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

Posted 2022-11-26 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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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

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

　　事类

　　作者：刘勰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赋》，始用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庶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

　　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文言文翻译: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证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色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己”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钞”(《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

　　(一)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阴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鸟赋》，才开始引用《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根据《上林赋》乱写，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根”，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四)

　　总之，儒家经籍精深宏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

　　时序

　　作者：刘勰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焉如面。

　　文言文翻译:

　　《时序》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五篇，从历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来探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全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从尧舜时期到战国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二部分论述西汉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三部分论述东汉时期的文学情况，第四部分论述三国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五部分论述西晋时期的文学情况，第六部分论述东晋时期的文学情况，第七部分论述宋、齐时期的文学情况。不过本书写作时齐还未亡，所以对齐代文学只有笼统的颂扬，未作具体分析评论。

　　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刘勰在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情况的论述中，讲到三种具体的关系：一是“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商、周的诗歌，汉、晋的文学，都较普遍地存在这种情形;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乱世，造成“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三是儒道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如东汉文学的“渐靡儒风”，两晋玄学使文学创作“流成文体”等。前一种主要是影响于文学的盛衰，后两种则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和风格特色。刘勰未能从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等基本方面来分析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过分强调了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与重视的作用，这是他难以避免的局限。但他在对大量史实的分析中，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此外，本篇对晋宋以前文学发展概况所作历史的总结，也有一定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盛衰的原因，而且比较简要地概括了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如西汉的“祖述《楚辞》”，东汉的“渐靡儒风”，建安的“雅好慷慨”，西晋的“辞意夷泰”等。

　　(一)

　　时代不断地演进，质朴和华丽的文风也跟着变化。古往今来的写作情况和道理，大概还可以论述一下吧?从前在唐尧时期，恩德隆盛，教化普及;所以者百姓做了《击壤歌》，儿童们也唱了《康衢谣》。接着是虞舜时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闲;于是舜写了《南风诗》，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这些作品为什么那么完美呢?主要由于心情舒畅，所以诗歌音调也是安乐的。到夏禹治理好国土，各项工作都走上轨道，所以产生了歌颂的作品。商汤英明严肃，因而出现了《诗经·商颂》里的《那》诗。后来周文王恩德隆盛，这时《周南》中的诗篇，体现了当时作者勤劳而无怨言的思想;文王以前，太王的教化很淳厚，所以《豳风》里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快乐而不过分的心情。但是后来厉王、幽王时期政治黑暗，因而《大雅》里的《板》、《荡》等诗充满愤怒;平王时，周室渐渐衰落，于是出现了情调悲哀的《王风·黍离》。这些歌谣写作的道理，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浪一样在下边跟着震动。到春秋以后，列国群雄互相争战;儒家经典不被重视，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地出现了。这时韩、魏诸国以武力为政，燕赵诸国相信权谋;而秦国对于韩非所谓五种害国的蛀虫，商鞅所说六种害国的虱子，都控制得很严格。只有齐、楚两国还颇有文化学术：齐国准备了大公馆，楚国扩大了兰台宫，来款待贤人;孟子到齐国去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去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就传开优良的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习俗;邹衍以谈天称著，驺以文才驰名，屈原的诗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从文采上看他们美好的言论和著作，简直超过了《诗经》;可见他们光芒四射的幻想，来自这时纵横驰骋的不平凡的风气。

　　(二)

　　到了汉代，继秦始皇焚书之后，高祖仍崇尚武事，戏弄儒生，忽视学术。虽然他只草创了礼仪和法制，没来得及讲究《诗经》和《尚书》，但还能写出《大风歌》和《鸿鹄歌》，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杰作。到了惠帝、文帝和景帝时期，对经学的研究虽已兴起，但不重视作家，如贾谊、邹阳、枚乘等重要作家都压抑在低级官位上，也就可见一斑了。到武帝时，很尊崇儒学来润饰大业;礼制和音乐都发出光彩，文学创作也活跃起来：汉武帝在柏梁台上欢宴群臣而赋诗，在黄河岸上作关怀百姓的《瓠子歌》;用蒲轮的车子去邀请枚乘，用盛筵款待主父偃;提拔对策好的公孙弘，称赏善于草拟奏文的倪宽;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曾经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也成了中郎将。此外，如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口头上既善于应对，写作方面也很丰富;他们遗留下来的成绩，谁也比不上。以后昭帝和宣帝，都继承了武帝的功业;使学者们活跃在石渠阁中，有空还聚会写作;因而集合了不少辞赋的能手，创造了文辞华美而又能启发人的作品;于是王褒等人，都有了官做。从元帝到成帝，很注意古书，也重视高明的议论，打开了金马门来搜罗人材。这时扬雄努力写赋，刘向整理经典，都是很好的了。从汉代开国到成帝、哀帝，虽然超过了一百年，作家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大概的趋势，都是学习《楚辞》;屈原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

　　(三)

