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思想儒家学说主要内容

Posted 2022-02-08 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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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子所创立的学说。简称“儒学”。如果要用一句话说明儒学的特点，那么，可以说，儒学就是解释经典的学问。那些被解释的经典的内容，是孔子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思想指导地位的成分。比如说吧，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在孔子以前，中国人曾经铸造了非常多而精美的青铜器，但是，那些青铜器都有些什么规格?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使用?这里就有个指导思想问题。这个指导思想，用传统的概念说，就叫做“道”。道，本义是路，用于人们的行为，就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就像告诉不知该向何处去的人如何走路一样。经典中所记载的，就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道。这个道，有讲个人如何做人处事的，但主要是讲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就是继承了他们以前传统文化中这些最核心的内容，并且加以解释、传播。这样的经典一般说来有五部，留传至今的还有《诗经》、《尚书》、《仪礼》(或称“礼”)、《易经》等。孔子死后，被尊为圣人，于是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的，或被认为是孔子传授的著作的，或记载孔子言论的书，都被当做经典，这样的经典有《春秋》、《论语》、《礼记》、《孝经》；再后孟子等人也被尊为圣人，于是他们的作品《孟子》也被当做经典；还有两部书，被认为是孔子以前的书，如《周礼》(本名《周官》)、《尔雅》，后来也被儒者们当做经典。而解释这些经典就成为儒学的基本内容。直接的解释起初叫做“传”，后来也叫做“注”、“疏”、“解”、“释”等等；间接的解释，形成后来被称为“子书”的主流部分。因此可以说，儒家学说继承了在它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后来又被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延续下来。

(1)孔子以前的儒和中国文化

孔子以前，中国古代文化已经有了高度发展。据说从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开始，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礼仪。这些礼仪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规范之内，从而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并且也从这些行为规范中，培养着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习惯。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继承了夏代的礼仪，并且有所改进；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前3世纪)又继承了商代的礼仪并有所改进，而且发展得更加完备。

依儒家学者所说，周代礼仪的制订者，主要是周公姬旦。姬旦的父亲姬昌，历史上称为周文王，本是商朝统治下一个诸侯国周国的国君。姬昌勤俭英明，爱护百姓。在他的统治下，周国不仅更加强盛，而且得到了商朝属下三分之二诸侯国的拥护。姬昌死后，他的嗣子姬发率领这些诸侯，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姬旦是姬发的弟弟，在协助哥哥推翻商朝的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哥哥死后，他又辅佐侄儿，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为了使统治稳固，姬旦参照前代，建立了更加完备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得到了孔子的高度称赞，说这套礼仪制度真是隆盛极了。

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祭祀神祇，二是战争。人们认为，只有丰盛而虔诚的祭祀，才能获得神祇的保佑，给自己降下幸福。因此，这套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祭祀神祇。在祭祀神祇，包括祭祀自己的祖先神的礼仪中，最鲜明地体现着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从而使每个人通过祭祀活动，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养成安分守己的习惯。与祭礼接近的是丧礼，即埋葬死者的礼仪。这套礼仪也非常隆重繁难，一般人不易掌握。其次就是结婚的婚礼、军队中的军礼和对外往来中的宾礼。

这些礼仪到周代发展得非常完备，也非常繁琐，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掌握它们，并且在行礼时充当司仪。这些通晓礼仪规范并且在行礼时充当司仪的人们，被称为“儒”。儒不仅只是懂得行礼时的那些仪式，还要通晓那些仪式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是礼中之道。比如在祭祀时不仅要向神祇叩首、跪拜，而且应该从心里保持对神祇的虔诚等等。因此，儒者不仅以自己的礼仪知识为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服务，还以自己懂得的道，帮助君主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因此，这套礼仪制度以及它们体现的意义，就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它还是一种政治行为。通过这些礼仪的培养和约束，保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巩固着国家的政治统治。

