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思想 萨特的存在主义如何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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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及其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Jeau-Paul Sartre 1905—1980年)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也是国际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是法国存在主义的象征,而且是战后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萨特一生勤于笔耕,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写下了50多部各类作品和数以百计的文章;他还积极地投身于国内国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毫不回避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对于各种重大的事件、“危机”,直率地、无保留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因而,萨特的著述宛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镜子,向人们展示了二战前后人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把握时代脉搏,明确历史使命,裨益颇多。正因如此,萨特在其自身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影响。
存在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存在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德国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必须支付大量战争赔款,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约束,一些垄断组织被解散。这使德国在对外扩张中受到严重挫折。国内在包括柏林在内的一部分城市中发生的武装暴动,一度对德国资产阶级统治造成了很大威胁。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处境下,德国资产阶级产生了忧虑、烦恼、恐惧和悲观失望等阴暗情绪,但又不甘于失败,时刻向往着重整旗鼓、复仇雪耻,于是便滋长了通过自我奋斗、盲目冒险、置之死地以求后生来摆脱困境的情绪。正值此时,被后人公认为存在主义鼻祖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年)和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 对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危机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出了以“存在本体论”为主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满足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精神需要,也颇能迎合那些已成为大资产阶级精神俘虏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心理。当德国大资产阶级随纳粹党上台而重新得势,并不再热衷于颇具阴沉颓废色彩的存在主义时,存在主义却在那些受法西斯势力践踏、陷入了更为深重灾难的人们当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受到了更广泛、更热诚的欢迎,以致它主要表现为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也正处在危机四伏的境况之中。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属战胜国,但并未因此改善其境遇。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同样给了法国沉重的打击。30年代开始在德国发迹的法西斯势力造成了对法国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长期(1940—1945年)处于法西斯占领者的铁蹄之下,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亦因此成为法西斯蹂躏的主要对象。被近代法兰西民族引以为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成了法西斯百般嘲弄的目标。法国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及价值观念已无法适应口新月异的新形势。人的自由与尊严被剥夺了,人的前途充满了暗礁和危险。当时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笼罩着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的气氛,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种因苦闷、孤独,无助、前途渺茫而放荡形骇、玩世不恭的风尚。尽管他们对现实极度不满甚至厌恶,但他们的悲观颓丧情绪、消沉的意志、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又使他们找不到或不接受正确的斗争方式和道路。他们沉醉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奋斗,往往又失之于盲目冒险。二战以后,法国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物质生活的日趋丰裕又伴生出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匮乏。加之大战在人们思想上留下的后遗症尚未消弭,法国对外殖民战争引起人民的不安,核恐怖政策造成的新威胁,使得人的异化现象有增无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萨特接触、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以“现象学本体论”为主要内容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而且在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比较广阔的市场。
萨特存在主义的主要内容
萨特1905年6月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在学生时代,他就勤于思索,虽然思想尚未定型,但已经能够看出其气质、世界观的倾向性。1925年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了格斯诺的心理学,在表示难以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不喜欢弗洛伊德主义的同时,却对柏格森和笛卡儿等反理性主义先驱甚感兴趣,研读了尼采、叔本华、斯宾诺莎、卢梭等人的著作。在文学上,他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特别是欣赏司汤达作品中哲理性与浪漫主义的混合。这两位作家的思想和风格对萨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 萨特逐步酝酿着自己的哲学见解。 1925年在给友人的两封长信中,他阐发了他关于“偶然性”和“存在中的虚空”的观念。1926年又为其毕业论文选题为《在心理活动中的想象力:作用和本性》。学生时代可以说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奏鸣曲”的“引子”。
