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历史上美日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过程

Posted 2022-12-18 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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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在 60 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1960 年的《日美安全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将设法消除在它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 , 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 为落实此规定 , 日美从制度上入手，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对话机制。

日本对建立与美国的经济伙伴关系态度积极。

譬如，岸信介政府曾向美方建议设置日美经济协商机构。

美国亦有意与日本建立伙伴关系。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60 年 6 月 11 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008/1 号文件规定：“以伙伴关系和平等的精神处理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充分考虑日本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并就相互感兴趣的事务与日本政府协商。

”

1961 年 6 月池田勇人首相访美，标志着日美正式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同月 22 日发表的池田 - 肯尼迪联合声明称：“总统和首相对美日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表示满意。

为加强两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同意建立一个阁僚级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

” 同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致函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 , 建议设置阁僚级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 , 每年至少开会一次 , 其任务有三：第一，考虑促进两国经济合作的手段；第二，就对持续扩大互利的贸易有不良影响的事情以及需要联合考虑的与两国经援计划有关的问题交换信息和意见；第三，为了消除两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冲突、提供更为充分的经济合作并鼓励贸易流动 , 对认为适当和必要的措施可予以考虑 , 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各自政府。

小坂善太郎外相在复函中表示同意美方的建议。

这样一来，日美间的磋商机制就完善起来。

1961 年 11 月 24 日 , 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在日本箱根召开。

两国代表就如何扩大日美贸易等八项议题各述己见。

肯尼迪总统高度评价这次会议：“它成功地把美日伙伴关系概念扩大到经贸领域。

我认为，这是在两国关系中向前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 后来 , 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作为两国交换意见、进行协商和协调政策的场所逐渐政治化 , 不但讨论双边经济关系、两国的经济问题，还就两国的对外援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

在池田、佐藤担任首相期间 , 该委员会共开会八次 , 对发展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在 60 年代发展起来 , 与日本设定的国家目标有关。

池田内阁在 1960 年 7 月 19 日成立后不久 , 提出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为顺利实施此计划 , 日本迫切要求美国继续充当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

为此，池田首相于 1961 年 6 月 21 日向美国提出一个进口美国产品的倍增计划：日本将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完成时，把从美国的进口额从每年 15 亿美元增至 30 亿美元。

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对保障日本的经济大国化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可以说 , 没有美国的扶植 , 日本要在 1968 年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 会困难得多。

从政策上看，两国一致同意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这在 1962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得到强调。

1967 年 9 月举行的第六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对双边贸易的全面发展表示满意。

从资金上看 ,1961 年 4 月至 1968 年底 , 日本从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贷款 26.8 亿美元 , 比 50 年代增加一倍以上。

美国对日投资亦从 1960 年的 2.54 亿美元增至 1970 年的 14.9 亿美元。

不仅如此 ,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 , 美国在日“特需”定货猛增。

据统计 ,1950symbol 151 \\f "Times New Roman"1970 年 , 日本的“特需”收入平均每年 5 亿美元 , 累计近 100 亿美元。

从技术上看 , 日本在 60 年代引进甲种技术 6968 件 , 比 1950－1960 年度引进的 1356 件增加 5.1 倍 , 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

从市场上看 , 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 其对美出口稳定增长：从 1961 年的 10.66 亿美元增至 1970 年的 59.4 亿美元 , 大大超过美国对日出口的增长速度，导致日本对美贸易地位的根本改善。

据日方统计 , 日本的对美贸易逆差在 50 年代累计约 50 亿美元 , 但在 60 年代则降至 4.7 亿美元。

日美贸易规模扩大的后果主要有二。

第一， 1965 年日本对美贸易出现顺差，是战后日美贸易的分水岭：此前美国对日保持顺差，此后日本对美保持顺差。

第二，日本扩大对美贸易加重了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日本对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960 年的 27% 增至 1970 年的 31% 。

日美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含义主要有二。

第一，美国减小扶植日本的力度。

60 年代，美国对日无偿援助迅速减少，到 1969 年完全停止。

据统计， 1950－1969 年，美国对日无偿援助 5765 亿日元，其中 50 年代为 4974 亿日元，占 86% ， 60 年代为 791 亿日元，仅占 14% 。

第二，日本走向外援大国。

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 1 月发表的经济咨文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援，不应由美国单独进行，西欧和日本的合作亦不可缺少。

是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起步，达一亿美元。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在 1965 年走上正轨后，逐渐增加，到 1972 年达到 4.8 亿美元。

日本的经援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达成其在亚洲的战略目标的工具。

腊斯克国务卿在 1967 年 9 月 4 日写道：“我们希望日本在亚洲充当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但这是在地区责任方面分担政治、经济负担的伙伴。

虽然我们现在不谋求日本在自卫以外的更大的军事作用，但日本的行为应贡献于 , 而非有损于有效地完成我们对亚洲的军事和安全承诺。

”

