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及翻译

Posted 2022-11-26 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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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及翻译

　　正纬

　　作者：刘勰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晰，而《钩》、《谶》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

　　原夫图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若乃羲农轩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赞曰∶

　　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

　　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采其雕蔚。

　　文言文翻译:

　　《正纬》是《文心雕龙》的第四篇。“纬”是一种假托经义以宣扬符瑞的迷信著作。本篇主要论证兴于西汉末而盛于东汉的纬书与经书无关。儒家思想经汉儒用阴阳五行加以神化之后，到东汉末年便威信扫地了。刘勰为了“征圣”、“宗经”，特写这篇，说明纬书是伪造的。

　　本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古代圣人讲河图、洛书是取法自然之道。第二部分列举四条理由证明后世托名孔子的纬书是假的。第三部分讲汉儒伪托孔子编造种种谶纬的恶果是搅乱了经书，“乖道谬典”，因此遭到桓谭等人的驳斥。第四部分讲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本篇和文学关系不大，但在学术思想上，刘勰在桓谭等人之后对谶纬的荒谬作一系统的总结，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儒家思想的神化，刘勰是反对的，但凡是儒家经典中讲过的东西，如河图、洛书等唯心主义的传说，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相信。这是他盲目征圣、宗经思想带来的局限。

　　(一)

　　根据自然之道可以阐明深奥的事理，使不明显的自然法则明显起来。马龙献出河图就产生了《易经》，神龟献出洛书就产生了《洪范》。《周易·系辞》中所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历时久远，有关记载很不清楚，容易产生不实的假托;因此，真的虽然存在，假的也据此而出现了。

　　(二)

　　儒家六经光彩鲜明，而纬书却十分烦琐;《孝经》、《论语》等已讲的很明晰了，而解说《孝经》、《论语》的谶纬却讲得十分杂乱。根据经书来检验纬书，有四点证明纬书是伪托的：用纬书来配经书，正和织布一样，必须丝或麻的经线纬线分别配合，才能织成布或帛。现在经书是正常的，纬书却很奇特，二者相背千里。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一点。经书明显，那是因为用世事来进行教育;纬书不明显，那是因为用神妙的现象来说明。那末，前者的文字篇幅必然要多些，后者的文字篇幅应该少些。但现在却是纬书多于经书，神妙的道理讲得更为繁多。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二点。要有上天所降的旨意，才能说是“符谶”，可是有人说八十一篇谶纬，全是孔子所作，但纬书中又说唐尧时出现了绿图，周文王时出现了丹书。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三点。在商周以前，符命占验已大量出现了;但经书是在春秋末年才齐全的。如果是先有纬书而后有经书，这就违背了经纬相织的正常规律。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四点。伪托的纬书既然违背经书，则经书与纬书的意义不同就很明显了。经书已满可成为后世的准则了，何须纬书参预呢!

　　(三)

　　河图、洛书的出现，是由于上天有美好的旨意，用以预兆圣贤，而不是为了配合经书。所以，孔子在世时没有再出现河图，他就有所叹惋;如果祥瑞可以随意编造，那就用不着叹气了。从前，周康王曾经把河图等陈列在东厢，可见前人对上天所降瑞应，曾当做珍宝而历代相传。孔子的编撰，不过对这些古来相传的事加以叙录而已。于是，那些方技术士，便用诡诈的方法来牵强附和：有的讲历象占卜，有的预言灾难变异;还有鸟的叫声好像人语，虫子吃树叶形成文字等等，各种各样谶纬之说的发展蔓延，都一定要假托孔子。经过汉代学者研究核实，认为纬书的伪托是从西汉哀帝、平帝时才开始的。河图、洛书本是古代帝王珍藏的秘宝，从此被伪造的纬书搅乱了。到东汉光武帝时，更加深信谶纬，学习的人，争先恐后，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刘辅混杂一些纬书上的说法来论述经书，曹褒挑选一些谶书中的意见来制定礼制，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已发展到相当严重了。所以，桓谭痛恨谶纬的虚伪，尹敏嘲笑谶纬的不实，张衡揭发谶纬的谬误，荀悦辨明谶纬是假托。这四位先贤的学识都广博精通，他们的论证已很精确了。

　　(四)

