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谁知道关于老常州的历史啊急

Posted 2022-12-18 经学

篇首语：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谁知道关于老常州的历史啊急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常州词派崛起于清中叶的乾隆、嘉庆之交，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平心而论，该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并非士林领袖，文坛宗主，不过是一介穷儒，终生衣食不给，何以有开宗立派的号召力?其于嘉庆二年编成的《词选》一书.不过是课徒授词的晋及读本，何以竟迅速不胫而走，流行于大江南北?其论词之文《词选序》一篇，立论虽高，但偏执固陋之处十分明显，何以能弃冕词坛，“意内言外”之说居然被后人尊为“词教”?这一切，绝非仅依张惠言一人之力所能致，也不可归于纯出偶然。

种籽能够蘖集，以至爪瓞连绵，端赖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气候。

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拟从乾嘉以还历史转变时期的文人心态、学术思潮、文学批评走向等方面.探讨清代这一最大词派生成的文化动因。

常州词派与寒士心态

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折光，往往是通过文学创作主体—文人的心态而得以显现的。

一F3某个文学流派真正适应了特定时代文人的共同心理和情感需求时，它使获得了生成条件，具有了存在价值。

布衣文人张惠言在《词选序》这篇开宗明义的词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词的创作的主题模式:“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

他在对《词选》中所选部分唐宋词进行词旨设释时，又把这一主题模式的具体内涵规定为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即“感士不遇”与“忠爱之忱”。

在这里，实则透露了“贤人君子”即“士”是常州词派的社会文化基础，并昭示了“士”这一阶层在彼时的政治文化心态。

常州地处江苏的长江、太湖附近，是产生“士”的阶层的文化沃土。

此地为明清时期的“八邑名都”(常州有八个属县》，号称“中吴要辅”.地域文化的渊源，可上溯到春秋时延陵(常州古称)季子“让国”和“观乐”的美谈。

“延陵世泽，让国家风”，象征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也成为常州一地士人不可移易的精神支柱。

对儒家传统的崇仰和追求，作为七人的」引司信仰.通过家传、师承、办学、交游、科第等种种途径，把士人集结成一股

不齐轻视的社会文化力量。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谈论乾嘉时期儒学与士风的情形，实以常州最为典型;而他所述“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竟，而终其身于学”，“寒士”这一称呼，正切合这个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特征。

龚自珍还特别注意到常州士人的地域性群落分布.有《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诗专咏其盛，谓“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洲)匹祷”;他在诗中盛赞的常州士人张琦(字翰风.张惠言弟.与其兄共编《词选》)、丁履恒(若士)、李兆洛〔申臀)、陆继格(祁生)等，都属于常州词派骨干.他们几乎都是由“寒士”而成为乾嘉“名士”的。

由常州之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孵化而成的这个“士”的阶层，在乾嘉之交面临着怎样一种生存处境和政治状况呢?当时敏感的学者已觉察到“殆将有变”这一时代征兆口。

作为黑暗腐败的封建政治的直接受害者，一方面，他们生活景况极其惨淡.有的甚至挣扎于死亡线上。

张惠言三世寒素，祖父张金第‘旧常不得再食，冬无絮，夏无帐，食以糠双为粥’，既;父张蜻宾因贫病交加中道即逝托;张惠言本人幼时常常“不食而寝”，以至“卧不能起”.其母因生活

所逼曾试图自尽姜。

如此遭际在当时士人中绝非个别，张惠言自称“盖吾所交多贫贱之士啼，他的好友黄景仁、钱季重、庄达甫、董超然等，大抵“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赛哑。

然而，他们仍坚守着“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信念，一心向学;有人劝以弃学从商，他们却答曰“吾家十数世食贫矣，然皆习儒.禁祖业不可自吾子始1\'嗽并且强自振拔、礁砺志节，谓“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杀，而松柏得之以坚。

士之处贫贱.乌可一概而道哉宁’嗡但在严酷的现

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发出绝望的哀鸣:“吾尝读孟子‘降火任’之说.而窃怪世之贫贱者何其颠顿困踏而不克自振之多也?岂孟子之说亦有时而不验耶n补这就是他们难以摆脱的生存处境。

另一方面，士人阶层面临的政治景况亦十分微妙。

乾隆帝后期“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其高压政策直接指向东南士人，在“上谕”中明确宣称;“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

’叻连续的文字冤案无疑对东南士人产生巨大震慑力:“今入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一人情望风规景(影)，畏避太甚。