　　从哀帝、平帝政治衰败以后，光武帝重建东汉王朝;他只惦记着谁能得天下的预言，却不关心文学艺术。但是杜笃因诔文做得好就减免刑罚，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赏识而做了县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广泛搜罗文士，但也没有完全不理会。到明帝、章帝两朝，较为尊崇儒学;在辟雍里学习古礼，在白虎观研究经学。这时班固撰述国史，贾逵作《神雀颂》，刘苍写了不少好文章，刘辅也著了《五经论》。天子与藩王的典范，就发出相互辉映的光彩了。从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顺帝、桓帝时期，则有班固、傅毅、崔、崔瑗、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儒，他们都颇有才华，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过东汉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们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是依据儒家的经典;这就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又不断讲述经学，所以渐渐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后来灵帝喜爱文学，曾著《皇羲篇》一书，并召集文士到鸿都门写作。可是乐松等人，却引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所以杨赐称之为“兜”一类的坏人，而蔡邕则比之于弄臣。他们的文风和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四)

　　汉末献帝时政局扰乱，文化学术界也随之动荡不安;直到建安末年，天下方才渐渐太平，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爱诗章;曹丕身为魏王太子，善于写作辞赋;曹植是豪华的公子，更写出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们三人都重视文才，所以吸引来许多优秀作家：王粲从荆州来归顺，陈琳从冀州来听命，徐从北海来从仕，刘桢从东平来归附;应运用其丰盛的文思，阮以施展才华为乐趣;还有路粹、繁钦之流，邯鄣淳、杨修等辈，都有威仪地优游于诗酒之间，从容不迫地周旋于筵席之上，下笔而成高歌，挥毫可助谈笑。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比较深刻，笔意比较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到魏明帝继位，自己能写作诗歌;同时也搜罗文士，设立崇文观。何晏、刘劭等人，都相继发挥才华。在以后几代年青皇帝中，只有高贵乡公尚有文才;他举目就有了文章，发言便成了理论。这时还有正始年间留下的风气，作品风格比较轻淡;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坛上。

　　(五)

　　后来司马懿开始掌权，司马师和司马昭能够继续下去;他们在儒学上毫无成就，而全力注意在争权夺利上面。到晋武帝建立新的王朝，平安地统治着天下;但是对于学校教育和著作，却不放在心上。到怀帝、愍帝时，帝王只是虚有其名而已，自然更谈不到文学。不过虽然晋代帝王不重视创作，作家却出现了不少：张华动笔就写成佳篇，左思挥墨就成了杰作，潘岳和夏侯湛有“一对璧玉”的美称，陆机和陆云有“两位才子”的佳誉;此外如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写的作品都是文采动人，韵味华美。从前史书上都说西晋政治衰颓，作家难于尽量发挥才华;这话的确有理，真令人为之悲叹!

　　(六)

　　晋元帝建立东晋王朝，提倡文化学术;刘隗、刁协以做官懂礼法而被尊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被提升。晋明帝富有智慧，喜爱文学;即位以后，关切讲习经学;他详熟于诰命策文的特点，施展文采于辞赋的写作。庾亮以长于表奏而被更加重用，温峤因文才清秀而深受厚待;明帝对文学的重视，可以说是晋代的汉武帝。其后的晋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年代都很短。简文帝开始振兴，他很清高严峻，谈玄能以精妙的道理充满玄席，写作则以恬淡的文思和丰富的文采散布文坛。到孝武帝时，已有晋室将终的说法，及至安帝、恭帝时，东晋就灭亡了。这时的作家和史家有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等人;他们的才华虽高低不同，但都各有可取之处。自西晋崇尚谈玄以来，到东晋更加盛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格。所以这时政治局面虽极艰难，但作品内容却很平淡空洞;吟诗不出《老子》的宗旨，作赋就像对《庄子》的发挥。可见作品的演变联系着社会的情况，文坛的盛衰联系着时代的动态;如果查清其来龙去脉，虽然历史长久，也是可以弄明白的。

　　(七)

　　南朝宋武帝喜爱文学，文帝也颇好文雅;孝武帝很有才华，文采丰富。明帝以后，文坛渐衰。当时士大夫之中，人材风起云涌：王、袁二姓出现了不少飞龙般的文采，颜、谢两家更是几代都有凤凰般的辞藻;还有何承天、范晔、张敷、沈怀文诸人，是数也数不完的。这些作家都闻名于当世，所以只简略地举其大概。

　　到齐代开创，进入天下太平时期。齐高帝英明创业，齐武帝善于继承，文惠太子富有文采，齐明帝加以发展：他们都有天才，前途光明远大。当今皇帝刚刚继位，文化学术普遍开展;山川钟灵毓秀，产生了大量卓越的作家;像乘着神龙飞跃天上，像驾着良马驰骋万里。著作和制度都超过了周汉两代，简直和唐虞时期的文章一样，正当兴盛之际!对于这些既有巨大教育意义，又有美好文采的作品，我哪敢妄加论述?分析评论的工作，请交给高明的评论家吧。

　　(八)

　　总之，在这十个朝代中，文学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时代是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文风的朴质与华丽随时而变，文坛的繁荣与衰落也与世相关。历史虽然很长久，只要掌握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就清楚得如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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