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奏启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奏启原文及翻译

Posted 2022-11-26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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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

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奏启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奏启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奏启原文及翻译

　　奏启

　　作者：刘勰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

　　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文言文翻译:

　　《奏启》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三篇，以“奏”为主，论述“奏”、“启”两种文体。

　　本篇分“奏”、“启”两大部分。刘勰把“奏”分为两类来论述：第一段讲一般的奏文，有三个内容：一是“奏”的起源及其含意，二是秦、汉以来奏文写作的发展情况，三是写作奏文的基本要领。第二段专论“弹劾之奏”，有三个内容：一是弹奏和官职的关系，二是评论汉、晋期间的几家奏文，三是论述写弹奏的不良倾向，提出正确的写作态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论“启”，兼及“谠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启有关的名目。

　　奏、启和前一篇所论章、表，后一篇所论议、对一样，都是帝制时期臣下对帝王的政治性文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大的。除了对研究古代文体略有参考意义外，其中论及的某些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思想还很值得注意。如刘勰特别重视弹劾官吏的奏文，对它进行了单独论述，大力强调弹奏的严峻有力，“不畏强御”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一贯推崇儒家，本篇不仅讲到《诗》《礼》二经，儒家墨家，都有不当之处，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谩骂，一概当做“躁言丑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评，这对儒家是颇为不恭的。他主张弹奏要“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独尊儒术。

　　本篇尊孔光为“名儒”，反映了刘勰的偏见，范文澜已指出：“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这是对的。但刘勰在《程器》篇又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曾献媚董贤的孔光，在董贤死后却大讲其“奸回”，对这位孔子的后代，虽曰“名儒”，就成了无情的嘲讽。

　　(一)

　　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秦汉时的官吏，给帝王的上书叫做“奏”。陈述政事、提出典制礼仪、请示紧急重大的事件、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都称之为“奏”。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从汉代以后，奏事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流畅。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析通畅为首。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

　　(二)

　　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三)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此外，因为表奏文有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所以又称为“谠言”。所谓“谠”，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所以叫做“谠言”。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阴阳变化;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错向秦博士学习《尚书》回来后，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为了保守机密。作为帝王的臣下，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须说直话，这都事实俱在，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四)

　　总之，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

　　时序

　　作者：刘勰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焉如面。

　　文言文翻译:

　　《时序》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五篇，从历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来探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全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从尧舜时期到战国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二部分论述西汉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三部分论述东汉时期的文学情况，第四部分论述三国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五部分论述西晋时期的文学情况，第六部分论述东晋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七部分论述宋、齐时期的文学情况。不过本书写作时齐还未亡，所以对齐代文学只有笼统的颂扬，未作具体分析评论。

　　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刘勰在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情况的论述中，讲到三种具体的关系：一是“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商、周的诗歌，汉、晋的文学，都较普遍地存在这种情形;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乱世，造成“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三是儒道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如东汉文学的“渐靡儒风”，两晋玄学使文学创作“流成文体”等。前一种主要是影响于文学的盛衰，后两种则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和风格特色。刘勰未能从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等基本方面来分析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过分强调了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与重视的作用，这是他难以避免的局限。但他在对大量史实的分析中，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此外，本篇对晋宋以前文学发展概况所作历史的总结，也有一定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盛衰的原因，而且比较简要地概括了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如西汉的“祖述《楚辞》”，东汉的“渐靡儒风”，建安的“雅好慷慨”，西晋的“辞意夷泰”等。

　　(一)

