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 40年代中国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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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 40年代中国话剧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世纪40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非常有名的话剧演员,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

相比解放后在银幕上的李双双这样的角色,张瑞芳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她在重庆舞台上出演的《北京人》里面的愫芳,《家》里的瑞钰,《屈原》里的婵娟。

采访时,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瑞芳已经89岁,却依然能用非常诙谐的口气说:“那时候我是‘青衣’,解放后变成了‘刀马旦’。

”张瑞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画的就是她当年出演婵娟的样子。

屈原》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

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隆重上演。

……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整个山城沸腾了。

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刻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吼声。

这一轮的首轮公演,观看人数即达30万人次。”

《屈原》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大公演”的高潮。

无论从哪方面看,“雾季大公演”都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雾季”,原本是重庆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云雾笼罩。

抗日时期,这个特殊地理反而成了天然的防空网,日军空袭减少。

张瑞芳回忆说,刚到重庆时,大家不知道日军空袭的规律,演出往往被迫中断。

焦晃看到过的那出戏,名字的确是《国家至上》。

有一次演出《国家至上》时候,就遇上了空袭,剧院化妆间被锁上,演员们只好跑到剧院卖点心的柜台前,用点心上的奶油卸妆。

后来发现了“雾季”的规律,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

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

由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云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

在张瑞芳的记忆中,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就包括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

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金山、陶金等。

每到雾季,重庆“100多出中外剧目轮流上演,不带重样的”。

重庆也是当时剧作家的丰产地。

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

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

“雾季大公演”还直接带动了当时戏剧界的理论发展,当时导演史东山在创作期间写出了学术论文《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的比较论》,提出: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意识”与“下意识”要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一年后,斯氏《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出版了全译本。

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戏剧界争相一读的热门书。

舞台也是战场

从题材上来看,“雾季大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题材上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

事实上,“雾季大公演”中演出的剧目,当年是“左、中、右”都有,也有演出莎剧的剧团。

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的确都是宣扬爱国、爱民族的、抗日救亡的更受欢迎。

采访中,张瑞芳对“当时除了抗日救亡的剧团和剧目,其他剧团和剧目的情况”的问题,显得不屑一顾:“当时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群众就爱看抗日救亡的戏。”

不说观众,演员们自己都有一本血泪账。

张瑞芳的父亲原本是北伐战争中的将领,1928年徐州战役中被迫饮弹自杀。

张瑞芳的弟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晋察冀边区,在那里牺牲了。

张瑞芳说,接到弟弟死去消息时,她正在后台化妆间准备上场,那一场,她把对弟弟的感情全部都演进了戏里。

张瑞芳那时演出的角色,比如愫芳、瑞钰、婵娟,都不幸福:愫芳走了,瑞钰死了,婵娟自杀了。

张瑞芳说记得那时候她问过郭沫若,婵娟为什么一定要死?郭沫若说,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

《屈原》是历史剧,但所有参与演出的创作人员都明白《屈原》是借古讽今。

郭沫若自己就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外吹嘘些新生命进去。

”《屈原》首轮演出结束后,当时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大骂演出人员:“什么叫做爆炸,什么叫做黑暗!你们这是造反。

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1942年6月,《屈原》在重庆被禁,剧团转到北碚演出。

而对于瑞钰的死,曹禺的解释是:“从结婚到死,完成了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在雾季大公演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各种话剧演出的常客。

张瑞芳说,那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夫妇经常请演员吃饭。

有时周恩来也会直接介入到剧本创作中。

《棠棣之花》中,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下来的。

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

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

”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2000余字。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

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

周恩来提出,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地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做出让步。

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士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

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住处,让该戏得以与观众见面。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一些优秀剧目。

”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

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张瑞芳说,自己在当时其实是“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

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很多演剧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表面上是国民党政府统管的文艺团体的成员,生活上有保障,业余组织演出进步戏剧。

张瑞芳1939年秘密入党,1940年4月进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管辖下的“怒潮剧社”扩大而成的“中国万岁剧团”。

1941年,她已经在组织安排下退出剧团,成为一个表面上不问政治的“闲人”,继续留在重庆舞台。

“雾季”之外的“苦干”与“战斗”

“皖南事变”后,张瑞芳一直争取要去延安。

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延安。

”在她眼里,欧阳山尊就是那个幸运儿。

2007年,欧阳山尊已经97岁了。

话剧百年的庆典上,他坐着轮椅上台,朗诵鲁迅的《过客》。

朗诵结束,他居然从轮椅中站起,正步走下舞台。

年轻的话剧演员到后台来对他竖大拇指:还是您最棒。

张瑞芳等人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时候,欧阳山尊正率领着一支名叫“战斗”的剧团,在敌后边区各个空隙地带打游击。

欧阳山尊是欧阳予倩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了欧阳予倩。

1907年6月,欧阳予倩与李叔同、曾孝谷等日本留学生演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大戏: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

欧阳山尊学生时代曾作为欧阳予倩的助手,参与了《雷雨》、《日出》、《油漆未干》等剧的演出。

1938年,欧阳山尊参加抗日演剧救亡一队,自上海奔赴延安。

1939年,欧阳山尊由抗大奔赴前线,在120师“战斗”剧团工作。

1941年加入“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文艺宣传。

“那时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上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到村里找一个庙台,把夹被当幕布挂起来,集合群众就开始演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欧阳山尊、严寄洲、苏民、石维坚、宋戈、陈大林、王大年、澹台仁慧等老话剧人重排了60年前他们在敌后演出过的话剧:《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粮食》等等。

这些话剧都是独幕剧,比较短小,是为了适应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节奏。

欧阳山尊说,当年“游击”剧团的戏,都是根据当时敌后发生的事情而改编,和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极其紧密。