在祭祀中，不仅有一套向神祇奉献祭品的礼仪制度，还要向神祇奉献庄严肃穆的音乐。据说在夏代以前，英明的君主黄帝、尧、舜等就制作了优美庄严的音乐。为了祀神，历代君主也非常重视音乐的制作。音乐不仅是为了神的娱乐，也是为了人的娱乐。优美庄严的音乐，会使人们在娱乐中培养起温和谦逊、乐于服从的性格，这对于国家的政治统治也非常重要。当时所说的音乐包括乐曲和歌词两个部分。那些歌词，有的是专为祭神创作的，有的是从民间收集来的民歌，它们后来都被称为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原始时代的人们，也并不事事求神，他们知道，要取得衣食，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孔子以前，国家的统治者也知道，要把国家治好，也不能单靠求神，必须有自己的努力。他们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上发表的文告，集中体现着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统治经验。从一些残留下来的文告中我们得知，一些英明的统治者知道，要治好国家，必须自己勤奋努力，处理好各种关系。这样的认识由于商朝的灭亡，变得更加强烈。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一批人物，通过文告，一面指责商代的统治者，说他们只顾享乐，亵渎神祇，所以上帝不再保护他们；一面告诫周朝新的统治者，要他们勤奋俭朴，体察民情，做一个有德的君主。周公他们认为，上帝只保佑那些有德的君主，而德行，是献给上帝的最好的礼物。

因此，孔子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上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按照上帝或天的意志，把国家治理好。孔子，最完整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和这些文化设施中所体现的思想，并且通过自己的重新解释，使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都得到了根本的进步，同时也就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2)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

儒家学说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仁义”。战国(约公元前475～前221)时代的儒者，把仁义作为他们继承的“先王之道”，也就是古代那些英明君主治国的行事方式中最核心的内容，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也把仁义作为儒家学说的标志，对它进行批评。仁是爱，不过不是一般的爱，而是一种特殊的爱，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特定方式的爱。比如说，爱自己的亲人不能和爱别人一样，在亲人中间，也应分开亲近的程度，比如父母最亲近，所以爱父母应该超过爱其他亲属。这种依照亲疏远近决定爱的程度的爱，就是仁爱。义就是适宜、恰当，依照亲疏远近的爱应该恰当，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仁义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概念，就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恰如其分地去分配自己的爱，因此它集中地体现了儒学的本质内容。

那么，怎样的爱才恰如其分?它的标准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礼。礼，不单体现为外在的仪式、节制，而且是一种内在的对人和神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关系的规定。人们依照这种规定行事，表现于行动，就是各种仪式、节制。比如说依照规定，祭祀上帝的祭品的数量，祭器的大小、多少、精美程度，都要高于其他神祇，你就不可以把祭祀上帝的礼仪用于其他神祇；依照规定，君主应该把王位传给嫡长子，因此，君主即使不喜欢嫡长子，而喜欢某个庶出的儿子，也不该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这样，礼就起到了对爱进行节制的作用。儒学认为，依照礼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爱只有合乎礼制才是仁爱，随心所欲的爱不是仁爱。

因为合乎礼的爱才是仁爱，所以孔子说，约束自己的行动使之合乎礼制，就是仁。由于人最初接触的上下尊卑关系，首先是父母和子女、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儒者主张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中培养人的仁爱品质，认为这是实行仁爱的基础。因此，仁义加上礼，才比较完备地表现出儒学的基本内容。

要按照礼制实行仁爱，首先要懂得礼制，并且能够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去灵活地运用礼制。因为礼和法律一样，虽然制订时尽量考虑到事物的一切方面，尽可能地制订周全，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总是有些新的、前所未料的情况发生。而要能够随时处理复杂多变的、新的情况，不仅要有遵守原则的品质，而且需要智慧。所以儒学又把培养自己的智慧，也就是把获得“智”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要获得智慧，首先需要学习各种知识，然后才能自己创造。所以广博地学习，深入地思考，谦逊地向别人请教，清楚地辨别是非，是儒学在学习方法上的基本要求。

有了广博的知识，培养起运用礼制的智慧，从而具有了正确地实行仁爱的品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付诸实行，并且在实行中保持言行一致，这样仁爱才算得上是真正得到了贯彻。在这里，信誉是重要的，所以儒学把“信”作为自己继仁义礼智之后的又一要求。仁义礼智信合在一起，儒学的内容就完备了。