　　时代不断地演进，质朴和华丽的文风也跟着变化。古往今来的写作情况和道理，大概还可以论述一下吧?从前在唐尧时期，恩德隆盛，教化普及;所以者百姓做了《击壤歌》，儿童们也唱了《康衢谣》。接着是虞舜时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闲;于是舜写了《南风诗》，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这些作品为什么那么完美呢?主要由于心情舒畅，所以诗歌音调也是安乐的。到夏禹治理好国土，各项工作都走上轨道，所以产生了歌颂的作品。商汤英明严肃，因而出现了《诗经·商颂》里的《那》诗。后来周文王恩德隆盛，这时《周南》中的诗篇，体现了当时作者勤劳而无怨言的思想;文王以前，太王的教化很淳厚，所以《豳风》里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快乐而不过分的心情。但是后来厉王、幽王时期政治黑暗，因而《大雅》里的《板》、《荡》等诗充满愤怒;平王时，周室渐渐衰落，于是出现了情调悲哀的《王风·黍离》。这些歌谣写作的道理，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浪一样在下边跟着震动。到春秋以后，列国群雄互相争战;儒家经典不被重视，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地出现了。这时韩、魏诸国以武力为政，燕赵诸国相信权谋;而秦国对于韩非所谓五种害国的蛀虫，商鞅所说六种害国的虱子，都控制得很严格。只有齐、楚两国还颇有文化学术：齐国准备了大公馆，楚国扩大了兰台宫，来款待贤人;孟子到齐国去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去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就传开优良的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习俗;邹衍以谈天称著，驺以文才驰名，屈原的诗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从文采上看他们美好的言论和著作，简直超过了《诗经》;可见他们光芒四射的幻想，来自这时纵横驰骋的不平凡的风气。

　　(二)

　　到了汉代，继秦始皇焚书之后，高祖仍崇尚武事，戏弄儒生，忽视学术。虽然他只草创了礼仪和法制，没来得及讲究《诗经》和《尚书》，但还能写出《大风歌》和《鸿鹄歌》，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杰作。到了惠帝、文帝和景帝时期，对经学的研究虽已兴起，但不重视作家，如贾谊、邹阳、枚乘等重要作家都压抑在低级官位上，也就可见一斑了。到武帝时，很尊崇儒学来润饰大业;礼制和音乐都发出光彩，文学创作也活跃起来：汉武帝在柏梁台上欢宴群臣而赋诗，在黄河岸上作关怀百姓的《瓠子歌》;用蒲轮的车子去邀请枚乘，用盛筵款待主父偃;提拔对策好的公孙弘，称赏善于草拟奏文的倪宽;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曾经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也成了中郎将。此外，如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口头上既善于应对，写作方面也很丰富;他们遗留下来的成绩，谁也比不上。以后昭帝和宣帝，都继承了武帝的功业;使学者们活跃在石渠阁中，有空还聚会写作;因而集合了不少辞赋的能手，创造了文辞华美而又能启发人的作品;于是王褒等人，都有了官做。从元帝到成帝，很注意古书，也重视高明的议论，打开了金马门来搜罗人材。这时扬雄努力写赋，刘向整理经典，都是很好的了。从汉代开国到成帝、哀帝，虽然超过了一百年，作家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大概的趋势，都是学习《楚辞》;屈原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

　　(三)

　　从哀帝、平帝政治衰败以后，光武帝重建东汉王朝;他只惦记着谁能得天下的预言，却不关心文学艺术。但是杜笃因诔文做得好就减免刑罚，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赏识而做了县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广泛搜罗文士，但也没有完全不理会。到明帝、章帝两朝，较为尊崇儒学;在辟雍里学习古礼，在白虎观研究经学。这时班固撰述国史，贾逵作《神雀颂》，刘苍写了不少好文章，刘辅也著了《五经论》。天子与藩王的典范，就发出相互辉映的光彩了。从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顺帝、桓帝时期，则有班固、傅毅、崔、崔瑗、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儒，他们都颇有才华，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过东汉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们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是依据儒家的经典;这就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又不断讲述经学，所以渐渐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后来灵帝喜爱文学，曾著《皇羲篇》一书，并召集文士到鸿都门写作。可是乐松等人，却引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所以杨赐称之为“兜”一类的坏人，而蔡邕则比之于弄臣。他们的文风和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四)