1931年6月,萨特通过友人在《比菲》杂志上发表了《真理的传说》之第一章,标志着萨特在文学与哲学结合的形式上初见成效。1933年,萨特作为官费生到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他说:“1933年我第一次读到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就在这时,我接受了他们的影响”。
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以人取代了经院哲学中的神来作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鼓吹人有权获得现实生活的自由和幸福,发展自己的个性,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扩展自己的事业,因而提倡发扬人的理性,增进人对自然的认识,促进物质生产之发展和人对自然的支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和危机愈发明显地暴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日益加剧,使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涌现出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者。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和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的种种压抑作了许多描绘和透露,对人的自由之丧失、人的个性之被扼杀,人的道德之堕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忧虑。然而,他们将这一切视为理性和科学发展的结果,是人们将这一切视为理性和科学发展的结果,是人将外部世界当作认识和研究的对象造成的,是将认识论问题当作哲学的主要问题所造成的。认为由于使主体和对象分裂而忘却了主体,使主体之个性无从发挥,从而丧失了自由,受制于所认识的外部世界,受制于理论体系,道德规范、他人与社会、人失去了个性和自由。他们要求研究人的内心世界和内心结构,即人的主观性本身。叔本华作为现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主张用所谓生命意志代替理性来作为人的真正本质。这种生命意志是一种完全敌视理性及外部世界的神秘的生命力,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受到压抑,产生痛苦和不幸。为求解脱,必须否定现实生活。在此,存在主义主要理论之雏形已经隐然可见。
尼采作为现代反理性思潮中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与叔本华一脉相承。不过,他用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所谓权力意志就是个体对它以外的东西加以“侵占”、“征服”、“吞噬”,使之服从其统治的意志。以此作为人的本质,即认为个人意志丝毫不受社会的约束,主张绝对的自由放任。这为现代存在主义者倡导绝对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要求毫无限制地发挥人的“个性”,否定一切既有理论思想和道德规范等等提供了思想材料。
对包括萨特在内的存在主义者的理论形成影响最大的老一代反理性主义者莫过于丹麦神秘主义者克尔凯郭尔。他认为哲学应从孤独的“人”本身出发。人只有处于此种非理性的心理体验中,才能领悟到痛苦、热情、需要、情欲、双关、暖昧、背谬、动摇等的存在。而这些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实在,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不受任何约束。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偶然的、没有理由的、不能预言的。
胡塞尔认为哲学应研究唯一并直接地给予的纯粹意识现象,即某种绝对的本质。为发现这种绝对本质,胡塞尔提出了有名的现象学还原法,即先将外部世界的存在与从历史上接受的各种关于世界的理论存在而不论,然后撇开一切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之干扰,回到对纯粹意识现象的直接描述,继而对进行描述的主体加以还原,使经验的自我还原为先验的自我。同时,他又提出由先验的自我通过其意向性建立起对象的意向性原理。胡塞尔的理论为萨特建立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柏林期间,萨特学习并研究了现象学和德国存在主义,并于1934年完成了《厌恶》,开始撰写《自我的超越》。在随后赴欧洲各地旅行过程中,创作了《夜半的太阳》、《无家》、《苍蝇》、《一个工厂主的童年》、《伤寒》等小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对人的存在、自我意识、偶然与自由等问题进行了痛苦的思索。30年代在德国学习,是萨特现象学——存在主义观点初步形成的契机。除了出版哲学论著《想象力》、《自我的超越》、《关于感情的理论纲要》外,长篇哲理小说《厌恶》的面世不仅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的初步形成,而且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件。
1939年1月萨特发表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念:意向性》,言简意赅地显示了研究现象学的成果。同年4月发表了描写人生总是处于偶然性支配下的短篇小说《墙》。
二次大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1940年6月被俘,1941年5月作为非战斗人员获释。1943年4月出版了剧本《苍蝇》,借用希腊神话故事,影射纳粹统治和法国当局的合作,鼓励人们为争自由而进行反抗,被称为“反抗暴政和信仰自由的剧本”。这是萨特利用文学形式抵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一种尝试。同年10月,萨特发表了他探索10年、写作两年的最重要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的成熟。在这部著作中,他集中而又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哲学的改造,围绕着对现象学本体论的论述,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系统的阐发。认为在世界上,人的命运是荒诞无稽的,意志的自由决定着人的行动。书中还揭露了降敌分子以占领者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为理由,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嘴脸,明确指出“自在不髓支配人”,只有那些背叛信仰去乞求和平的人,才会觉得事态进程注定不可避免。因而又被称为“反附敌的哲学宣言”。同时,这部著作也是萨特文学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之载体。