儒学的学和现在的学不同。现在所说的学主要是学习知识；儒学的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治国，而在儒家看来，做人和治国是一回事，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个能够遵守礼制、正确实行仁爱的人，也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反之，一个违背礼制、不能正确实行仁爱的人，也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儒学就把培养人的品质，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当做自己的基本目标。学习知识，目的也是为了做人，所以初期的儒者们就认为，一个人，假如能够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爱，对朋友忠诚，即使他没有跟某某老师学习过，也应承认他是学习合格的人。而这样的人，就是有德行的人。儒者主张应该由这种有德行的人治理国家，主张治国者在德行方面做出榜样，从而使人民服从，使人民向善。这样的主张，被称为“德政”。

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学培养人良好品质的基本内容，后来被概括为“五常”。也就是说，这五条，是一个合格的儒者应该时时刻刻都遵守的、永远也不可丢失的原则，所以是“常”，即经常存在、永恒存在的意思。

礼制贯彻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孔子主张，君应该像个君，臣应该像个臣，父应该像个父，子应该像个子。依此推演，夫也必须像个夫，妻也必须像个妻。所谓像，也就是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去做。处理这三种关系的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三纲”，即三条纲领。纲是鱼网上的大绳，意思是说，臣子、儿子和妻子对待君主、父亲和丈夫，应该像鱼网上组成网眼的细绳跟随大绳的关系那样，服从君主、父亲和丈夫。而这种服从关系，也是礼制的基本规定。

礼制贯彻到对待神祇的祭祀，儒学认为神和人是一个道理。知道怎样对待人，就知道怎样对待神。孔子的一个学生向孔子请教有关鬼神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不知道生的道理，就不能知道死的道理。意思是说，知道了人的道理，也就知道了如何对待鬼神的道理。传统的祀神要求，就是丰盛的祭品，频繁的祭祀。人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取得鬼神的欢心，得到鬼神的保佑。但是孔子认为，对待鬼神应该虔敬，但又不能太亲近，一切应该依照礼制进行。就像人间对待官长一样，过分的亲近，也是违背原则的。违背原则的行为得不到正直的官长的喜欢，违背礼制的行为也得不到鬼神的欢心。所以，礼，在儒学中处于特殊重要地位。

孔子要求人们事事都应该按照礼的规定行动，达不到礼的要求不好，超过了礼的要求也不好。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合乎礼制的品质，就叫做“中庸之德”，或简称“中庸”。然而人们在实际行动中，往往不是达不到，就是超过，所以孔子曾经慨叹，具有中庸之德的人太少了。后来，儒者们对于如何才能完全合乎礼制的要求，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探讨。

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儒学逐渐取得了统治的地位。统一的国家特别需要政治的稳定，而政治的稳定又集中表现在皇位的巩固，所以儒学对忠诚的要求逐渐突出出来。对皇帝的忠诚，乃是孔子关于君臣关系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和强化。而为了培养忠诚于皇帝的品质，需要从小做起，一个在家里对父母孝敬的人，就不会冒犯自己的官长，更不会冒犯君主。这样，孝就包括了对君主的忠诚，并且是忠诚的基础。所以，孝，逐渐从三纲、五常中突出出来，成为儒学最重要的政治伦理原则，成为儒学所要求的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也成为儒学所要学习的最基本的内容。

儒学的仁义礼智原则，三纲、五常要求，不仅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政治原则。这些原则，既有内在的要求，又有外在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未曾遭受严重破坏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它们反映着这个社会结构中人们对血缘亲情的渴望，同时也为巩固这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服务。然而，在这些外在的规定和人们自然的血缘亲情之间，却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时不仅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损害着人们的血缘亲情。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明代嘉靖皇帝(1522～1566在位)时期的所谓大礼事件。

