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魏氏《赠外》原文及翻译赏析

Posted 2022-11-11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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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大全魏氏《赠外》原文及翻译赏析

赠外原文：

浮萍依绿水，弱茑寄青松。与君结大义，移天得所从。翰林无双鸟，剑水不分龙。谐和类琴瑟，坚固同胶漆。义重恩欲深，夷险贵如一。本自身不令，积多婴痛疾。朝夕倦床枕，形体耻巾栉。游子倦风尘，从官初解巾。束装赴南郢，脂驾出西秦。比翼终难遂，衔雌苦未因。徒悲枫岸远，空对柳园春。男儿不重旧，丈夫多好新。新人喜新聘，朝朝临粉镜。两鸳固无比，双蛾谁与竞。讵怜愁思人，衔啼嗟薄命。蕣华不足恃，松枝有余劲。所愿好九思，勿令亏百行。诗词作品：赠外诗词作者：【唐代】魏氏

古诗词大全柳宗元《咏三良》原文及翻译赏析

咏三良原文：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咏三良翻译及注释

翻译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慇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１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２明后：明君，谓秦穆公。３幽隧：墓道。４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５张皇：张大、扩大。６从邪：指殉葬之作法。７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咏三良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今属湖南）期间读书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为国效力，而唐宪宗即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

咏三良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诗词作品：咏三良 诗词作者：【唐代】柳宗元 诗词归类：【咏史怀古】

古诗词大全 魏氏《赠外》原文及翻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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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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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三良翻译及注释

咏三良创作背景

咏三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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