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梦溪笔谈・乐律二原文及翻译,梦溪笔谈・乐律二原文及翻译

Posted 2022-11-26 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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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大全梦溪笔谈・乐律二原文及翻译,梦溪笔谈・乐律二原文及翻译

　　梦溪笔谈·乐律二原文及翻译

　　乐律二

　　作者：沈括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八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余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微高。外方乐尤无法，求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太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古法，钟磬每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有大吕之，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余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文言文翻译：

　　古代的逸事，有时候在古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元稹有句诗说“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大概是十二律每一律各有七韵，一共是八十四调。元稹的诗说“八十一调”，人们大多都不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在金陵丞相家获得唐朝贺怀智一册《琵琶谱》，它的序言说：“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看到这个才明白元稹诗句中所说的如同今天的调琴，要先用管色“合”字确定宫弦，然后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直到少商。但凡下生的隔二弦，上生的隔一弦取之。凡是弦声都应当如此。古人都须要以金石乐器为定音标准，《商颂》“依我磬声”说的就是这一情形。今天的人贪图省事，不再用弦管乐器定声，所以声音的高低没有定准，都是临时调配。贺怀智《琵琶谱》中的调格，与今乐完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还保留有古乐的雅律遗法。今天的燕乐中，古声大多亡佚，而新声大抵都没有法度。乐工自身都不能讲明白乐中的道理，如何能让他们的音乐和谐呢?

　　今天教坊的燕乐比唐律高二律稍弱。“合”字比太蔟略低，却以“凡”字当宫声，比黄钟清宫稍高。中原以外的音乐尤其没有法度，大体上又比教坊的高一律多。唯独北狄的乐声，比教坊乐低二律。大致北方人的服饰器物多采用唐代的风俗，这种音乐怀疑也是唐代音乐的残留。

　　今天的燕乐二十八调分布在十一律上，唯独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自具有宫、商、角、羽四音;其余的律有的有一调，有的有二三调，唯独蕤宾这一律一调都没有。其中的管仙吕调是蕤宾声，但也不算是本律。这二十八调中的声音也有出入，不完全符合从前的法度。仅是大体上可以配合而已。比如今天的中吕宫，却是古代的夹钟宫;南吕宫是古代的林钟宫;今天的林钟商是古代的夷则商;今天的南吕调，是古代的林钟羽。即使是全国最优秀的乐工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十二律加上清宫，应当有十六声。今天的燕乐只有十五声。大概今乐比古乐高二律稍弱，所以没有正黄钟声，只认“合”字当大吕，仍然偏高，本应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下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下凡”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度虽然如此，然而各调中的杀声，不能完全规划本律，所以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然与古代的法度不同，推敲它也自有道理。通晓音乐的人都能把它讲明白，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

　　古代的用乐方法，钟和磬常常各自悬挂十六件，也就是十六律;这样每一架就只对应于一律，有黄钟律的架、大吕律的架等，其他乐器也都是这样。权且以琴言之，虽琴声都是清音，而其间也有音声重的和音声轻的。乐器的材质中本来就包含着五音，所以古人为琴命名，或有叫做“清徵”的，或有叫做“清角”的。乐器不但与五音相应，还与各种调式相应。我的一位朋友家里有一把琵琶，把它置于空房子中，用篥吹奏双调的曲子，琵琶的弦总是有音声相应和，吹奏其他调式则不应，这位朋友把它看得很贵重，以为是不平常的物品，殊不知这是音乐上的常理。燕乐的二十八个调式中，只要弦乐器的弦和某一调式的音声相同，它就会相应;如果奏遍了二十八调而它都不应，那么这弦的音声就是逸出常用调式之外的音声。古乐之法，一律有七个音，十二律共有八十四个调式。如果更细分的话，调式还不止八十四个，逸出的调式极多。人们偶尔在二十八调中见到有琴弦应和的情况，就以为是怪事，其实这不过是音乐上的常理。然而这又是音乐学问中最为精微奥妙的地方。今日人们不了解这一道理，所以不能极尽至为和谐的所有天籁之音。世俗常见的乐器演奏者，连弦上的音调都还不能知晓，又如何谈得上了解其中的奥妙?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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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溪笔谈·故事二原文及翻译

　　故事二

　　作者：沈括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门取旨，间有叙学士者，然不为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余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余。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宣微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近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文，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阍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仗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微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仗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入。队长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子王郭英又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赐。

