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 中国壁画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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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者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

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

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

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

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

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

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

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到了新石器时代,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

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

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

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在绘制岩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边界的限制,岩面也并没有作任何的处理,它们的创作是无拘无束的。

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陶器和木结构建筑的出现,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家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材料是绝好的作画之处,于是,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纹样出现在这些器物上。

以质朴明快、绚丽多彩为特色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中国先民的杰出创造。

此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

仰韶类型的彩陶以在西安出土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关于这种图案具体的含意一直在猜测之中。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图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绘制于陶缸上的《鹳鸟石斧图》,出土于河南临汝闫村。

该图以写实手法所描绘的鸟、鱼及斧据说代表了鹳氏族兼并鱼氏族的历史事件。

此外,在青海大通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描绘了氏族成员欢快起舞的景象,堪称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

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

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

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

秦汉时代的壁画以宫殿寺观壁画和墓室壁画为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

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

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

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没骨”法的最早范例。

西汉的壁画则主要是为了标榜吏治的“清明”而创作的。

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

宣帝时更是在麒麟阁绘制了11位功臣的肖像壁画,开了后世绘制功臣图的先河。

东汉明帝时,由于明帝本人的爱好,壁画创作之风更盛。

派使赴西域求来佛法后,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

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

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

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

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在汉代北方,墓葬壁画依然流行。

但是广阔的中原从汉末就变成战场,到此时大多已是废墟一片,昔日的文化繁盛已不可见。

倒是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地处偏僻的区域发现了绘制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上叶的墓葬壁画。

当时许多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那里。

在朝鲜安岳的3号墓中,其结构、装饰以及墓中的文字都表明墓主来自中国。

虽然,这座墓中仍有盛大的出行图,但是儒家题材如劝善故事和祥瑞图像不见了,画家更偏重于对世俗生活和女性形象的描绘。

在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儒家影响的减弱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量墓葬壁画是表现这一边远地区的现实生活。

在嘉峪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3世纪建造的砖室墓的装饰风格极为独特。

墓中的砖上分别有用鲜艳的颜色和流畅的线条描绘的壁画,各个独立,连续起来看仿佛是连环画一样。

甘肃酒泉发现的丁家闸5号墓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

它的两个墓室为连续性的大型壁画所覆盖,后室中描绘墓葬中的各种摆设,而前室壁画则描绘有神仙世界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景和歌舞伎乐表演。

这种与中原及东北墓葬壁画一脉相承的题材,其产生是由于古代酒泉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位置决定的。

1979年,对位于山西太原的娄睿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一起引起轰动的事件。

墓葬中发现了71幅、共200多平方米壁画,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其艺术水平也超过了已发现的早期或同时期的墓葬壁画。

这座墓的主人是北齐的东齐王,他的生活图象及出行、归来图,门卫仪仗,天象和十二辰图等被绘制在墓中的墙壁上。

构图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划,直至鞍马、走兽的勾描,无不显示着北朝末年壁画艺术开创一个新阶段的惊人发展。

难怪学者们将它的作者猜测为当时的大画家杨子华。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

无论是人物造型、风格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壁画的创作中大量出现净土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

如初唐220窟的各种经变壁画所呈现出的盛大歌舞场面,众多的人物、绘制精巧的建筑物等,使整个洞窟形成一个“净土世界”。

除了经变画以外,还有说法图、佛教史迹图画、供养人像等。

盛唐以后的经变内容逐渐增多,直接取材现实的供养人像身高日渐增加,占据了洞内、甬道的醒目地位。

盛唐103窟的维摩变、中唐158窟的涅盘变、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等是其中的精彩作品。

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

近年来发现的年代可考、真实可靠的墓葬壁画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唐代绘画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为鉴别和确定传世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些发现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为了解唐代绘画的发展以及在某些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提供了大量实例。

在西安地区发现的27处唐代高官及皇室成员的墓葬使我们可以看到了唐代绘画题材的变化。

长乐公主和执失奉节的墓葬壁画证明了七世纪时各种绘画流派共存的局面;而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三处皇家墓葬中的壁画则为研究八世纪初期宫廷绘画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章怀太子墓中绘有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其绘画线条自由奔放,犹如书法中的行草。

契丹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使用棺木墓室丧葬制度,壁画亦随之在辽墓中不断出现。

位于今天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庆陵,包括辽圣宗、辽兴宗、道宗的坟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壁画墓。

圣宗的东陵墓室绘有四时山水、群臣肖像及装饰纹样,显示了创作者对自然形象的熟悉和精湛的技巧。

在辽宁、吉林、内蒙、河北等地发现了不少辽代壁画墓。

早期墓室中多画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中晚期墓室则更多地描绘出行、宴饮、仪仗、散乐及奇花、瑞禽和门神等图像,画风趋向严谨,技巧也有明显提高。

如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1号墓壁画、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壁画等。

佛教在金的时候颇为盛行,因此,寺庙建筑上的壁画仍具有相当规模,但是保存至今保存完整的却不多了。

保存较好,艺术水平较高的有山西朔县崇福寺弥勒殿内的说法图、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四壁保存的佛传、鬼子母经变图等,其中,后者将种种的故事安排于青绿山水界画之中,描绘出大量的城乡社会场景,宛若一幅金代风俗画。