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

’哟士人畏慈退缩之心态，于此可见一班。

但在乾嘉之交出现了某种政治转机.这一情势与寒士们特殊心态之塑成有相当关系。

公元1796年，乾隆退位;越三年，嘉庆帝亲政，并诛杀乾隆亲信、大学士和坤。

统治者为了修补政治裂隙，调整内部关系，推出了开文禁、广盲路的宽松政策。

张惠言等一批布衣文人，看到了由逆境转入坦途，由“文化精英”成为“政治精英”的希望，乃一改嚓若寒蝉的小心，在其嘉庆初的一系列言论中，热中于讨论最为敏感的用人问题.为“不汲汲于世俗，而近于迁诞”。

的在野“寒士”呼喊，表现出巨大的从政热情。

事实似乎也对他们有利，嘉庆四年(1799)江南会试，特由嘉庆帝师傅、原来的和砷政敌朱琏主持，这次会试获得了“一时名流，搜拔殆尽”的美誉.张惠言自乾隆五十一年乡试中试后，颠跋于科举之途，七试礼部而未售，亦终于在此年列进士榜，入选翰林院。

显然，在这样一种“殆将有变”的政治情势下，“寒士”阶层既对朝廷充满疑虑和怨忍，不满生活境遇、害伯因言致祸;又因朝廷“广开言路”带来的机遇而期盼摆脱困境，从此青云有路，于是，畏惧与依附，守志与用世，自恃清高与不平哀鸡……交织成为一种复杂不的心态。

这种心态，被张惠言物化为一个“寒蝉”的形象。

他在《寒蝉赋》中描写道:“栖一枝而有余，聆片叶而为安;心抱清而守素，体逍遥以自然。

胡嗒嗜以悲号，声感激而永慕?……恐雨雪之夙集，淹余光之易谢。

怨王孙兮不归，纷啾啾而谁诉?岂缄默之不能，将多言而未痞。

’，.在乾嘉之交特定情势下观照这个“寒蝉”形象，其作为“寒士”阶层心态写真的内涵，确实颇有时代的典v性。

然而使乾嘉之交政抬情势更形复杂的是，嘉庆初年的“开文禁”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表面松动，真正宽松的政治环境并未形成，“寒士”们的处境地位并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他们也并没有从此走上政治坦途.因清王朝走到后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纠结，决不会因为政策的某些局部调整而迎刃而解，于是统治者一旦出于其政治需要，高压政策便迅速故态复萌。

嘉庆一朝，临深履薄、动辄得咎的危机感，仍然笼罩于士人心头，见诸他们的言论‘就在张惠言中进士的嘉庆四年，其好友、常州学者洪亮吉，因在朝上书言事，以“大不敬”获罪，被发配至新疆伊犁。

张惠言弟子、学者宋翔凤，直到道光初(18红)，在谈到文人心境时仍称:“行事之间，动遭赛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游，或相告绝。

幸为太平之人，不樱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栓桔，名字若黔荆。

’心时光已过去二十年，而两代文人的心态一何相似!这种心态，可以概括为“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两个政治情结。

因此，常州士人在词的创作方面提出“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的主题模式，其现实依据自乾隆、嘉庆直至道光间一直存在。

道光以后.时势如狂斓既倒，大厦将倾，“贤人君子”者流如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谭献等，其“幽约怨诽之情”随时势迁异，由内之身世之感，逐渐转为外之盛衰之慨寸，以及“忧生念乱”妙的时代优患意识。

文人心态作为时代的折光镜，透射出了具有近代社会特征的色调。

于是张惠言在乾嘉之交提出的作词的主题模式，又被趋从常州词派的词人继续加以演绎，增添了新的政治涵义和情感内容。

常州词派与乾嘉经学

一代之治，即是一代之学。

乾嘉经学之兴盛，本就是统治者高压羁磨政策的产物。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殉，读书人不能以夭下为己任，便纷纷趋于训话考订一途，以钻研经籍为精神通逃蔽。

常州词派的文化品性，正是得之于乾嘉经学。

同治、光绪间词论家谭献，较早注意到了清代词学与乾嘉经学之间的联系。

他指出，乾嘉经学大师如惠栋、江水、段玉裁、焦循、宋翔凤等多工小词，常州经学家刘逢禄于“倚声之学，犹复佩究，源流”，还编成了《词雅》一书。

谭献将清词创作分成“才人之词”、“词人之词办和“学人之词”，张惠言、周济等词人被归为“学人之词”的代表。

确实.常州词派涎生于乾嘉经学的学术氛围之中，其代表词人多兼为经学家，长期受经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

