的都城去做买卖，在路上遇到秦国军队，弦高说;“啊!这支军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一定是去偷袭郑国。”于是立即让奚施回郑国报告，自己就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云慰劳秦军。弦高说：“我们国君本来很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了。贵军没有来，我们国君和士兵私下替贵军担忧，每天都为此而心情不愉快，惟恐责军士兵赢弱疲困，干粮缺乏。怎么这么久才到啊!我们国君派我用壁犒劳贵军，并献给贵军十二头牛作为膳食。”秦军三个主帅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没有合适的人可派遣，派了他的三个臣子丙、术、视到东方察看晋国的道路。没想走过了头，因此迷了路，误人贵国境内。”不敢执意不收，拜而又拜，叩头于地，接受了犒劳的东西。秦军的三个主帅很担心，商议说;“我们行军几千里，多次穿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去偷袭人家，还没到，人家就已经先知道了，这样看来，他们的准备一定已经很充分了。”于是回师离开了郑国。

　　在这时，正赶上晋文公去世.还没有安葬。先轸对襄公说：“秦军不可不袭击，我情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说：“先君去世，尸体还在堂上，看到秦军有利可图就去袭击它，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该遵循的原则吧!”先轸说：“秦国对我们的丧事不表示慰问，对我们的哀痛不表示忧伤，这是忘掉了我们的先君，欺侮您年幼。他们这样无情无义，我们去袭击它，可以使晋国大大强盛。我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不得已才答应了他。先轸在崤山截住并攻击秦军，把它打得大败，俘获了秦军的三个主帅而回。

　　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身穿丧服，到宗庙里哭告祖先，向众人说道;“上天不帮助秦国，才让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谏，以至遭到这样的祸患。”这并不是穆公想在崤山被打败，而是因为智力达不到啊。智力达不到就不相信蹇叔的话。不相信蹇叔的话，结果导致了秦军全军覆没。所以，智力达不到带来的危害真是太大。

　　乐成

　　最大的智慧不显现，担当大事的人成就较晚，最优美的乐音听来无声。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国人怨恨地唱道：“穿着鹿皮衣又穿蔽膝，抛弃他没关系。穿着蔽膝又穿鹿皮裘，抛弃他没罪尤。”被任用三年之后，鲁国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遭路左边行走，遗失了的财物，没有人拾取。大智的运用，本来就难以让人知晓啊。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

　　假使郑简公、鲁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孔子了，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孔子也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不只是不能施展才能，即使被治罪，人民也会赞同的。如今世上都称赞简公，哀公贤明，称赞子产、孔子有才能。这两位君主，很懂得任用人啊。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愚民之言，任何事都办不好。事业之所以成功，全在于君主贤明啊。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无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一般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让他去做，又不能让他中途不改。君主凡是去做中途不改变的事情，思想意志、视听行动无不认为正确，臣下谁还敢认为不对而横加怀疑呢?君臣都专心去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汤，武王之所以在灭亡夏、商中大立功业，勾践之所以能够报仇的原因。只要君臣全都专心去做，凭仗弱小的国家尚且能如此，更何况凭仗强大的国家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第二天，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做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壬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假使人民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就没有任用贤人的必要了，贤主忠臣，如果不能教导愚蠢鄙陋的人，那么名声就不能流传到后世，政绩也不能对当代有利了。史起不是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他明知要遭到民众的怨恨，却还要治理漳水，是因为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大概一定是由于众人的吵吵闹闹吧!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在众人的吵吵闹闹之中，不可不加以研究体会。一般的君主以为众人的吵吵闹闹就停止了行善，贤明的君主却在众人的吵吵闹捅之中建立起功业。

　　察微

　　假设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象高山和漂谷，象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社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了。然而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尽管如此，尚且有管叔、蔡衩的叛乱事件和东夷八国不听王命的阴谋。所以治乱存亡，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象秋毫那样，能够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过失了。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在其它诸侯国给人当奴仆，有能赎出他们的，可以从国库中支取金钱。子贡从其它诸侯国赎出了做奴仆的鲁国人，回来却推辞，不支取金外。扎予说：“端木赐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支取金钱，对品行并没有损害，不支取金钱，就不会有人再赎人了。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个人用牛来酬谢他，子路收下了牛。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救溺水的人了。”孔子能从细小处看到结果，这是由于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得远啊。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一起在边境上采桑叶，嬉戏时，吴国的姑娘伤了卑粱的蛄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应答很不恭敬，卑梁人很恼怒，杀死了那个吴国人就走了。吴国人去报复，把那个楚国人全家都杀死了。卑粱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竟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去攻打吴国人，连老弱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事以后大怒，派人率兵侵犯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克楚国边邑，把它夷为平地，然后才离开。吴国，楚国因此展开大战。吴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跟楚国军队交战，把楚军打得大殴，俘虏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夏啮。又接着攻打郢，得到了楚乎王的夫人，把她带回吴国。这实际上还是鸡父之战的继续。凡是要守住国家，最上等的是洞察事情的开端，其次是预见到事情的结局，再次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了解它。这三样都做不到，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上说：“高却不倾危，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尊贵，满却不外溢，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富足。富贵不离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使人民和谐。”楚国恰恰不能做到这些。

　　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攻打宋同。宋国的华元率领军队在大军迎敌，羊斟给他怍驭手。第二天将要作战，华元杀了羊宴享甲士，羊斟却不在宴享的人中。第二天作战的时候，羊斟愤怒地对华元说：“昨天宴享的事由你掌握，今天驾车的事该由我掌握了。”于是把车一直赶进郑国军队里。宋国军队大败，华元被俘。弩牙相差一个米粒就不能发射。战争正象一个大的弩牙。宴享甲士却忘了自己的驭手，将帅因此战败被俘，难道不是麻该的吗?所以，凡作战一定要熟悉全部情况，做好全面准备，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作战。