　　汉末献帝时政局扰乱，文化学术界也随之动荡不安;直到建安末年，天下方才渐渐太平，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爱诗章;曹丕身为魏王太子，善于写作辞赋;曹植是豪华的公子，更写出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们三人都重视文才，所以吸引来许多优秀作家：王粲从荆州来归顺，陈琳从冀州来听命，徐从北海来从仕，刘桢从东平来归附;应运用其丰盛的文思，阮以施展才华为乐趣;还有路粹、繁钦之流，邯鄣淳、杨修等辈，都有威仪地优游于诗酒之间，从容不迫地周旋于筵席之上，下笔而成高歌，挥毫可助谈笑。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比较深刻，笔意比较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到魏明帝继位，自己能写作诗歌;同时也搜罗文士，设立崇文观。何晏、刘劭等人，都相继发挥才华。在以后几代年青皇帝中，只有高贵乡公尚有文才;他举目就有了文章，发言便成了理论。这时还有正始年间留下的风气，作品风格比较轻淡;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坛上。

　　(五)

　　后来司马懿开始掌权，司马师和司马昭能够继续下去;他们在儒学上毫无成就，而全力注意在争权夺利上面。到晋武帝建立新的王朝，平安地统治着天下;但是对于学校教育和著作，却不放在心上。到怀帝、愍帝时，帝王只是虚有其名而已，自然更谈不到文学。不过虽然晋代帝王不重视创作，作家却出现了不少：张华动笔就写成佳篇，左思挥墨就成了杰作，潘岳和夏侯湛有“一对璧玉”的美称，陆机和陆云有“两位才子”的佳誉;此外如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写的作品都是文采动人，韵味华美。从前史书上都说西晋政治衰颓，作家难于尽量发挥才华;这话的确有理，真令人为之悲叹!

　　(六)

　　晋元帝建立东晋王朝，提倡文化学术;刘隗、刁协以做官懂礼法而被尊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被提升。晋明帝富有智慧，喜爱文学;即位以后，关切讲习经学;他详熟于诰命策文的特点，施展文采于辞赋的写作。庾亮以长于表奏而被更加重用，温峤因文才清秀而深受厚待;明帝对文学的重视，可以说是晋代的汉武帝。其后的晋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年代都很短。简文帝开始振兴，他很清高严峻，谈玄能以精妙的道理充满玄席，写作则以恬淡的文思和丰富的文采散布文坛。到孝武帝时，已有晋室将终的说法，及至安帝、恭帝时，东晋就灭亡了。这时的作家和史家有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等人;他们的才华虽高低不同，但都各有可取之处。自西晋崇尚谈玄以来，到东晋更加盛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格。所以这时政治局面虽极艰难，但作品内容却很平淡空洞;吟诗不出《老子》的宗旨，作赋就像对《庄子》的发挥。可见作品的演变联系着社会的情况，文坛的盛衰联系着时代的动态;如果查清其来龙去脉，虽然历史长久，也是可以弄明白的。

　　(七)

　　南朝宋武帝喜爱文学，文帝也颇好文雅;孝武帝很有才华，文采丰富。明帝以后，文坛渐衰。当时士大夫之中，人材风起云涌：王、袁二姓出现了不少飞龙般的文采，颜、谢两家更是几代都有凤凰般的辞藻;还有何承天、范晔、张敷、沈怀文诸人，是数也数不完的。这些作家都闻名于当世，所以只简略地举其大概。

　　到齐代开创，进入天下太平时期。齐高帝英明创业，齐武帝善于继承，文惠太子富有文采，齐明帝加以发展：他们都有天才，前途光明远大。当今皇帝刚刚继位，文化学术普遍开展;山川钟灵毓秀，产生了大量卓越的作家;像乘着神龙飞跃天上，像驾着良马驰骋万里。著作和制度都超过了周汉两代，简直和唐虞时期的文章一样，正当兴盛之际!对于这些既有巨大教育意义，又有美好文采的作品，我哪敢妄加论述?分析评论的工作，请交给高明的评论家吧。

　　(八)

　　总之，在这十个朝代中，文学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时代是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文风的朴质与华丽随时而变，文坛的繁荣与衰落也与世相关。历史虽然很长久，只要掌握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就清楚得如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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