法之浸润熏染，故其创作心理、词作格调、批评观点及释词方法，都显示出与经学相关的文化品性。

恰恰是在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同时完成了他的经学代表作《周易虞氏义》和词学代表作《词选》。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让我们先从张惠言的经学渊源入手。

张惠言毕生治《易》。

作为乾嘉间经学大师，他的贡献在于在学术思想上，联结、沟通并调和了经学各个派别—吴派与皖派、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张惠盲治《易》，宗东汉虞翻之说，本于昊派汉学.常州乃昊派汉学的发样她，武讲藏琳导夫先路，无锡惠栋又掇拾汉人c易》说，最详于虞翻《易》义。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师承家法，笃信古义，从经学观念言应属吴派汉学，即以复古为原则，拘泥于上古经典的表述方式，从经典成说中寻找理论根据，未能越出“尊圣贤”、“从古昔”的落篱。

但他又通于皖派汉学，曾问学于戴震弟子金捞(擎斋)，皖派分析条理、断以己意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他，他对吴派汉学“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义，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

的琐屑短灯表示不满。

所以后来张惠言又渐向讲求“义理性道”的宋学靠拢，折中于训话与义理之间，破除了汉学与宋学的壁垒。

吴德旋说:“皋文(张惠言字)与今礼部侍郎萧山汤公金钊讲宋儒之学。

·…+.盖先生尝自言其学非汉非宋，不主故常。

”。

“非汉非宋”，正道出了张惠言经学研究的特点。

乾嘉汉学与宋学融汇合流的结果，导致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崛起。

今文经学振的大本营即在常州，故又称“常州学派”。

该派创始人庄存与，后继者刘逢禄，都是常州籍学者。

庄存与治《春秋公羊传，，自许“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其侄庄述祖传其学于外甥刘逢禄、宋翔凤。

张惠言既与存与之孙庄缓甲交好，又与刘逢禄共治虞翻《易》义，还曾偕庄述祖同游京师.商榷经义古文，宋翔凤也尝从张惠言学习古文和填词。

今文经学派从宋学而来的力主微言大义，从昊派汉学而来的倡阴阳滋纬、灾变感应，以及喜用牵强附会的方法解释经义，均通过以上种种学术交往，影响到张惠言的经学研究特色的形成。

从探讨常州词派生成的文化动因角度看，张惠言的经学研究特色，正成了他关于词的创作和批评理论的思维前提和方法基础，从而使常州词派在清代出现的各词派中显出其作为“学人之词扮的独特色彩。

下面，我们不妨采用互参对勘的方法，比较一下张惠言的经学思想与其文学、词学言论，来考察他是怎样既尊奉古训，又力求会通的。

屯

张惠言专治东汉虞翻《易》义，本为明一师之家法，而他沿流讨源，又从虞翻上溯至西汉经学博士孟喜治《易》的成果。

他说:“求孟氏(喜)之义，则唯虞氏注说，其大较也。

”认为“今观虞氏所说阴阳消息之序，神明参两之数，九六变化之用，精变神妙”，能得孟喜一派之“秘奥”气于是著《周易虞氏义》九卷，“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阅”，“又表其大旨，为《消息》二卷，庶欲探啧索隐，以存一家之学。

”幼这些言论，便可见其承吴

派汉学“笃于尊信，缀次古义”(章太炎语》的一面。

我们发现，张惠言这种“尊古”的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瘴碍，在他的词学研究中也反映了出来.这首先集中在对“词睁这一文学样式的体性的认识上，自宋代以至明清，历代词学研究者对词之体性卿题都有探讨的热忱，一般是从词之音乐、文学的两重性出发，或重音律，或重辞章，或重情性;唯独张惠言，独辟蹊径，在《词选序》开篇即庄重宣称:“《传》曰:‘意内而言外者谓之词。

’”他接着列述推尊词体、祟尚寄托、区别正变的一系列

词学观点，其实皆从这“意内言外”说引出，故此说被人尊为“词教，.

