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 钓鱼城守将王立的最后结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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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前,蒙古与南宋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南宋灭亡。
南宋的抗蒙战争,数四川历时最久,而四川的抵抗,终结于合州(今重庆合川)的钓鱼城,钓鱼城的最后守将王立,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骁将,曾屡败蒙军;但在最后关头,为保全城中十万军民的身家性命,他不顾背负一世骂名,向蒙古人递交了降书。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手,灭掉了金朝;蒙古人随即将兵锋指向南宋。
次年,窝阔台(元太宗)大举南侵,南宋国土广遭蹂躏。
此后十七年间,战端频起,战事连连。
1251年,蒙哥(元宪宗)继位,再度向南宋发动进攻。
1258年,蒙哥兵分三路,企图一举消灭南宋,他亲率10万大军进入四川。
欲效西晋灭吴的之法,先取长江上游,然后水师顺江东下,配合陆路,平定江南。
然而,出乎蒙哥预料,此时的四川,在安抚制置使余玠的主持下,防务能力大大增强。
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名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因地制宜地,依山傍水建设了一系列山城防御体系,使草原骑兵纵横驰骋,机动灵活的长处难以施展;但蒙古人毕竟凶悍,所到之处,巴蜀州府,或克或降,多陷敌手。
1259年,蒙哥率四万精锐水陆之师,兵临钓鱼城下,向这个面积仅2.5平方公里山城发动猛烈进攻。
孰料钓鱼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守将王坚指挥得法,军民同仇敌忾,蒙军屡攻屡败,其主将汪德成受伤殒命,蒙哥亦身中箭矢,不治身亡。
蒙哥西征,勇猛无敌,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谁知这条横扫亚欧大地的钢鞭竟在小小的钓鱼城被折断,蒙哥遗恨万分,他临终前发布遗诏:“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屠城之心,无比强烈。
蒙哥驾崩,为争皇位,南征和西征的各路蒙军班师回到草原,进攻南宋的计划宣告破产。
钓鱼城一役,使南宋的历史又延续了20年,也使得西征的蒙古大军未能进入非洲,蒙古西征的高潮到此终结。
钓鱼城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折鞭处”和“东方麦加城”。
钓鱼城自1243年建成,在抗蒙战争中一直顽强坚守,历时36年。
钓鱼城的坚持犹如一盏光芒四射的灯塔,鼓舞着南宋军民的斗志,这个小小的山城像一枚坚硬的铁钉,牢牢地钉在巴蜀大地上。
经过几年内战,忽必烈执掌了汗位,安定了蒙古,于是对南宋重新发动进攻。
这时,钓鱼城的守将已由王坚的副将张钰接替,在张钰守城的岁月里,钓鱼城守军不仅顽强抗击了蒙军的多次进攻,还主动出击,给予蒙古军以沉重地打击,并收复部分失地。
至1276年,张钰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合州安抚使由王立接任,守卫钓鱼城的重担就落到了王立的肩上。
王立早年即跟随张钰参加抗蒙战争,在枪林箭雨中出生入死,是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
但王立接手钓鱼城时,全国的抗蒙形势已急转直下,四川绝大部分土地均已沦陷,唯剩重庆、泸州与钓鱼城互为犄角,在蒙军日复一日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支撑。
1276年1月,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年仅五岁的宋帝被俘,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蒙军投降,同时向全国发布缴械投降的诏书;但四川由于地理封闭,加之战争时期信息不通,四川军民仍以坚强的意志继续着抗蒙斗争,直至蒙古人宣布南宋皇帝投降的消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蒙古大军消灭西夏和金时,可谓势如破敌;其三度西征,横扫亚欧数十国,更是所向披靡;但是,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他们却身陷泥潭,大伤元气,苦斗了近半个世纪,南宋无疑是蒙古人遭遇的最顽强的劲敌。
如果南宋皇帝不是那么昏庸,如果不是贾似道等奸臣当道,如果全国的抵抗都像四川这么顽强,历史究竟应该如何,恐怕还很难说清。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没有假设。
1277年6月,泸州城破,守将王世昌血战殉国。
翌年12月,重庆陷落,张钰被俘自尽,整个四川,只有钓鱼城的抵抗旗子在嘉陵江边孤零零地飘着,使人感到有几分苍凉。
此时的钓鱼城,集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十余万难民,小小的钓鱼城,其田亩所产,正常情况下不过维持两千人一年的生存。
当年王坚、张钰守城时,对进入城中的难民有所选择,并严格控制居民数量。
到四川抗蒙战争后期,沦陷地区扩大,加之蒙古军肆意屠杀,民众大量死亡,幸存者为数不多。
史料记载,南宋末年,由于战乱,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500万人锐减到80余万。
面对处在生命边缘的难民,王立不忍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悉数收纳。
可这样一来,难民的生命固然得到了庇护,众多的人口却成了钓鱼城防守的沉重负担。
这时,恰逢四川连续两年大旱,粮食歉收。