嘉靖皇帝原本是个藩王，只是由于已故的明武宗(1506～1521在位)没有儿子，大臣们才决定让他做了皇帝。他做了皇帝，就等于做了明武宗的继嗣，按照礼的规定，他也应该把本是自己本家哥哥的明武宗当做自己的正宗父亲加以祭祀。然而，他又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他希望能把自己的父亲也按照皇帝的规格加以祭祀。但是，这样做违背礼的要求，因而这样的爱也被大臣们否定了。嘉靖皇帝对父亲的爱得不到满足，曾经派人向主管礼制的礼部尚书送去厚礼，并且哀求说，谁没有父亲，为什么我做了皇帝，反而使我对父亲的爱得不到满足。但是，这位礼部尚书没有满足嘉靖的要求，并且辞了职。在多方努力不成之后，嘉靖就动用自己的权力，要强制实行。大臣们得到这个消息，认为是违背礼制的重大事件，于是数百位朝臣跪在皇宫门外，向皇帝请愿，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在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嘉靖实行了严厉的镇压，有数名大臣被判死刑，更多的是被罢免了官职，并且被关押起来，遭受了严刑拷打。这种礼制和亲情的矛盾、亲情和政治的矛盾，经常是困扰儒家学者的难题。不断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难题，是儒者们重要的工作。

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等原则，并非全是儒学的创造，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的。这些原则问世之初，人们关注的主要还是这些原则本身。后来，人们就要追问这些原则的根据。为了论证这些原则，儒者们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天地生成到人性的优劣，以便为这些原则的存在和贯彻制订理论根据。如果说这些原则构成了儒学的基础，没有它们，也就没有儒学，那么，这些理论，就构成了儒学的灵魂，没有这些理论，儒学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根据和价值。

(3)儒学的哲学探讨

儒学的原则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要贯彻于实际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要教人们贯彻执行。那么，人们能不能接受这些原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能不能把人教育成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好人，是儒学要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战国时代，首先是孟轲(见“孟子”)和荀况(见“荀子”)从人的本性入手，去探讨儒家所要实行的教育问题。孟轲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比如说，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都会感到吃惊并且要加以拯救，这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而是觉得心里有所不忍。因为孟轲认为，人人都有一颗这样的同情别人的心。这样的同情心，就是实行仁义礼智的开端。因此，教人们实行仁义礼智，不是从外面强加的，而是把人本性中固有的东西找还给人们。所以，人是可以教育好的。荀况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他们生来就会追逐物质利益，追逐金钱美女。顺着人的本性，必然产生争夺。所以圣人制订了各种礼仪规范来矫正人们，就像把弯的木材矫正变直，把钝的刀斧磨得锋利一样。弯曲的木头能够矫正，恶劣的本性也能改变。所以教育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奏效的。

到了汉代，董仲舒(见“董仲舒”)反对孟轲的性善说。董仲舒认为，米是从谷子里出来的，但不能把谷子说成米。人的善行是从本性中教育出来的，但不能说人的本性就是善的。人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的，阳代表着善，阴代表着恶，所以一般人的本性都有善有恶。就像木头做成的东西都会燃烧，糖做成的东西都有甜味一样。不过董仲舒说的只是一般人的本性，他不否认有两种人的本性特别。一是圣人的本性，天生就是善的，不用教育；一是坏人，天生就是恶的，教育也没有作用。这样的理论，后来被概括为性三品说(见“性三品”)。性三品说统治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但是，性三品说有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既然人人都由阴阳二气构成，为什么圣人会纯善无恶，而有些人却会纯恶无善?于是有些儒者就认为，圣人的本性也是有恶的。然而这样的说法，无疑否定了圣人的神圣性，而圣人的神圣性是不容否认的。于是，在宋代，儒者又对儒学的人性论进行了修正。宋代的儒者们认为，气的运动是有规则的。他们把这种规则叫做“理”，并且认为，理，原本就存在于气中，并且主宰着气的运动。依赖于理，气的运动才遵循着规则。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等行为规范，归根到底，都是气中之理的表现。当气聚合成为人的时候，气中之理就构成了人的本性。而这个本性，是纯善无恶的。于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孟轲性善论的继承者，并且把孟轲从一个普通的儒者，推崇为圣人。