关于“意内言外”的涵义，历来众说纷坛。

或谓“出之靡尽而留其有余”匆，或谓“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嘴，或谓“词贵意藏于内，·一于言外有所感触’，，。

关于此说出处，也有不同说法，有说出于许慎《说文解字》，有说出于徐错《说文解字系传》.这都不能说错，但未溯其源。

其实，“意内言外”恰出自东汉孟喜的《周易孟氏章句》。

张惠言《易义别录序》云:“汉兴.言f易》者自田何。

田何之传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各著《易传》，~一田王

孙受丁宽，授6泌、孟喜、梁丘贺。

施、孟、梁丘各为《章句》。

”看来，孟喜是田王孙门徒，其《周易孟氏章句》即为让释《易》义而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章句孟氏》二篇”，可能就是此书，但今已佚。

清马国翰辑有此书，其《系词(辞)上传》中，即载有“词者，意的序文。

故许慎在解释“词”字时，也称引了“意内而言外”的说法。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为“词”作界定时，大约就是考虑141《易》的卦交辞(词)具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

持征，与他论词的“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的比兴寄托说恰好相迈，因而征引了孟喜和许慎对“词”字的解释.尽管作为《易》的符号的辞(词)和作为文学样式的“词”毕竟方钠圆凿，难以相合.但经学家张惠言引《易》说以认识词体，构成其关于词学的核心观念，却也有其合理性，从中也可见他对古代经典成说的虔诚信从。

张惠言治经，于“尊古”之外又有“求通”的一面。

他虽尊虞氏《易》义，却又说:“然虞氏虽传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盖古人之学，传业世精，非苟为称述而E。

”。

对这种求通的必然性，他论证说，“圣人之道，著之于经，传之其人，师弟子相与守之，然夫子没而微言绝。

”而“去圣久远.经简废绝;承学之士，各自为宗”.乃正常现象;“然挨其本原，周不依经附传，承师论法。

…故规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

”。

他认为“尊古”之依

附本原，与“求通”之各自成器，二者并不矛盾。

这一求通倾向.反映在他的《易》学研究上，最显著之点，就是注意综合《周易》的象数和义理，略无偏废。

他研究《周易》重象数，特别注目于《易》中卦交之象的符号象征特性:“《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9易》。

’心他认为“理”必须由“象”来体现:“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盲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辩言正辞，而况多歧之说哉?”。

同时，由于他重义理，故强调通过“比事合象，推交附卦”修的途径，来广通于天道人事，问发微言大义。

这一义理与象数并重的倾向，给张惠言对语言文学特性的认讯，也烙上了经学的明显印记·他特别强调语言文学在表情达意方面具有符号象征性:“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

言，象也，象必有所寓。

’嗡他论词之比兴寄托中情与物的关系，是“触类条兽，各有所归”，意即两者存在着一种对应的意义指向，又颇与上述“比事合象，推交附卦”的治《易》路数相合。

至于其目述编撰《词选》的呆旨，在于指发”唐采词中深藏的”幽隐”之义，也就是他的弟子宋翔凤所说;“其于古人之词，必髓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

”.“求义理”云云，不是与今文经学派’‘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的治经家法同一途辙吗，

我们知道，今文经学家解释经书，最大的特点是借旧瓶以装新酒，化臭腐而为神奇，甚至不惜穿凿附会。

张惠言治《易》合象数与义理为一，在方法论上，便极为推许今文经学的“贯串比附”。

他在《易纬略义序》中论及易纬著作《乾凿度》的价值.是“通天意，理人伦.明王度，盖《易》之大义条理毕贯.自诸儒莫能外之。

”他概括虞翻治《易》方法云:“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交.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

依物取类，贯

串比附;始若琐碎，以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也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

”分这里所述的“条理毕贫”、“依4匆取类，贯串比附”.实则上是一种类比、对应、主观联系的方法。

我们可以举出张惠言写于嘉庆二年的《迁改格序》一窥他的应用实例;

乾动而下，坤动而上。

乾，德也。

坤，业也。

业日进而照之以德光，故日“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

变动不居而常执其贞者，9益》之用，《既济》也。

不正不益，故日“或益之十朋之龟，永贞吉气·一其在上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之”者，上不未也;“或击之”者，初将坏也;“立心勿恒”者，《龚》为《坎》，《济》未《泰》也。

夫时者有变而礼无不宜，君子务正其道。

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恒，是以大通。

其中就通过《乾》、《坤》等《易》卦，推断出“时者有变而礼无不宜”的君子“正遁

那么，我们再来看同样编成于嘉庆二年的《词选》对唐宋词意旨的淦释。

如其中收了欧

旧修的名作a蝶恋花》(庭院深深》，张惠言的笺释是: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

“楼高不见，，哲王又不瘾也。

“章台”、“游冶”，小人之径。

“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

“乱红飞去，，，斤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他把一首完整的伤春怨别词，割裂成若干语言意象，然后为它们一一寻找对应意义，再把这些对应意义主观串联起来，推断出此词是为北宋庆历间韩琦、范仲淹被贬而作。