在《存在与虚无》的导言中,萨特表示该书的写作目的在于用现象学来正确解释“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的关系,即解释外都世界存在与自我意识存在的关系,亦即解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萨特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避开存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问题,用现象学一元论来加以解释,势必会滑向主观唯心主义。首先,萨特将“存在”与“虚无”的理论出发点放在“显现”上。认为这种“显现”既不是“内”, 也不是“外”, 它就是本质,不是与“存在”相对立,而是“存在”的尺度,是“存在”的本质直观,从而以人的主观意识代替了外部世界本身的存在。其次,萨特认为“存在的现象”与“现象的存在”有根本性的差异,现象的存在不能还原到存在的现象,只有“存在的现象”才是“本体论的”,人的认识并不能得出一般“存在”的结论。“现象”是在“显现”时才“存在”,它是存在和认识的根据。萨特在此完全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存在,而把物质世界之存在归结为凭自我体验而揭示的“存在的现象”。对这种“存在的现象”的如实描写,就是萨特的本体论。第三,萨特把“净化”意识中的事物,作为哲学的首要步骤,从而规定了意识的本质和特征。意识的对象是阴暗的,意识本身是空无内容的。如果把事物纳入意识,这种意识就不是意识了。萨特从现象学的“显现”出发,运用“现象还原法”割断意识与物质的联系,将意识推到极端,变成空泛无物,不可认知的抽象概念。这种“存在的显现”,即抽象的意识是一切存在的源泉,而存在则都是显现决定的,这就是萨特“现象一元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自由是萨特哲学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部分。在萨特哲学中,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本体属性,它与人的存在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萨特所说的自由,即个人意识、个人意志的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达到一个人的愿望”,而在于选择的绝对性,即选择是自由的,没有限制的。因而,成功与否对自由并不重要。这是萨特自由观的基本意义。 萨特自由观的本质特点是,不讲客观世界,客观规律对认识之主体(人)的制约,不承认人的认识与被认识对象存在着反映一被反映的关系,不承认客观对主观有什么必然联系,因而不承认人有必然性的认识,仅从人的主观性来解释人的自由问题,妈将自由视为个人意识——“自为存在”。
《存在与虚无》出版后,萨特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活动,写了电影剧本《木已成舟》、《世界末日》、小说《理性的年代》、《墙》以及独幕剧《禁闭》。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现代俱乐部”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著名演讲,使萨特存在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赢得了更多的信徒。从此,萨特的思想在欧美思想界的殿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萨特存在主义的发展
战后,法国哲学论坛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中出现的存在学派的新黑格尔主义、人格主义、基督教进化论等构成了萨特思想发展与变化的温床。在战后最初的年代里,萨特的哲学思想以其独有的特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哲学和政治观上左右反复,时而以《唯物主义与革命》攻击法共和马列主义,时而以《共产党人与和平》支持法共和苏共的政治立场。萨特的这种表现,既迎合了战后西方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困惑、迷惘的心情,又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勇于探求的精神和“法兰西性格”,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复苏、振兴的精神需求。在政治上,萨特坚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谴责和反对侵略战争,殖民政策和种族歧视,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与持不同见解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接触,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中表现出多种复杂的政治倾向。战后10年,萨特在创作上是多产的,以文学、戏剧作品为主。如小说《延期》、《不安的睡眠》、剧本《可敬的妓女》、《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基恩》、《涅克拉索夫》等. 阐述和发展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的基本观点。
1957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此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成为其思想上突出的特点。萨特在上述文章中,一面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一面指责马克思主义不重视或忽略对人的研究,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存在主义的理论中去。1960年长篇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发表,是萨特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存在主义,而只表明他采取了理性主义的表面形式而已。这样,萨特亦跻身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名流之列。也正是从此开始,萨特的理论锋芒不仅指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更为集中地指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萨特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30年代初期萨特在勒阿弗尔中学当哲学教员时。此时正值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世界观逐步形成之时期。萨特虽然接触过马克思的著作,但只是浅尝辄止,理解不深,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等量齐观,认定它是与牛顿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活力论生物学有连带关系的固定哲学。在《境况种种Ⅱ》一文中,萨特诘问道:既然“这种物理论、这种进化论、这种生理学到现今都已被扬弃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还能象一个教条那样固步自封地丝毫不变地生存下去呢?”