同时,蒙古军也汲取多年攻城失败的教训,对钓鱼城围而不打,欲待城中粮草耗尽,不堪一击时再行进攻。
粮草日见匮缺,城中居民饥馑,竟发生易子相食的惨剧。
王立见状,心想如此下去,抵抗何以坚持?他不是不知,泸州、重庆二城失陷的根本原因就是弹尽粮绝。
仅仅一个粮食问题,就足以使钓鱼城的防守在短时间内崩溃瓦解。
钓鱼城此时的状况,与2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当年的斗志昂扬,同仇敌忾的抵抗,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时城中形成意见分歧的两派,一派主张忠君报国,抵抗到底,另一派主张为了百姓的生存,放弃抵抗;因为坚持抵抗肯定是死,放弃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城中悲观气氛日浓,人心不一,令王立整日忧心忡忡;这时,蒙军发来最后通牒:若不投降,一旦破城,将屠尽城中的10万居民!这种血淋淋的威胁,让王立更是寝食难安。
王立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武将,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若是坚持抵抗,以身殉国,还能保留一世英名;何况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名节。
尤其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忠义精神”更是深入人心,以至成为文武官员为官尽职的信条。
据统计,南宋灭亡之时,自杀殉国的一级文官就达400余人。
悲壮的国殇中,他们的殉国无疑在人们的心里树立起一尊尊高大的形象,如王世昌、张钰等。
所以,在此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忠勇者绝不会软弱降敌。
但是,顾了自己的名节,博得后人为自己树碑立传,那城中的十余万军民怎么办?想到蒙哥临终前的遗诏,想到这么多年来蒙古军在钓鱼城下付出的惨重代价,城破之时,军民定遭屠戮。
多年来,围攻钓鱼城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的东川军,这支当年为蒙哥所统领的军队,对抵抗者实行屠杀的理念深植内心,加之他们中不少人的父辈和兄弟死于钓鱼城下,复仇的烈火一直在燃烧着他们的心。
王立知道,他们正在城外虎视眈眈,带着嗜血的欲望等待城破,然后疯狂地扑进来,将城中军民统统杀尽。
所以,如果誓死抵抗,城中百姓必死,但放弃抵抗,自己又会背上一世骂名。
个人的性命不足为惜,难道十万人的性命也不足为惜?难道用十万人的白骨来支撑自己的一世英名,就是真正的忠义,就是上天的至理吗?王立思来想去,不知何去何从,不知出路在哪里,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
这时,一位美丽聪慧的女子看出了王立的心思,此女子姓宗,原蒙古军泸州守将熊耳的妻子,元朝重臣李德辉同母异父的妹妹,史称熊耳夫人。
李德辉,汉人,通州潞县(今北京通州)人氏,自幼聪颖,学识渊博,早年因其才华为忽必烈赏识,令其担任王子真金侍读,后几经升迁,官至元朝安西王相兼西川行枢密院副使。
安西王乃忽必烈的皇子,节制川、陕两省军政,安西王相的权力无疑很大。
熊耳夫人年少时常到西川王府看望兄长。
她乖巧玲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很受西川王青睐,后来,西川王将她许配给卫士熊耳为妻。
1276年6月,王立攻打泸州,熊耳死,她被俘。
为保全自己,她对王立谎称自己姓王,原为宋将牛乾之妻,丈夫殉国,自己被熊耳强掳为妻。
王立见其美貌聪慧,颇有好感,便带回钓鱼城,让其侍奉自己母亲,并认作义妹。
熊耳夫人在钓鱼城居住了两年多,她善解人意,成了王立的知己,但她一直未将真实身份告诉王立。
现在,钓鱼城到了生死关头,王力也陷入两难的痛苦之中,她决定亮明自己的身份,劝说王立放弃抵抗,向西川军投降,并利用李德辉的权力保证全城军民的安全。
她来到沉闷痛苦的王立身边,告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力大吃一惊。
熊耳夫人把自己的想法对王立和盘托出,劝说王立认清天下大势,以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为计,停止抵抗。
她对王力说,南宋已经灭亡,切莫拘泥于忠君的名节,救民于水火,才是真正的大义。
经熊耳夫人劝说和分析,王力纷繁矛盾的思绪逐渐清晰,他决意舍名节于不顾,把全城的军民从血与火中救出去;但是,想到蒙哥屠城的遗诏,想到与东川军多年的血仇,他对熊耳夫人的计划还是有所顾虑。
熊耳夫人坚定地对他说,如果西川军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停止抵抗,如果不接受,我将和你一起血战下去!熊耳夫人的坚定和忠诚终于使王立下定决心,他派人到成都西川枢密院向李德辉传递了愿意停止抵抗的信息,但要求李德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不降旗,二、不收兵器,三、不改县志。
抵抗的放弃必须以尊严为前提。
熊耳夫人为了证明自己身在钓鱼城,特地按李德辉熟悉的样式做了一双新鞋,附上家书一封,与降书一并置于鞋内。
李德辉见到鞋和降书,高兴万分,一是终于知道小妹的下落,二是坚如磐石的钓鱼城即将放弃抵抗。
李德辉长期在忽必烈麾下效力,而忽必烈是蒙古诸汗王中唯一欣赏汉文化的皇帝,在一些汉臣的长期影响下,忽必烈同意放弃屠戮实行怀柔,以安抚民心。
李德辉力争实现小妹的愿望,他上奏忽必烈,劝其放弃蒙哥遗诏,答应钓鱼城的请降条件。
忽必烈毕竟是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他从汉文化的传统和统治的大局出发,同意了李德辉的请求。
消息传回钓鱼城,王立和熊耳夫人兴奋异常,这个原以为难以实现的目标终于实现了,钓鱼城有救了,全体军民有救了。
王立此时已经义无反顾,他为忠君保国奋战多年,如今,南宋君已亡,国已破,国祚不复,自己欲忠而无君所忠,欲保而无国所保,惟有保民才是至仁至义的天理,至于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去吧,只要能够保全十万民众,即便背上万世骂名也罢!