一为释经，一为释词，但两者的路数何其仿佛

从上所述，可证张惠言之开创常州词派，实胎育于乾嘉学术环境，部分地得力于其经学研究的成果。

然而，张惠言的经学研究固然有一定程度学术融汇、综合的色彩，能于“眯古”的同时“求通”，但却不能“求变”。

他于嘉庆七年(1842)便已谢世，他的学术眼光、仍囿于早期今文经学派的旧视野和小天地。

张惠言好友，另一位常州籍学者和河人浑敬.后来曾批评早期乾嘉学者所犯的通病:“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衫红昔.’

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

’嗡这种弊病在张惠言身上其实亦有表现。

后期今文经学家则不同.钱宾四尝论常州学派之流变云:“常州之学，起尸庄(存与)氏，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而变于龚(自珍》、魏(源)。

然言常州学派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

何者?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亦何异于章句训沽之考索?故以言常州学派之精神、J七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面目也。

’嗬

常州学派或曰后期今文经学派之精神，一言蔽之，即“轻古经而重时政”，具体说舞就兄“察凡庶”、“赴时势”、“考通方”。

这是摆脱了单纯的“章句A话之考索”并努力“习吏”的精神.所以，乾嘉经学至近代渐演为经世致用之学。

这一“求变”趋势，在张惠言之后的常州籍词人身上都可看出。

从这一层意义仁说，常州河派在张惠言谢世后，正因吸取了常州学派“轻古经而重时政”的“求变”精神，方才获得了继续存在和岌展的生命力。

例如张琦，是张惠言之弟，他与乃兄一起治经，并合编《词选》〔一名《宛邻词选》，即以其号为名)，但自道光后逐渐究心于山川险易、攻守异势的舆地之学、转向了实川。

李兆洛、丁履恒都是经学家，也渐热中于农田水利、钱法盐政与兵制之学.大要归于致用。

宜兴周济，“少与同郴李君兆洛、张君琦、径县包世臣以经世学相蒯，兼习兵家言.习击刺骑射”，晚年著史论《晋略》，据魏源的评价，此书“以寓平生经世之学.借史事发挥之”气周济交往的学

者中，李兆洛、张琦与张惠言同时，包世臣、魏源又为后期今文经学家，故其论学术，自谓“兵农遂杂进，兼慕天官书。

修防及转潜，瞥瞥论河渠’.邻，实际上是一位“通儒”。

故纵观周济一生行事，比张惠言更贴近时代和社会，也更具社会阅历和政治意识。

常州词派的主要pl,论观点，如“感概所寄不过盛衰”、“诗有史、词亦有史”的“i司史’『说等.俱由周济提出，他因此而成为常州词派理论中坚，从另一方面说，岂非乾嘉经学转变所促成?至于常州词派的其他后继者，如同抬、光绪间的谭献，盛推今文经学派庄存与、章学诚与实践学派颜元、李堆学术，提出“优生念乱”的文学宗旨和词为“变雅”的词学观.清季词人王鹏运、郑文娜、朱孝减等，吸取清孺实证精神与方法，被后人称为“与三百年朴学大师相揖让乎尊m之间”。

，专力词学之考据、辑扶、校勘，则都可视为乾嘉经学之流风所被。

限于篇幅，兹不具论。

常州词派与诗教复振

探讨常州词派之生成，除了从文人政治一文化心态、学术文化思潮两方面进行论析外，不能不继而考察其梭以活动的整体文学环境，尤其是词学的近邻—诗学批评领域在乾嘉之交的风气和走向。

总的说来，常州词派是重政治功利而轻艺术审美的，这一基本倾向，恰与乾嘉之交诗教原则的重新大行于文坛有关。

儒家诗教成了彼时词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导引和制约因素。

诗教传统是随着明中叶以后人文主义思潮崛起而遭致失落的口诗教之复振.首先是由于清王朝出于政治需要，对文学进行宫方干预和政策规范的结果.早在康照一朝，即于海内大定之后移情文学，认为文学“关乎政教，裨益身心遂命词臣编定“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以垂范文坛，而在河学方面，则有《御选历代诗余》一书的编撰，乾隆朝更加强了对士人的心理防范，文学要么沦为政治的蝉女，要么动辄被判为件逆。