日美建立经济伙伴关系隐含着一种分工。

1964 年 1 月 28 日池田首相向腊斯克国务卿表示：日本的国家使命是贡献于解决南北问题。

池田认为，亚洲在基本的军事安全上指望美国，而在经济领域却开始指望日本。

从政策协调上看， 1965 年 1 月 14 日佐藤荣作首相与约翰逊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称：“为谋求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同意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

双方同意今后继续协商援助的方式。

总理大臣对于扩大日本在亚洲的开发和技术援助方面所起的作用特别表示强烈的关注。

”

60 年代，日美就联合开发东南亚达成共识。

1962 年 2 月 5 日，池田首相会见正在访日的罗伯特·肯尼迪，认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想法值得更加认真地注意，并问美国对美日更密切地合作开发东南亚的可能性有何感受。

罗伯特·肯尼迪称：约翰·肯尼迪总统对该地区很感兴趣。

他认为，如果日美作为伙伴可以联合工作，去发展这种合作，那么这在未来岁月中将很有益。

以美国维持其在远东的军事存在、日本充当亚洲的主要援助国为核心内容的日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预示出两国将在分担负担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起来。

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前后，美国削减外援，而日本则增加外援。

结果，日本对亚洲的援助额在 1977 年超过美国。

此后，日本更积极地为美国分担负担。

1977－1980 年，日本政府的年援助额从 14 亿美元增至 33 亿美元。

日本在 80 年代迅速增大外援努力，到 1989 年，其年度政府开发援助金额增至近 90 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日本以增加外援的方式为美国分担负担是它的惟一选择。

首先，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在军事上取代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其次，日本受宪法第九条的制约，不但不能派兵海外，就连军事援助也不能提供。

显而易见，在军事扩张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实行包括提供外援在内的政治、经济扩张。

冷战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其与美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拉大了。

日本难以在经济上进一步支持美国，遂转而在军事上进一步支持美国。

日美在此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在于：这不但与美国要日本为其火中取栗的既定目标相一致，而且对在海湾战争中不得不出资 130 亿美元的日本来说，也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在此意义上，出人可被视为出钱的替代。

结果，在美国的推动下，致力于建立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就成为世纪之交日本的战略发展趋势之一，其发展方向不是日本增大对美依赖程度，而是增大相互性。

1994 年，日美经济冲突空前尖锐产生的危机感与“日本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消退的因素合在一起，给两国主张加强日美安全关系的势力提供了一个驾驭未来的机会。

同年 3 月 11 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日本经济同友会讲演时透露：“今天早晨，我们召开了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以考虑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安全伙伴关系。

利用这种方式讨论我们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尚属首次。

” 同年春，若干美日官员、学者开办了一个学习班，其美方成员有中央情报局的沃格尔、国防部办公厅日本分部部长保罗· S. 贾拉、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 J. 格林、国防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克罗宁，日方成员有驻美公使饭村丰、驻美使馆一秘石井正文和美国国防大学的客座研究员高见泽将林。

双方的共同目标是：稳定日美关系，使两国的安全合作具有活力。

反复讨论的结果，完成了一个囊括讨论要点的战略文件。

约瑟夫·奈在 9 月出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前，曾听取沃格尔对该战略文件的说明。

奈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提出的“奈氏倡议”却与此文件的精神一致。

奈和沃格尔一致认为，美国过于重视引起美日关系紧张乃至分裂的贸易摩擦问题，而对有助于两国拴在一起的安全问题注意不够。

他们的主张为克林顿政府采纳 , 导致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在经济上打击日本变为在军事上拉拢日本。

1994 年 10 月至 1996 年 4 月，日美在奈的倡议下重新定义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被称为“奈氏倡议”。

“奈氏倡议”的成果之一是，为给日美安保体制注入活力，自 1995 年 8 月起，两国开始起草《日美安全联合宣言》。

《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和《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于 1996 年 4 月 15 、 17 日相继公布，标志着日美迈出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一步。

日美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二步，是以抬升日本的军事地位为前提，修改 1978 年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简称旧《指针》）。

1996 年 5 月 28 日在夏威夷召开日美安全小组委员会会议，明确了远东有事时美军为“矛”、日军为“盾”的分工（其实是美国主攻、日本助攻的分工），并达成下述一致：把工作重点放在推进远东有事时日本对美军的后勤保障上。

这是修改旧《指针》之始。

同年 6 月，为开展修改旧《指针》的工作，两国改组了隶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的日美防务合作小组委员会。

从 1996 年 10 月到 1997 年 4 月，以设想朝鲜半岛有事为前提，日美共进行四次个案研究。

1997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发表的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简称新《指针》）是两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新《指针》对旧《指针》作了很大改动，强调日美应在平时合作方面加强交换情报和政策协商，增加了在维和、裁军、军控、安全对话等方面的合作内容，而在战时合作方面则首次提出日本周边有事时日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框架，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后，落实新《指针》就成为日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最大课题，主要涉及新《指针》相关法案的立法工作。

