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近代某一历史人物生平2000字左右

Posted 2022-12-19 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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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汉族，安徽合肥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

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

[编辑本段]【李氏家族】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编辑本段]【入仕之前】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编辑本段]【湘军幕僚】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也深知李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编辑本段]【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

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

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

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

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

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

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

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

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

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

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

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

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

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

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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