乾隆帝亲自为诗歌创作制订标准，在十五年(1750)《唐宋诗醇净的序中鼓吹“忠爱之志”、“温厚和平之意”，统治者

还限定诗歌的美学风格，应该“归于清醉雅正”。

云云。

然而把诗教之复振仅仅归因于统治者的提倡.似未免失之简单，因为经过了干百年历史文化积淀，儒家诗教作为中国稚文学观念的基本理论原则，与政治观、道德观相融合，已经“内化”为广大文人学士的灵魂。

相对于文化统制的外力来说，这是更为本质和内在的原因。

在儒学根基极为深厚的江苏一带，文人学士对诗教原则再二致意。

清初影响颇大的虞山派诗人冯斑，即提倡“温柔敦厚之教”，重申诗歌创作须有益政教风化。

昆山吴乔、吴江叶燮，这些有成就的诗论家.也无不以复兴诗教为已任，力图重构儒家诗论体系。

到乾隆中期，长洲(今苏州)人、叶姿弟子沈德潜成为诗坛领袖，他谈化了其师重讽谕美刺的现实批判精神，更热中于“中正和平”的义理阐发，把诗教提到诗学批评唯一的、根木的原则这种至尊地位，

宣称“温柔教厚，斯为极则”，“仰溯风雅，诗道始尊“气沈德潜论诗，确育自觉迎合朝廷旨意的一面，而在具体阐述中，也有某些合理性，如重视以诗表现具有社会政治内涵的情志，以《风》《骚为诗歌创作的典范，提倡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等。

作为诗坛宗主，沈德潜的诗论，决非一家一派之言，风气所煽，构成了乾隆年间几种较有影响的诗学论著，如赵执信《谈龙录》、翁方纲《石洲诗话》、洪亮吉《北江诗话》等，大旨均重诗歌的政教功能，轻艺术审美，成为乾隆时期诗学批评主潮。

了解了乾隆诗坛这一基本趋势.再回头来看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张琦对诗学的看法，便可以明其取向、得其旨趣了。

张惠言白称性不好诗，其文集《茗柯文编》中无诗，但还A留下了JL篇谈论诗歌的文字，如《杨云纷览辉阁诗序》、《毕训咸咏史诗序》、《诗完赋》。

最可注意的是他晚年所写的《诗会赋，集中陈述了他关于诗教的基本观点。

其中说:

吾闻诗之为教兮，政用达而使专。

何古人之尔雅兮，今惟绣乎悦粱?岂缘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澜。

·一将编仁义以为藩兮，结道德而葺之。

峙六义以为壁兮，楹四始以相持。

”一庶伪体之有裁兮，范九轨而同途。

请看，为了别裁伪体、伸正拙变，张惠言试图用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毛诗序所称“六义”、“四始扮，营构起诗学正宗的神圣殿堂。

在他看来，安顿在这一殿堂当中的诗学神主，应该是“政用达而使专好，即诗教的政教实用功能。

张琦也是‘一个诗论家。

他继先兄之志，于嘉庆二十年(1815)编成《古诗录》。

此书自序论选诗宗旨云:“情深文明，言近旨远，上规《风》《雅》，同符屈、宋，百世以下，甚者莫不感发，诗道之尊，厥由于此口岂若雕琢章句，揣摩音响者哉?……今录汉以来诗迄于隋氏，导其源流，备其正变，旨义幽隐，辄为条述。

’，幼显然，其大意既是张惠言《诗充赋》所述诗学观的合理延伸，又与‘词选序》论词宗旨若合符契。

由此看来，张惠言、张琦昆仲论诗之旨，并未逸出乾隆以来诗学批评主潮的范围，并且是以儒家诗教作为其论词的理论荃石口

细读张惠言词选序》这一开派绪论，我们着到;首先，张惠言从诗教出发，论述词之“渊源”，提出词出于诗的观点。

从近者而言，“盖出于唐之诗人”;从远者而言，则与《诗经》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相通。

于是，由诗道之尊，合乎逻辑地推尊了词体。

其次，张惠言又从“诗言志”的古gil，得出词亦应抒写情志，所谓“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故可以“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表现身世感慨。

其三，诗之情志抒发，既与“比兴变风之义”相辅相成，则词之风格“低回要吵”，史应提倡比兴奇托万祛，做到“恻隐盯愉，感物而发，触类条毯，各有所归”一其四，由诗言志、重政教，以观词的创作，必排斥“淫荡靡曼”、“昌狂徘优”、“?/ca>

参考资料：://fangzhifan.bokee/viewdiary.12366768.

不知对不！~？

文史百科 谁知道关于老常州的历史啊急

文史百科谁知道关于老常州的历史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