从 1999 年 5 月到次年 11 月，日本相继出台《周边事态法》等法律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建立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的国内政治障碍。

落实新《指针》亦表现在日美两军建立协调机制方面。

50 年代初建立的日美军事同盟不存在联合指挥机构。

这是日本抵制美国压力的结果。

然而冷战后日美同盟对等性、相互性和互补性的提高，导致日美两军加强协调。

新《指针》规定：“为共同实施有效的作战行动，自卫队和美军须通过包括灵活运用日美联合协调所在内的协调机制，在作战、情报活动及后勤保障方面相互密切协调。

” 经过长期酝酿，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 2000 年 9 月 11 日决定建立新的协调机制，标志着日美迈出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三步。

进入 21 世纪后，日美军事伙伴关系初步建立，其标志主要有二。

第一，日美在 2001 年决定在安全领域开展战略对话，以加强两国军事关系的相互性。

第二，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继同年 10 月 29 日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后，于 11 月向印度洋派遣两支舰队。

这不但是日本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重要的一步，而且意味着日本开始作为一支国际性军事力量与美国并肩作战。

2 ．战略含义

日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步伐在 20 世纪最后五年明显加快，其战略后果是消极的。

第一，日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将推动日本军事大国化。

第二，作为美国推动日本发挥地区性安全作用的结果，美日的战时分工从美军进攻、日军防守变为美军主攻、日军助攻。

不仅如此，由于美日在扩大日军的战时功能方面采取渐进路线，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还可能为美军承担更多的义务。

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将更积极地企图介入其周边国家的安全事务，其程度将保持在对美军的辅助作用的范围内。

美国推动日本军事大国化，在双边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

从技术上看，日美以利益互换为原则，进行一场双赢博弈：两国利用对方的技术优势，取长补短，以降低开发成本。

譬如，日本新一代 F-2 支援战斗机就是改造美国 F-16 战斗机的产物。

双方在研制过程中各取所需：美国向日本提供现成的技术；日本向美国回流其开发的新技术。

又如，美国在冷战后本着“以技术换技术”的精神与日本开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对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维系美日军事同盟，起到促进作用。

从战略上看，冷战后日本继续在美国的卵翼下走向军事大国，是个日本以发展对美合作来增强本国军事实力的过程。

日本增强军事实力必然增大其对美讨价还价的能力，其战略含义是：美国对日控制力势将下降；日本对美独立性势将增强。

1996 年重新定义日美安保体制后，日本开始谋求双重身份：既要充当美国的“被保护者”，又谋求在远东扮演直接支援美军的“保护者”角色。

日本对美作战支援的范围在 1997 年从日本地区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暴露了其欲与美国合霸远东的野心，是日美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表现。

应当看到，日本与美国建立联合武装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的新体制，并非仅仅服从冷战后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其日后以大国身份发挥地区性安全作用预作张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对美独立性将增强。

这决定着，其“被保护者”色彩将趋于淡化，而“保护者”色彩将趋于浓重。

鉴于日本在国内面临宪法等制度上的障碍，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将是渐进的。

日美要建立真正的军事伙伴关系，就需修改或废除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条约》。

然而在世纪之交，日美都不希望废约，至于修改条约，障碍主要在日方。

日本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是：拥有但不行使集体自卫权。

要把美国单方面保卫日本的条约变为相互防御条约，关键不在修改条约，而在修改日本的 1947 年宪法第九条。

由此观之，冷战后日本对修宪的考虑增多，本身就有与美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之义。

是否利用日本的修宪势力，已成为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2000 年 10 月 11 日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的特别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主张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美日伙伴关系。

该报告提出，为使美日安全合作更加密切、有效，美国应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在该报告看来，美国必须欢迎日本表达成为更加平等的同盟伙伴的意向。

从本质上说，该报告的要害是企图利用日美军事伙伴关系化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通过驾驭日本的发展方向，使亲英美派在日本继续掌权并与美国联合干涉别国事务，防止反美的日本戴高乐主义者上台。

展望未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日美关系的发展，将集中体现在两国继续建立军事伙伴关系上。

未来的日本可能更倾向于与美国一起推行强权政治。

这将是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在外交、军事领域的体现。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将利用日美关系平等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日美安保体制的一个不对等的方面是，美国承担保卫日本的义务，而日本则没有义务保卫美国。

今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将部分承担保卫美军的义务，从而部分地改变日美安保体制不平等的这一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安保体制的片面性将趋于减少，而相互性则趋于增大。

这将是日美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化在军事领域的体现。

回答者：雾夜飞猪 - 秀才二级 8-26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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