　　译文

　　作者：佚名

　　三司使的级别在翰林学士之上。按旧时体制，三司使权使公事与三司使正官职任相同，所以“三司使权使公事”的结衔，“三司使”三字在“权使公事”之上。庆历年间，叶道卿为三司使权使公事，执政官有欲压制道卿的，因而在颁降任命他的敕书时，移“三司使”三字于“权”字之下而称“权三司使”，遂使权三司使的立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并且至今沿用为定例。后来曾有人奏论此事，虽然“权三司使”的结衔未变，而权三司使新任命，门使传达皇帝圣旨，偶尔也有列其等级在翰林学士之上的，但不是固定的成例。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衔，世人传说是在王文正(旦)为宰相时开始提议的，事实不是这样。按旧时制度，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阶的法规，只有遇到很少举行的盛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景年间，初次制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时以太祖、太宗、真宗一起配享的制度，宗室欲借此大典礼请求推恩迁官，因而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表章报告皇上。事后刁约拜见宰相王沂公(曾)，沂公问日前宗室请求迁官的表章是谁起草的。刁约一时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说不知道。回来后刁约想这事，怕事情被追查后会造成窘迫且将得罪，于是又到宰相府拜见沂公。沂公还像上次那样问他，刁约更加恐慌，不敢再隐瞒，遂如实回答。沂公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喜欢这表章的文词。”并再三给以表扬。然后又慢慢说道：“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几天就会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亲从开始除授位次低的将军，凡经七次升迁，即升至节度使，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宗室诸人用上千匹细绢答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和刁约有亲戚故旧关系，他曾出示当时所上表章的草稿给我看过。

　　太宗命创方团带赏赐两府的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受到特赐，李用和、曹郡王都因为是元舅而受到赏赐，近年宣徽使王君贶因为年高德昭而受特赐。这些都是出于特别的礼遇，并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着官服乘马时，用浅黑色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称为“凉衫”，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这种浅黑色的衣服就是《仪礼》中的“朝服加景”，只是不知道古人“景”的式样、颜色是怎样的。

　　掌内外制的学士和知制诰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只要被任命的是给谏、待制等五品以上的官员，起草者就都有润笔物。太宗时曾确定润笔的钱数，命刻于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员就出文书督促发放，供职舍人院的官员以至吏人和马夫都有分沾。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外制官员都增加了添支钱，遂罢去润笔的钱物。

　　唐代制度，官品不够而以其他官职暂时代理或兼任的官员，称为直官，例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属此类。我朝学士、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重新设置直舍人院、直学士院，只是以资历浅的人来任职，其实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宁六年，舍人都被贬官撤职，阁中无人，于是让章衡权知制诰，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职，因为他是暂时兼职。古代的兼职官员，多数是暂时兼任，如有长期兼任者，就相当于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撰写的，他落款的官衔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制度规定，在宫禁之中只有三种官员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书省时通告，翰林学士到翰林院时通告，御史到朝堂时通告。吆喝通告时都用穿红衣的役吏，称作“三告官”。在官员所经过的地方，门吏用棍杖敲地以警示众人，称作“打杖子”。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一直打到本司或上马的地方;宣徽使打于宣徽院;三司使、开封府尹打于各自的官署。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打杖吆喝，这不合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经皇帝特许，张华盖、打杖子的，那是临时性的指令。手持丝梢鞭进宫，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员才可以;副使只可乘紫丝暖座跟随入内。允许仪仗队长手持旧棍杖，得是待制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近年来寺监长官也持藤杖，这不合过去的制度。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记入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记载，还是有遗漏。所记尽管很琐细，却也是一个时期用于礼仪的器物。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多出于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制都无法查考了，唯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一封书信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的座位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的座次在他们对面。自古以来，未曾错乱。”这段话大略体现了当时的旧制，今天抄录在这里，以弥补记载的遗漏。

　　朝廷赐予臣下“功臣”的名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时。从那以后，各藩镇长官以至其僚属从事和参军，凡是资历深的，都援例赐以“功臣”之号。本朝只以“功臣”名号赐予将相大臣。熙宁年间，因按制度要加皇帝尊号，宰相率领同事诸大臣当面请示再三，神宗始终不答应，并说：“这种名号如同你们的‘功臣’之号，对一个人的名实又有何补益?”其时吴正宪为宰相第一人，于是请求取消已赐给他的“功臣”之号，神宗答应了。自此群臣相继请求撤销“功臣”名号，遂不再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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