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全 北宋·张载《西铭》原文及翻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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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大全 北宋·张载《西铭》原文及翻译赏析
西铭原文：
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西铭翻译
《易经》的乾卦，表示天道创造的奥秘，称作万物之父；坤卦表示万物生成的物质性原则与结构性原则，称作万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却混有天地之道于一身，而处于天地之间。这样看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坤地之气），就是我的形色之体；而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成其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
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尊敬年高者」（的意义），乃是为了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者」（的意义），乃是为了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属。所谓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案：指健德与顺德）相合的人；而贤人则是其中优异秀出之辈。天底下无论是衰老龙钟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
及时地保育他们，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若是违背了乾坤父母这样的意旨，就叫做「悖德」，如此地伤害仁德就叫做「贼」。助长凶恶的人是乾坤父母不成材之子，而那些能够将天性表现于形色之身的人就是肖似乾坤父母的孝子。
能了知造物者善化万物的功业（了知我们的道德良知如何成就人文价值），才算是善于继述乾坤父母的事迹；能彻底地洞透造化不可知、不可测之奥秘，才算是善于继承乾坤父母的志愿。即便在屋漏隐僻独处之处也能对得起天地神明、无愧无怍，才算无辱于乾坤父母；时时存仁心、养天性，才算是事天奉天无所懈怠。崇伯之子大禹，是透过厌恶美酒，来照顾赡养乾坤父母的；颖谷守疆界的颖考叔，是经由点化英才、培育英才，而将恩德施与其同类。不松懈、继续努力，以使父母达到欢悦，这便是舜对天地父母所贡献的功劳；顺从父命，不逃他处，以待烹戮，这是太子申生所以被谥为「恭」的缘故。临终时，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乾坤父母的是曾参；勇于听从以顺父命的是伯奇。
富贵福禄的恩泽，是乾坤父母所赐，用以丰厚我的生活；贫贱忧戚，是用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的。活着的时候，我顺从（乾坤父母所要求的）事理；死的时候，心安理得，我安宁而逝。
西铭解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诗词作品：西铭 诗词作者：【宋代】北宋·张载 诗词归类：【哲理】
古诗词大全 张溥原文_翻译及赏析
张溥（1602～1641），明代文学家。初字干度，后字天如，号西铭。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张溥
生平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当面称他“塌蒲屦儿”，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不出息”。张溥遭此侮辱，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把自己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自己的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明史》记有张溥“七录七焚”的佳话。
文学成就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
经历
少年张溥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回响，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重新当上了首辅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濛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沟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著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二月， “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政党之魁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采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五人墓碑记
明代：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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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1602～1641），明代文学家。初字干度，后字天如，号西铭。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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