那么，人由气所聚合而成，万物也都由气聚合而成，为什么万物没有思想，不能思维，而人却有思想，并且知道是非、善恶，懂得美丑、好坏?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儒者们世代探讨不止、争论不休的问题。儒者们认为，气有阴有阳，有清有浊，人得到了清的、优秀的气，所以超越万物，最有灵性。由此出发，儒者们还广泛探讨了气的本性、气的运动法则、气和理的关系等等一系列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天地如何形成，万物如何运动，世界为什么存在着某种秩序，人类的社会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应该追求怎样的目标，怎样才能使自己达到这个目标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儒者们不仅做理论的探讨，而且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发展提高自己的理论。

(4)儒学的使命

儒学认为，天，或者说是上帝降生了下界的民众，并为他们建立了君主和导师。君主和导师的任务，就是协助上帝，治理好上帝降下的臣民。这样的话首先见于孟轲的著作，孟轲又引自上古时代英明君主的文告，后来就成为儒者的一般观念。到了宋代，朱熹(见“朱熹”)对这个观念进行了新的发展。朱熹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集注》。《四书集注》第一篇是《大学章句》。在为《大学章句》写的序言中，朱熹说道：天降生了下界民众，同时赋予了他们仁义礼智的善良本性。然而由于他们禀受的气质不能相同，所以有的就不能知道自己本性中固有的善良并且加以保全。一旦有聪明智慧、能够保全自己善良本性的人出现，上帝就一定会任命他做百姓的君主或者导师，使他来治理和教化百姓，引导百姓们恢复那善良的本性。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上古时代英明的君主，比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才根据天意，建立了各种规则制度，并且设立了各级官职。这就是说，君主以及各级官吏的设立，其根据乃是天意，即上帝的意志。而儒者的著作，也自觉地把君主，有时也包括各级官吏，称为“天吏”，即上帝的官吏。

既然治理和教化好百姓是天的意志，那么，儒学也就认为，只有治理、教化好广大民众，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这是儒者们给自己规定的使命，是他们勤奋研究治国之道、做人之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们献给上帝的最好礼物。因此，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天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满意，就成为儒学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称为天人关系问题。

从孔子开始，他自己，以及别人，都认为他肩负着上帝的使命。孔子说：假如天要灭绝那些文明的成果，就不会让自己学的这么多；假如天不要灭绝这些文明成果，别人也无法加害自己。他说，是天赋予了自己特殊的品质，别人想加害也不可能。别人则认为，天将会让孔子做一个发布政令的铃铛，把天的意志传达给民众。孟轲也认为，天还没有要使天下太平的意思，假如天想要使天下太平，那是除了自己，再无别人能够做到。当人问起，孔子既然有谁也无法相比的高尚德行和才能，为什么天不任命他做天子。孟子认为，做君主不仅要有德行和才能，还要有人推荐。尧向上帝推荐了舜，舜向上帝推荐了禹。孔子不做天子，仅仅是因为没有人来推荐。

统一的国家建立以后，在儒学独尊的国家里，皇帝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接受上帝任命的、协助上帝治理和教化百姓的君主，儒者则是处于天命导师的地位。不过由于情势所迫，儒者们往往把君主和导师的职能都归于皇帝。从汉代开始，儒者们就认为，只要实行仁义礼智信，就能得到上帝的保佑，从而使国家太平，人民富足。他们认为，异常的自然现象，比如日食、月食、洪水、干旱，直到母鸡打鸣、耗子上树，都是天对人们行为善恶的反应。观察和解释这些异常现象，成为汉代儒者的重要事业。然而，长期而大量的观测，也使一部分儒者发现，有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其他的也与人的行为无关。于是，从汉朝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一部分儒者就认为，那些异常现象不是天对人的行为的反应，而不过是自然物出自本性的表现。他们认为，天不对人的行为事事干涉，他们主张，人，主要是君主，也应该把天作为榜样，不过多干涉民众的生活，而应该让民众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决定自己的行为。至于什么是人的本性?这一时期的儒者没有多加讨论。这样，行善固然可说是人的本性，作恶也可说是人的本性，这样的理论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于是，到了宋代，儒者们说，气在聚合成人的时候，气中之理就形成人的本性。这个理，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理，也叫做天理。从它有规则这一面说，它是理；从它主宰着人世一面说，它就是上帝。因此，遵守社会秩序，是天赋的本性，是人的内在要求，不是从外面强加给人的。宋代儒者也和汉代儒者一样，把异常自然现象作为天意的表现。观测这些现象，并对之作出解释，仍然是他们的重要事业。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断借日食、月食，以及水旱灾害抨击王安石，说是王安石的变法惹怒了上帝，终于迫使王安石下野。朱熹等儒者也经常借恶劣的天气、水旱灾害向皇帝进谏，说是上帝因为某件事情发怒，希望皇帝改过自新。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上帝时刻都在自己身旁，因此，自己应该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好像面对着上帝。著名的宋代儒者朱熹教导他的学生，要经常安静地坐在那里，反省自己。静坐的时候，要衣冠端正，态度严肃，因为自己是面对着上帝。经过朱熹解释的儒学后来成为儒学的正宗，朱熹对学生的教导也就成为以后近千年中儒者们行事的榜样。