欧阳山尊说,一次,他在转移的路上,听到一个老百姓讲了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的儿子不慎打死了一条日本人的狗,狗的主人竟然掏出手枪把这个男孩打死了。

这个人从此不再为日本人做事。

欧阳山尊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出戏《人不如狗》,号召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速排速演,当场见效,是话剧在上世纪40年代能够胜出别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进步的根源——不仅仅是在国统区、边区,也在上海这样的沦陷区。

沦陷时期的上海话剧,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1943年11月,上海巴黎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广告称看该剧会“狂笑105次,大笑608次,傲笑201次”。

这是当年黄佐临导演的《梁上君子》。

在这出戏中,黄佐临首次在中国引进了“闹剧”形式。

1937年,黄佐临自英国回国,起先在大后方教书。

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说,钱钟书的《围城》中,一群小知识分子在“三闾大学”教书的故事,很多细节就来自于黄佐临的经历。

黄佐临1938年到1939年在重庆的国立剧专教书,于1940年回到“孤岛”时期的上海。

对于他回到上海的举动,黄蜀芹的解释是:“他想抗战,但是后方没有抗战的气氛。

”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剧研究学者邵迎建则认为,他的回来,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派遣。

因为他回上海时,拿的是曹禺的介绍信。

黄佐临在话剧史上被重点提到的,是1962年他发表的《我的戏剧观》。

在当时,他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要突破斯坦尼体系的单向艺术观,向中国戏曲美学学习“写意”。

在中国话剧史上,他的观念被称为“写意戏剧观”。

黄蜀芹认为,当时的进步话剧人普遍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对黄佐临影响最大的则是萧伯纳。

黄佐临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把剧本寄给萧伯纳,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

萧伯纳在信中写:“易卜生不是易派,他是易卜生;萧伯纳不是萧派,他是萧伯纳。

如黄想有所成就,他就切勿做个门徒。”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胡适撰文《易卜生主义》,推崇易卜生戏剧中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的部分。

文学青年中一时以“易卜生主义”为时髦。

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

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而曹禺写作《雷雨》时,从结构上直接使用了易卜生“客厅剧”的手法。

易卜生一生的创作风格很多样,但中国话剧人独独推崇和学习其中“社会问题剧”的一部分,是有中国的独特背景的。

愉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编剧,以《WM》、《那年冬天》等作品成为目前上海话剧界最重要的编剧之一。

最近他正在为“中国话剧百年”重新编写《黑奴吁天录》。

在研究1907年版的《黑奴吁天录》时,愉荣军发现:“中国话剧的很多特质,其实是从诞生就开始了的。

”这些特质主要包括:贴近时事、对话为主、现实主义题材和创作手法,以及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

愉荣军指出,斯托夫人的原著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南方记忆、成长主题甚至种族和解的思想等等,但是“春柳社”的成员着意只突出了其中关于“黑奴”的部分。

“这是和1907年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相结合的。

”愉荣军说。

事实上,黄佐临的创作也很现实主义。

1941年夏,黄佐临等剧人曾组织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边城故事》等剧目。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进入全部沦陷时期,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戏剧团体是黄佐临的苦干剧团。

1942年初夏,“苦干”和上海艺术剧团合作,用“上艺”的名义,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秋海棠》、《大马戏团》、《荒岛英雄》,取得了极大成功,石挥因饰演秋海棠、慕容天赐,显示出性格演员的独特光彩,被誉为“话剧皇帝”。

1943年10月,苦干剧团的名义正式对外,在巴黎大戏院坚持演出到1944年底,期间演出剧目如《梁上君子》、《视察专员》、《金小玉》、《林冲》、《云南起义》、《舞台艳后》、《乱世英雄》、《夜店》等,都是黄佐临导演。

在学者邵迎建看来,黄佐临和苦干剧团这一时期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邵迎建搜集过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日军在占领上海后,有意推动一场“电影战”。

今村太平在1942年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曾写道:“要东亚10亿民众共同阅读一本书是极其遥远的事,而要他们联合在一个理念下,朝一个高处奔走却是当务之急。

显而易见,此时电影的作用就有着过去从没有过的重要。

”今村太平显然认为话剧不是他理想的武器,因为“电影与戏剧的差异是机械业与手工业的差异”。

所以1942年,日本将上海原来的11家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中联”电影公司,但对话剧界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

因为在1941年底,上海“舞场与电影院为38家,越剧场与书场为15家……话剧场与申剧场为4家”。

话剧票房还不到电影票房的一成。

所以当时很多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电影人,都纷纷辞职去演出话剧,反而带动起了上海话剧的繁荣。

苦干剧团与重庆和延安的同行最大的不同,在于黄佐临等做出的商业话剧的尝试。

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团是有出资人的。

苦干剧团的成员原本属于黄金荣的孙子黄荣伟组织的“荣伟公司”。

后来荣伟公司解散,“苦干”转投建筑商傅如珊投资的CZC娱乐有限公司。

所以苦干剧团是非常注意剧场票房的,“苦干”也有《金小玉》这样强烈针对政治的戏,但更多是《梁上君子》这样把思想化入笑声的,能吸引观众的戏。

对于沦陷时期上海话剧的商业化,李健吾认为:“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如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就只有和敌伪汉奸勾结而政治化了。

”对于这种商业化,中国共产党当时是默许的。

黄宗英回忆:“当时党给我们这个剧团有指示,要拢住这个剧团,不要放弃这个阵地。

要团结这一批人,可以演些儿女情长、风花雪月、无伤大雅的戏来保好戏。

”而研究者邵迎建也认为:“在政治权力膨胀的年代,恰恰是商业化能够打破政治特权,为无权民众谋得一条生路。

从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立场出发,有产者会比无产者更为积极——因为他们失去的并非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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