李德辉深知东川军与钓鱼城的血海深仇,为确保全城军民安然无恙,他不顾花甲年纪,亲领500人赴钓鱼城受降。
得知钓鱼城和平受降的消息,东川军统帅汪良臣异常愤怒,他绝对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要知道,20年前攻打钓鱼城时殒命的汪德臣就是他的同胞兄长,此外,东川军与钓鱼城血拼了20年,损兵万余,折将若干。
如果放过钓鱼城的全体军民,不但为先帝雪耻,为亡卒报仇的宿愿化为了泡影;同时,自己血战多年,胜利的果实竟让西川军轻松地拿了去。
于是,汪良臣断然拒绝了钓鱼城的和平受降,并派兵把李德辉带来的500人限制住。
李德辉劝说几日,皆无效果。
后来,元廷派使者送来忽必烈的圣谕:“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面对圣谕,汪良臣纵然有亡君杀兄之仇,损兵折将之恨,也只好作罢了。
李德辉顶住了东川军强烈复仇的压力,没有对屠城的要求作出让步,在忽必烈诏书的支持下,践行了对王立和熊耳夫人的诺言。
1279年2月,钓鱼城正式放弃了抵抗。
城开之日,全城军民欢呼雀跃,无不鼓舞,纵然有血战到底的决心,但是,有一条不失尊严的生路,又有何不可?
钓鱼城受降后,李德辉随即从城外调粮进城实施救济,并命令城中军民将城池全部拆除,以绝后患。
随后,也许出于防止东川军报复的考虑,李德辉又下令将钓鱼城军民全部解散。
至此,这座屹立了36年的城堡,便化作一片断壁残垣,为人们提供历史的记忆。
钓鱼城的烽火熄灭了,关于王力的争论却开始了,有人说他是投敌,说他失节;有人说他牺牲自己的名节,救民于水火,是大忠大勇,大仁大义。
700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于是。
明朝弘治年间,合州官府在钓鱼城为当年的守将王坚和张钰建祠一座,称“王张祠”,后来又把对钓鱼城抗敌有功的余玠牌位请入,一并供奉,改称“忠义祠”。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忠义祠时再增祀冉琎、冉璞兄弟。
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宁屈一己”而保全百姓,熊耳夫人和李德辉对钓鱼城百姓也有“再造之恩”,故将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牌位请入忠义祠,此后133年,历任知州皆无异议;但至光绪七年(1881年),知州华国英再修忠义祠时,却认为王立当年系无耻的变节投敌,故将三人牌位逐出祠去,并在厅堂楹柱撰联表达凛然心意: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认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三人虽对宋廷无忠,却对百姓有义,于是另立“贤良祠”供奉三人牌位,由此可见忠君和爱民的区别,官心与民心的差异。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登临钓鱼城考察了古战场遗址,题诗《钓鱼城怀古》抒怀,对王立也是大加鞑伐,并将王立、熊耳夫人二人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岩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磷蚧,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华国英和郭沫若所以如此,也许自身观念使然,也许时逢华夏国难,情绪难免激愤。
中国古代,爱国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似乎不足为虑,但是,如果无视民众,爱国岂不是成了虚拟?拯救十万民众的王立,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奸贼。
我不禁想到明末抗清时,一些守将为了自身的名节,不放百姓出城,致使全城被屠,这难道就是忠义?
1981年,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在合川召开,此事过去了700多年,关于王立的评价,两派观点依然明显对立,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想统一人们的认识,绝非易事。
到如今,贤良祠已毁,忠义祠犹存。
王力的灵柩早已盖棺,却依旧无法定论。
参考资料:chinawriter/yc/2010/2010-10-12/427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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