为了说明如何行事才符合上帝的意思，儒者们广泛讨论了有关上帝的一切问题。比如什么是上帝?什么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如何知道人的行为?用什么方式表示自己的意志?人们应该如何事奉上帝?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儒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儒者们重要的理论工作。

(5)儒者的事业

儒家从来就不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派或一个学术团体，他们的目标是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其方法是出任国家官吏。那些隐居起来，不与当局合作，不出任国家官吏的情况，仅是特殊的情况。所以，他们学习知识、修养自己，也只是手段，是他们为出任国家官吏所做的准备，而不是最终目的。

因此，出任国家官吏，协助君主处理政务，把儒学的原则贯彻到实际之中，是儒者最重要的事业。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选拔那些优秀的儒者，不断充实国家官吏的队伍，儒者也把能够进入国家官吏的队伍看做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荣耀。

作为国家官吏，除了正常的国家事务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制订各种法律制度。这相当于今天的立法工作。各种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制订礼仪制度，古代叫做“制礼”。按照礼制行事，是儒学的基本要求；制礼，对于儒学来说，也就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儒者最重要的事业。正常的国家事务，也不过是如何贯彻这些法令制度而已。

依照儒经的规定，只有那些圣明的君主，才有资格主持礼仪的制订，至于具体工作，那是非儒者莫属。从国家把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之后，国家官吏就基本上由儒者担任，特别是那些最高级、最重要的职位，则更是要选择那些德行和才能都出类拔萃的儒者。为了制订礼仪制度，儒者们进行了世世代代的努力，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补充和修改。历代制礼的情况，都载于正史中的《礼志》，即记载礼仪制度的书。至今保存仍然完好的礼仪制度，有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制订的《开元礼》等。《开元礼》继承了前代儒者制礼的成果，并且是此后制订礼仪制度的榜样。分析《开元礼》，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具体事例了解儒者的事业，也了解儒学的功能。

《开元礼》共有152项，其中“吉礼”也就是“祭礼”有55项，占三分之一还强，充分体现了儒学中以祭礼最为重要的基本精神。其他礼仪也包含着祭祀的内容。比如“军礼”，其23项中有17项也是祭祀仪式。比如皇帝出征时祭祀上帝，祭祀社神，祭祀太庙；路上祭祀山川之神，祭祀马神等等。

祭礼中最重要的是规定神位，即该祭哪些神灵。依《开元礼》的规定，冬至祭祀上帝，陪同享受祭祀的有唐代的开国皇帝唐高祖(618～626在位)，其下是日月星辰，共689位神灵。夏至祭祀皇地祇，即地神，陪同享受祭祀的是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627～649在位)，其下是山川湖海，共72位神灵。此外的两大祭祀系统，一是祭祀历代帝王，一是祭祀孔子及其弟子。这些规定不久就有所变更，比如在对孔子的祭祀中增加了历代著名的儒者。

儒者不仅负责协助天子制订礼仪，还根据自己的职务，执行相应的祭祀任务。作为地方主官，还要主持当地的社稷、山川和孔庙祭祀。

儒者在参与国家政务、制礼和祭祀活动之外，另一项重要事业就是解释儒经，教授学生，为国家培养人才。如果还有精力，才从事著书。他们的著作，是现代儒学研究的基本素材，但不是儒学的全部内容。

百家思想 儒家学说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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