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杂文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杂文原文及翻译

Posted 2022-11-26 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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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比兴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比兴原文及翻译

古诗词大全文心雕龙・杂文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杂文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杂文原文及翻译

　　杂文

　　作者：刘勰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

　　赞曰∶

　　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

　　枝辞攒映，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

　　文言文翻译:

　　《杂文》是《文心雕龙》的第十四篇，主要论述汉晋之间出现的几种杂体作品。《文心雕龙》全书有二十一篇论文体，《杂文》不列于文体论之末，而在其中，是因为《杂文》中“文”(韵文)“笔”(散文)兼有。第十五篇《谐隐》也是如此。《杂文》篇以上所论各体都属于“文”类，《谐隐》篇以下所论各体都属于“笔”类。

　　全篇分五段：第一段概述《对问》、《七发》、《连珠》三种类型作品的产生及其基本意义。第二段论述《对问》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第三段论述《七发》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第四段论述《连珠》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第五段讲上述三种以外的种种杂文名目，说明这些将分别在有关文体中论述。

　　刘勰认为这些杂文是“文章之枝派”，不属于文章的正体，写这种东西是文人从事写作之余的一种游戏。这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这和古代作者大多不是用严肃的态度来写这方面的作品有关。但正因古人写这类作品时，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比较随便，因而用来“发愤以表志”或“戒膏粱之子”等，更能起到正统文体所不能起的作用。尤其在艺术上，其丰富大胆的想象虚构、小巧而鲜明的形象描绘，都独具其特点。刘勰虽局限于儒家正统观念，对这些认识不够，但本篇也多少总结了一些“虽小而明润”等特点。

　　(一)

　　聪明才智、博学高雅的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楚国宋玉才高，颇为一般人所不理解，首先写作了《对楚王问》，用以表白他的高志;舒展其胸怀于辽阔的太空，正是凭着气质来支配文辞。到汉初枚乘进行艳丽的描写，开始创作了《七发》，丰富的文采，如彩云结成，华丽的描写，像和风四起。人的眼耳口鼻所引起的，是各种各样的嗜欲;《七发》开始讲不正当的嗜欲，最后讲正当的愿望，是为了用以告戒贵族子弟。曾经在天禄阁进行深入思考的扬雄，擅长于深刻的著述;他用一些短小零碎的文辞，最早写了《连珠》，这种作品虽较短小，却具有明快润泽的特点。以上三种文体，是文章的支流，闲暇时用以为娱的次要作品。

　　(二)

　　从宋玉写了《对问》以后，西汉东方朔仿效写作并加以扩大，写成了叫做《答客难》的作品;借托古人来安慰自己的情志，虽然写得粗疏，对自己的思想却有较好的辨析。扬雄所写《解嘲》，其中夹杂一些诙谐嬉笑的话，为自己反复辩解，写得也还不错。东汉班固的《答宾戏》，具有美好的文采;崔的《达旨》，表达了符合常道的体制;张衡的《应间》，写得严密而雅正;崔的《答讥》，写得较为齐整却略微质朴;蔡邕的《释诲》，内容深刻而文辞明亮;东晋郭璞的《客傲》，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以上各家虽是相互摹仿，但都是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作者。此外如曹植的《辩问》，文辞不错而内容疏略;庾的《客咨》，内容较强而文辞太弱。像这样的作品还很多，已没有什么可取的成就了。本来这种文体的创立，是为了抒发内心的烦闷，从而表达作者的情志。无论是在作者不顺利时借以表现其高尚的道德，或是在困难时寄寓其泰然的心情，都要有高深的思想，奇特的文采，这就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特点。

　　(三)

　　从枚乘写了《七发》以后，这种文体的作者继续不断。枚乘首先写的《七发》，看来真是超群出众、十分壮丽了。到东汉傅毅的《七激》，会聚了明白而简要的优点;崔的《七依》，写成广博而雅正的妙文;张衡的《七辩》，文采柔和而细致;崔瑗的《七苏》，立义纯正;曹植的《七启》，在宏伟壮丽上取胜;王粲的《七释》，致力于对事理的辨析。从汉末桓麟写《七说》以后，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之前，其间摹仿学习写过这种文体的，还有十多家。他们的作品，有的文辞华丽而内容不正确，有的内容精粹，却又文辞杂乱。从这种文体的大概趋向来看，不外是高谈宫室的壮丽，大写田猎的盛况，尽量描绘衣服饮食的珍奇，极力形容音乐美女的动人;美好的用意感人至深，艳丽的文辞惊心动魄;虽然以夸张的描写开始，以谏正的用意结束，但正面的讽谏太少而反面的劝诱过多，这种趋势已不能返回。正如扬雄所说：这是首先“大肆宣扬郑国和卫国的淫乐，曲子末了才缀以典正的雅乐”。只有崔瑗的《七苏》，叙述贤明而归结于儒家之道，虽然文辞不很突出，但意义是卓越的。

　　(四)