宋代之后,就全国而言,壁画开始走下坡路,但在部分地区,壁画仍有较大发展。

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元代壁画场面宏大,笔意流畅,内容丰富,虽为道教内容,但是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

元代戏剧壁画演出场面的人物神态各异,极为传神。

元代的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利用保护的政策,喇嘛教受到高度尊崇,道教亦有显赫的地位,寺观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壁画仍显示出相当的规模。

敦煌及山西一带尚有不少遗存。

重要的有敦煌第3窟等元代窟,山西稷山兴化寺、青龙寺,赵城广胜寺以及原在永济,今迁芮城的永乐宫等。

尤以永乐宫的壁画最为壮观,在三清殿壁上绘有《朝元图》,描绘了280多个神像,纯阳殿四壁则描绘有传说中的道教神仙吕洞宾的故事,其中汉钟离度吕洞宾一幅对心理状态的刻划尤为生动。

元代壁画比较兴盛,分布地区也很广。

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

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有佛教寺庙壁画、道教宫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

寺庙、宫观壁画的题材内容以佛道人物为主,殿堂壁画大都描画山水、竹石花鸟,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鸟等。

参加创作的作者,大多数为民间画工。

也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画家。

寺、观、墓室壁画多出民间画工之手,宫殿及府邸壁画以文人士大夫画家为主。

山水、竹石、花鸟等题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画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与文人画的兴盛和当时艺术风尚及审美爱好有密切关系。

元朝政府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保护宗教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和道教颇为盛行。

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

特别是永乐宫壁画,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

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戏剧人物图和描写明应王宫廷生活的画面,线条苍劲,色彩丰富,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亦堪称元代壁画中的珍品。

此外,像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

墓室壁画

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

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

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其章法结构又颇受北宋和金代画法的影响,并且具有文人画的某些特色。

北京密云县元墓壁画,人物衣纹勾描娴熟,花卉竹石线条洗练,尤其梅花、竹石作为单幅画面的出现,在前代壁画中极为罕见。

上述两墓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的画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价值。

其他尚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内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画等。

宫殿、厅堂壁画

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

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商琦、唐棣等人曾应召为该殿画壁。

蒙古族道士画家张彦辅曾奉□画钦天殿壁。

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

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这类壁画已不复存在。

上述这些情况,在袁桷、范椁、赵孟頫等人的诗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中国的壁画艺术发展到明代,虽与唐宋时期的盛况不能相比,但是明代统治阶级仍然重视利用宗教艺术维持其封建剥削制度,寺观的兴建,佛道经典的刻印仍屡见不鲜。

山西地区留存的明代壁画,以数量众多,题材多样,艺术性强著称。

北京市法海寺大雄宝殿中保留了具有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明代壁画。

佛教.道教人物交相辉映,别有一番趣味。

法海寺壁画在中国现存壁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明代壁画的典范。

明清时期,与民间工匠美术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壁画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状况。

壁画由盛转衰,壁画的功用大多已为卷轴画所替代,所以壁画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

在明代,继承唐宋传统的寺庙壁画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之前代,明代的壁画显得更为规范化和世俗化,也显示出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的融合。

这一时期的壁画遗存尚多,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

其代表为完成于1444年的北京郊区的法海寺大雄宝殿中的壁画《帝释梵天图》,在性格描绘上颇具匠心,画法亦沿用唐宋遗法,沥粉贴金,风格精密富丽。

这幅壁画的作者是工部营缮所的画士官宛福清、王恕及画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了宫廷画风的特点。

民间画工所作的壁画的代表作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后殿壁画,内容为元代以来流行的“水陆画”,佛、道、儒三教混而为一。

位于云南、青海等多民族聚居区的佛寺壁画,题材往往具有显密合一的特点,画法则融合了汉藏两族的艺术风格。

代表作品有云南丽江白沙、束河的大宝积宫与大觉宫的壁画、青海西宁塔尔寺壁画等。

至于清代,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壁画已趋衰落,从事壁画的民间画工的数量和艺术素质也空前低落。

辛亥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宫殿、寺观和墓室建筑基本停止,使传统壁画失去了依存的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壁画开始受到重视,壁画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现代壁画的内容范围,比传统壁画更为丰富。

除了表现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题材范围占着主要数量以外,又出现了民族风情、山河壮丽、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等新的题材。

这四类题材在传统壁画中是没有的。

壁画领域兼容并蓄的特色,足以使各种主义、观念、形式、手段自由出入。

正统的、古典的、现代的、抽象的、工艺的、雕塑的、组装综合的、构成的都能找到实践和试验的机遇。

这也是“壁画热”积极效应的表现。

清代寺庙壁画与宫廷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现实重大题材的描绘以及民间小说与文学名著的表现。

西藏布达拉宫灵塔殿东的集会大殿内,画有《五世达赖见顺治图》,记载了五世达赖率领3000人的使团进京朝见顺治的史实,以连环画的手法成功处理了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活动,堪称清代壁画的杰作。

此外,山西定襄关帝庙壁画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北京故宫长春宫回廊上的《红楼梦》壁画则参以西洋画法描绘了这部千古名作里的部分情节。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繁荣与壁画的发展渊源甚深,有了开放的社会文化,才有中国壁画,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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