第二阶段,萨特于40年代中期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和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后,对马克思主义取探讨、亲近的态度。如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7月号上,他发表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唯物主义与革命》,系统阐述存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和对立。萨特承认共产主义的政治是进步的,但又指责唯物主义是一种把人归结为客体的决定论,剥夺了人的主观性,落入到社会的决定概念中,主张共产主义者采纳作为真正的哲学的存在主义。1956年2月萨特又撰文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哲学,这是我们思想所处的气候,我们的思想从中取得营养的地方,这是黑格尔叫做客观精神的那个东西的真实运动。”1951年萨特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支持法共,把苏联与和平事业等同起来,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自己解释说:“同路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1954年访苏,并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1955年访华,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和《我们所见到的中国》。
第三阶段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萨特发表谈话说:“红军是向全体人民开枪。”因此断绝了与法共的交往,辞去了法苏友协副主席的职务。同时,萨特依然致力于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前者补充后者。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他1957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一文中,1960年收入《辩证理性批判》。萨特自称当时自己“从存在主义走到了马克思主义”,觉得“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一切”,认为存在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旁边发展起来的,是靠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了却同时弃绝了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宣称“把马克思丰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停滞”了,有一块“人学的空场”,所以存在主义应与之“结合”,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因素当作人类知识的基础之日,存在主义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第四阶段是在参加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萨特明确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派,在理论上则是存在主义者,要求超越马克思主义而探索一种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内容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公开宣称自己“虽曾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我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这四个阶段中,特别是1957年以来,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抨击到靠拢到结合到力图超越,反复曲折,同时又在根本上始终如一地坚持存在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当萨特回顾自己与法国共产党从合作到分离的时期中,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转折时,曾说:“虽然有四年时间与共产党人很接近.但是我的想法与他们不一样”,虽然在“客观上这可以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主观上不算什么,因为我差不多已经形成我自己的想法,在与共产党人作邻居的时候,我没有放弃这些想法,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找到并且发展了这些想法”,“写《辩证理性批判》对我来说是在共产党思想施加的作用之外为我自己的思想结帐的一种方式。”1974年萨特出版《造反有理》一书,谈及当今需要的是一种既吸收马克思主义,又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才是到达真正社会主义的条件。这是萨特要“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所谓“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为其“超越”服务的。1975年在《七十自述》中进一步明确他要超越马克思主义,“我以为自己与今天其他许多从事思考的人一起为这个超越指出了道路。”
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是以意志的绝对自由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因而他追求自由的目的是随个人的冲动和愿望为转移的,表现在行动上则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1964年萨特以“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5月公开声明支持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谴责法共不但不革命,“甚至连改良也谈不上”,宣布支持共产党以外的革命运动;1970至1972年又积极支持国内的激进派,亲自担任《人民事业报》社长及其他刊物的领导,以保护这些激进刊物免遭查封。萨特还在街头贴出署名大字报《我们控诉共和国的总统》。
1980年3月,萨特对贝尼·列维作了关于哲学问题的最后一次谈话,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活、政治道路,阐述了对希望、道德、人道主义、博爱、暴力等问题的看法。 3月20日因肺气肿入院医治,4月15日辞世,终年7r5岁.
萨特作为法国乃至西方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和存在主义文学大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思想、文学遗产。 萨特以自己的论辩促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被忽视或未得到应有之重视的方面,加之萨特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对于各自对东西方意识形态有着重大影响的两大哲学流派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萨特所发展和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其身后仍将具有毋庸置疑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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