　　从扬雄写了《连珠》以后，摹拟这种作品的也偶有出现。如东汉的杜笃、贾逵之辈，刘珍、潘勖之流，虽然想穿明“珠”，却往往是连贯的鱼眼睛。这就正如去邯郸学走路的寿陵人，他爬着回去，当然不是邯郸人的走法;学西施心痛时皱眉的丑女，她捧着心装做心痛的样子，也和西施皱眉头的美态毫不相干了。只有陆机所写《演连珠》，道理新颖，文辞敏捷;但在篇章字句的处理上，却比过去的篇幅扩大得多。这岂不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这种文体比较短小，易于写得紧凑，经过深思熟虑，就能写得内容丰富。必须把意义表达明显而又文词简净，事理完备而又音韵和谐，好像许多圆石转动不已，这就可以叫做“珠”了。

　　(五)

　　仔细考察从汉代以来的杂文，名称类别甚多。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有的叫曲、操、弄、引，有的叫吟、讽、谣、咏等等，总括这些名目，都属于杂文一类。审查其不同的意义，可以分别归入有关文体中去讨论;因为要对各种有联系的文体分类集中论述，所以这里不作详论。

　　(六)

　　总之，前代优秀作者真是伟大，学识雄厚，才能高超。他们以从事写作的余力，舞文弄墨，写得优美奇巧。各种杂文相互辉映，好像小小的群星照耀。可是后来摹仿者的作品，就只有令人心烦意扰!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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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比兴原文及翻译

　　比兴

　　作者：刘勰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赞曰∶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

　　文言文翻译: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专论比、兴两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是我国古代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只讲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两法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对比、兴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刘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对比、兴传统方法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刘勰自己对比、兴的理解：比是比附，是按照事物的相似处来说明事理;兴即兴起，是根据事物的隐微处来寄托感情。这基本上是对汉人解说的总结。刘勰又说：“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托)讽。”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刘勰论比、兴的重要发展。第二部分从《诗经》、《楚辞》中举出一些实例，进一步说明比、兴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以及汉魏以来多用比而少用兴的变化情况。因为汉晋期间用比的方法更为频繁，所以，第三部分专论比的运用。刘勰用大量例证说明，比可以用来比声、比貌、比心、比事等;总的要求是“以切至为贵”。汉魏以来“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在文学创作中也取得了“惊听回视”等艺术效果，但刘勰对忽视兴的倾向是不满的，所以说这是“习小而弃大”。

　　刘勰对比、兴两法的运用，提出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在全面观察了事物的基础上“拟容取心”。比拟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应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写上，而必须提取其精神实质;也就是说，要通过能表达实质意义的形貌，来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斥言”、“托讽”，以小喻大。

　　(一)

　　《诗经》里边的作品，体大思精;其中包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毛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出“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感，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种表现方法。

　　(二)

　　试看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兴”;《召南·鹊巢》所说的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兴”。既然有取于贞静，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同样，既然取其雌雄有别，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鸟。这些诗句虽然明确，但表达得不够明显，所以还有待于注解来发挥。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写事物来比附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例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以金和锡来比喻美德，《大雅·卷阿》以名贵的玉器来比喻贤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大雅·荡》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邶风·柏舟》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还有《曹风·蜉蝣》说，“麻衣洁白如雪”;《郑风·大叔于田》说，“驾在车两旁的马，走起来像舞蹈一般”：这些也都是“比”一类的。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屈原却忠君爱国，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而写作《离骚》，其中讽刺是兼用“比”、“兴”两种方法的。汉代文风虽盛，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所以《诗经》讽刺的传统中断，而“兴”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这时赋和颂很兴盛，“比”的运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

　　(三)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没有一定：或者比声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物。宋玉《高唐赋》说：“风吹细枝，发出悲声，好像吹竽似的。”这是比声音的例子。枚乘《菟园赋》说：“众鸟飞得极快，好像白云中几点尘埃。”这是比形貌的例子。贾谊《鸟赋》说：“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王褒《洞箫赋》说：“箫声柔婉润泽，好像慈父抚育儿子似的。”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子。马融《长笛赋》说：“音节繁多而连续，好像范雎、蔡泽的游说。”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子。张衡《南都赋》说：“开始了郑国的舞蹈，好像剥茧抽丝似的。”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诸如此类，辞赋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兴”;他们习惯于次要的，而抛弃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扬雄、班固诸人，以及曹植、刘桢以后的作家们，描写山水云霞，无不运用“比”的方法来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写得动人，主要依靠这种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萤火赋》说：“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张翰《杂诗》说：“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毛。”这也是“比”的方法。这类例子虽多，总以十分切合为佳。如果把天鹅刻划成家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四)

　　总之，《诗经》的作者运用“比”、“兴”方法，是对事物进行了全面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比拟的事物，虽像胡越两地相距极远，但应使它们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比拟事物的外貌，要摄取其精神实质，这是写作中必须努力争取的。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写进诗篇，就汇合成滔滔奔流的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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