　　鲁国的季氏与氏斗鸡，氏给他的鸡披上甲，季氏给鸡套上金属爪。季氏的鸡没有斗胜，季平子很生气，于是侵占氏的房屋，扩大自己的住宅。昭伯非常恼怒，就在昭公面前诋毁季氏说：“在襄公之庙举行大祭的时候，舞蹈的人仅有十六人而已，其余的人都到季氏家去跳舞了。季氏家舞蹈人数超过规格，他日无君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杀掉他，一定会危害国家。”昭公大怒，不加详察，就派昭伯率辆军队去攻打季氏，攻入了他的庭院。仲孙氏、叔孙氏彼此商量说：“如果没有了季氏。那我们家接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于是发兵前往救助，攻破院墙的西北角进人庭院，三家合兵一处，昭伯不能取胜而被杀死。昭公害怕了，于是逃亡型齐国，后来死在干侯。鲁昭公听信诋毁季氏的话，却不分辨是否合乎道理，他只害怕凭着鲁国不能胜过季氏，却不知道仲孙氏，叔孙氏也很恐惧，他们与季孙氏是患难与共的。这是由于不了解人心啊。不了解人心，地位即便尊贵，对安全又有什么益处呢?凭借鲁国尚且害怕不能胜过一个季氏，更何况三个季氏呢?他们都厌恶昭公，本来就舍互相救助。昭公权衡事情错误到如此地步，不只是仲孙氏、叔孙氏，整个鲁国都会感到恐惧。整个鲁国都感到恐惧，这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了。昭公与整个国家为敌，在国内就该被杀，今得以死在干侯，还算有幸死得远了呢!

　　去宥

　　东方墨家学派的谢子，将要到西方去见秦惠王。惠王向秦国墨家学派的唐姑果打听谢子的情况。唐姑果担心秦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就回答说：“谢子是东方能言善辩的人，他的为人很狡诈，他这次来，将竭力游说，以取得太子的欢心。”秦王于是心怀愤怒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了，劝说秦王，秦王不听从他的意见。谢子很不高兴，于是就告辞走了。凡听人议论是为了听取好的意见，所说的意见如果好，即便是竭力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损害?所说的意见如果不好，即便不是要竭力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益处?不因为他的意见好认为他诚实，而只是困为他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就认为他悖逆，惠王丧失了所以耍听取意见的目的了。象这样动用心思，会见宾客目即使很劳苦，耳朵眼睛即使非常疲惫，还是得不到宾客言谈的要旨。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够干邪僻之事的原因，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用人装扮成鬼、加罪杀戮无辜之人，以致群臣骚乱、国家几乎危亡的原因。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身体越来越衰弱，可是智慧越来越旺盛。现在惠王已到了老年，难道身体和智慧都衰竭了吗?

　　楚威王向沈尹华学习文献典藉，昭厘对此很忌恨。威王喜好法制，有个帮助制定法令的中谢官替昭厘对威王说：“国人都说：‘王是沈尹华的弟子。’”威王很不高兴，于是就疏远了沈尹华。中谢官是地位卑贱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威王不能听到先王治国之道，使那些研习、精通古代文猷典籍的人不得重用，让昭整得以实现自己的阴谋。所以，对地位卑贱的人所说的话不可不明察啊。他们多次激怒人主，借此替奸人扫清仕进之路。奸人的仕进之路扫清了，却又厌恶贤人的仕进之路被阻塞，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奋力向后引箭，箭就射得远，阻遏水流，水势就猛，激怒君主，君主就会悖谬，君主悖谬就没有君子辅佐了。不可激怒的，大概只有心中早有准则的君主吧。

　　有个人与别人为邻，家中有棵干枯的梧桐树，与他为邻的一位老者说之棵捂桐不好，他立刻就把它伐了。那位老者于是要那棵梧桐树，想拿去当柴烧。他不高兴地说：“这个邻居竞这样地险诈啊，怎么可以跟他作邻居呢?”这是有所蔽塞啊。要那棵梧桐把它作柴烧，或是不要，这些都不能作为怀疑梧桐树好还是不好的依据。

　　齐国有个一心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晨，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到了卖金子的人那里，看见人拿着金子，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吏役把他抓住捆了起来，问他说;“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真是蔽塞到极点了。

　　有所蔽塞的人，本来就把白天当成黑夜，把白当成黑，把尧当成桀。蔽塞的害处真也太大了。亡国的君主大概都是蔽塞到极点了吧。所以，凡是人一定要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然后才能知道事物的全貌，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就能保全自身了。

　　正名

　　名分合宜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就会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错。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出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符造成的。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只不过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只不过是邪僻之吉，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只不过是悖逆之事。这就是形名异实、名实不符。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象这样，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还等什么呢?

　　齐王就是这样。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人才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王无话回答。这就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卓齿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任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安排仇人吗?

　　尹文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没有话来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根孝顺，侍奉君主很忠诚，结交朋友棍守信用，住在乡里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不能得到。”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将让他作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作臣子了。”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以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象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地象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能没有理由，请允许我说一说理由。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奠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本该作臣子的，您却不让他作臣子，等于是惩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过而您却惩罚他啊。”齐王无话回答。君王的议论都象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急，逃到谷邑，又到了卫国。齐圄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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