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 40年代中国话剧

Posted 2022-06-24 史

篇首语：一名具有高尚师德的教师，须是一个因材施教，公正公平对待每一名学生的教师。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 40年代中国话剧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

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

”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

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

……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整个山城沸腾了。

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吼声。

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

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

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

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

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

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

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

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

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

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

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

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

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

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

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

“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

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

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

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

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

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

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

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

《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

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

”《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你们这是造反。

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

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

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

《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

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

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

”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

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

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

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

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

”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

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

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

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

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

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

”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

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

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

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

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

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

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

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

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

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

“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

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

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

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

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

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

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

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

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

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

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

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

”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派遣。

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

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

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

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

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

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

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

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

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

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

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

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

”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

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著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

“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

”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

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

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

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电影战”。

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

显而易见，此时电影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

”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

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电影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

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电影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

话剧票房还不到电影票房的一成。

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电影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

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

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

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

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

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

”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默许的。

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

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

”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

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