　　至于伏牺、神农、轩辕、少等最早的传说，山水和音乐灵应的会合，白鱼跳到周武王的船上，周武王的屋上火变为赤色的乌鸟，以及深山出现黄银和紫玉等祥瑞，这些内容广泛，事迹奇特，而又辞采丰富，它们对经书虽然没有什么好处，对文章的写作却有一定帮助。所以后来作者，常常采用其中一些精采的描写。张衡担心纬书迷惑人们的学习，曾奏请汉帝下令禁绝;荀悦则为其中搀杂一些真的而惋惜，所以他不同意完全烧毁。因为前人用纬书来配合经书，所以有必要详加论述。

　　(五)

　　总之，光荣的黄河，温暖的洛水，孕育了河图、洛书。这种神圣的珍宝包藏着巨大的用途，它的内容深刻而文辞可贵。可是经过两汉，由于大量的纬书出现而搅乱了经书。在文学创作上，剔除其中的虚假诡诈部分，还可吸取一些有用的辞采。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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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比兴原文及翻译

　　比兴

　　作者：刘勰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赞曰∶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

　　文言文翻译: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专论比、兴两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是我国古代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只讲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两法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对比、兴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刘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对比、兴传统方法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刘勰自己对比、兴的理解：比是比附，是按照事物的相似处来说明事理;兴即兴起，是根据事物的隐微处来寄托感情。这基本上是对汉人解说的总结。刘勰又说：“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托)讽。”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刘勰论比、兴的重要发展。第二部分从《诗经》、《楚辞》中举出一些实例，进一步说明比、兴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以及汉魏以来多用比而少用兴的变化情况。因为汉晋期间用比的方法更为频繁，所以，第三部分专论比的运用。刘勰用大量例证说明，比可以用来比声、比貌、比心、比事等;总的要求是“以切至为贵”。汉魏以来“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在文学创作中也取得了“惊听回视”等艺术效果，但刘勰对忽视兴的倾向是不满的，所以说这是“习小而弃大”。

　　刘勰对比、兴两法的运用，提出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在全面观察了事物的基础上“拟容取心”。比拟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应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写上，而必须提取其精神实质;也就是说，要通过能表达实质意义的形貌，来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斥言”、“托讽”，以小喻大。

　　(一)

　　《诗经》里边的作品，体大思精;其中包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毛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出“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感，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种表现方法。

　　(二)

　　试看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兴”;《召南·鹊巢》所说的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兴”。既然有取于贞静，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同样，既然取其雌雄有别，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鸟。这些诗句虽然明确，但表达得不够明显，所以还有待于注解来发挥。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写事物来比附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例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以金和锡来比喻美德，《大雅·卷阿》以名贵的玉器来比喻贤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大雅·荡》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邶风·柏舟》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还有《曹风·蜉蝣》说，“麻衣洁白如雪”;《郑风·大叔于田》说，“驾在车两旁的马，走起来像舞蹈一般”：这些也都是“比”一类的。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屈原却忠君爱国，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而写作《离骚》，其中讽刺是兼用“比”、“兴”两种方法的。汉代文风虽盛，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所以《诗经》讽刺的传统中断，而“兴”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这时赋和颂很兴盛，“比”的运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

　　(三)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没有一定：或者比声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物。宋玉《高唐赋》说：“风吹细枝，发出悲声，好像吹竽似的。”这是比声音的例子。枚乘《菟园赋》说：“众鸟飞得极快，好像白云中几点尘埃。”这是比形貌的例子。贾谊《鸟赋》说：“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王褒《洞箫赋》说：“箫声柔婉润泽，好像慈父抚育儿子似的。”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子。马融《长笛赋》说：“音节繁多而连续，好像范雎、蔡泽的游说。”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子。张衡《南都赋》说：“开始了郑国的舞蹈，好像剥茧抽丝似的。”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诸如此类，辞赋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兴”;他们习惯于次要的，而抛弃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扬雄、班固诸人，以及曹植、刘桢以后的作家们，描写山水云霞，无不运用“比”的方法来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写得动人，主要依靠这种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萤火赋》说：“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张翰《杂诗》说：“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毛。”这也是“比”的方法。这类例子虽多，总以十分切合为佳。如果把天鹅刻划成家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四)

　　总之，《诗经》的作者运用“比”、“兴”方法，是对事物进行了全面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比拟的事物，虽像胡越两地相距极远，但应使它们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比拟事物的外貌，要摄取其精神实质，这是写作中必须努力争取的。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写进诗篇，就汇合成滔滔奔流的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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