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谈谈你对西方歌剧的感受

Posted 2022-12-17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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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歌剧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带来歌剧（Opera）这一体裁概念的显著变化。

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这样的观点，认为歌剧已处在危机状态，没有发展前途。

卡拉蒂金（俄）1911年写道：“歌剧是过去时代的艺术，只局部上是现代艺术。

” （注：参见苏联《音乐百科全书》第四卷，第34页，“歌剧”条目（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78）。

）有的作曲家对传统的歌剧根本没有兴趣，对其极度否定，如希纳基斯（Xenakis ）说：“歌剧已经死了，是没有用的大部头。

”（注：《武满彻与亚尼斯·希纳基斯的对话》（《人民音乐》1988年第10期，第39页，周颖译）。

）里盖蒂（Ligeti）宣称：“我不能，而且也不会创作一部传统的‘歌剧’，对我来说，歌剧是与今天毫不相干的体裁，它属于一个和现代作曲状况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

”（注：转引自《现代音乐—— 1945 年以来的先锋派》（ModernMusic,　The avant garde since 1945. Paul Griffiths,　 JMDent & Sons Ltd.1981）第248 页。

）一些西方现代学者建议放弃歌剧的词义而用更广泛的“音乐戏剧”（Music—Drama）、“音乐表演剧”（MusicTheatre）等概念来代替。

与十八、十九世纪人们的兴趣相比，今天的歌剧似乎不再是现代音乐所关注的焦点，也不是现代作曲家和听众注意的焦点了。

十九世纪众多的作曲家，如威柏、瓦格纳、罗西尼、威尔弟等几乎完全靠他们的歌剧维生。

这种情况在今天已不复存在，除少数人（如布里顿、梅诺蒂、亨策和格拉斯等）外，现代作曲家靠创作歌剧谋生几乎不可能。

尽管歌剧不再是现代音乐的中心，但由于它的戏剧性和剧场因素，它综合多种艺术的特点和传播新技术的潜力，仍然吸引了大批作曲家。

实际上，本世纪重要的作曲家都至少写过一部歌剧，有的就是采用广义的“音乐戏剧”概念。

因此，本文所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广义的歌剧概念。

二十世纪西方歌剧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创作手法、戏剧表演和舞台设计，还是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等方面，都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情景。

本文仅仅试图对西方现代歌剧发展的深刻变化和主要趋势作一概述，集中探讨其具有普遍意义的趋势。

二十世纪西方歌剧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特征

在所有音乐艺术形式中，歌剧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变化最为敏感的体裁。

与十九世纪相比，二十世纪的西方歌剧在题材选择、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更多样化，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和人们的心理，最富时代特征。

音乐作品是作曲家心理体验过程的产物，西方现代歌剧一方面表现为作者对外部世界的内向体验，另一方面体现为外向体验。

这些体验实质上反映出西方现代歌剧在思想内容上反传统、反社会的特点以及要求变革的意识和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

“内向体验”是指由于剧烈的社会动荡，人的内心丧失平衡，作曲家在创作中注重表现内心生活，向内心开掘。

主观性和内在性是内向体验的重要标志，特别着重表现现代人孤独、绝望的内心感受，带有非理性主义特点。

如表现主义歌剧要求揭示人物的灵魂，它不去反映物质世界而是表现精神世界，通过人物心理的刻画，透视和暴露现代生活的堕落，把现代社会描写为没有生命的、死亡的机体。

这种导向内心和主观世界的倾向，使得剧中人物的刻画更深刻、细致和复杂。

有些歌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这与以前的歌剧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歌剧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贵族和那些英雄化、理想化和神化了的显赫人物，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从1900年演出的夏邦蒂尔（Charpentier）的《路易丝》（Louise）开始，一个个新的主人公相继出现在歌剧舞台上，他们都是平常的人物，歌剧的故事也都来自日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表现重心日渐集中到剧中人物变化多端、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

其代表人物沃采克、露露、格莱姆斯、马克白夫人等，生活在一个不平等、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里，心灵深处遭到严重创伤，精神极度压抑。

他们渴望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不了。

他们不被人们理解，陷于孤独和绝望。

如贝尔格《沃采克》的主人公忍受长官的欺凌和妻子不贞的折磨，生活在一个充满痛苦与压迫、恐惧与绝望的世界里，作品表现了下层士兵悲惨的生活和命运。

贝尔格的另一部歌剧《露露》（Lulu）把我们从柏林带到巴黎的赌窝，展示了伦敦街头愤怒的女主角最后的堕落。

她毁掉了每一个人，因为她受到每一个人的摧残。

她是受凌辱与受迫害者的象征。

这些歌剧通过凶杀、敲诈、性反常、监禁以及对主人公发狂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的描写，表现了西方现代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作者对这些被社会遗弃的穷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同样的作品还有齐默尔曼（Zimmermann）的《士兵们》（Die Soldaten）、达拉皮科拉（Dallapiccola ）的《囚徒》（Il Prigioniero ）、布里顿的（Britten ）的《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和《比利·巴德》（Billy Budd）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

内向体验在西方现代歌剧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表现了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这些艺术家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得妥协，最后走向死亡。

这类歌剧常常描写孤独，具有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并常常带有自传性。

这种“孤独”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因此成为现代歌剧的一个突出主题。

布里顿的《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亨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Mathis der　Maler）、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亨策（Henze）的《年轻恋人的哀歌》（Elegy for Young Lovers）、勋伯格的《幸运的手》（Die Glückliche Hand）、戴维斯的《塔沃纳》（Taverner）以及普菲茨纳的《帕里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克热涅克（Kenek）的《琼尼奏起来》（Jonny spielt auf）等歌剧都表现了这一特点。

西方现代歌剧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强烈的政治性倾向。

有的作品直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揭露和讽刺，有的表现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对自由的渴望。

布莱希特（Brecht）和魏尔（Weill ）合作创作的歌剧《三毛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和《玛哈贡尼城的兴亡》（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克热涅克的《琼尼奏起来》等，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道德。

亨策《年轻恋人的哀歌》、《年轻的贵族》、《逃跑的奴隶》（El Cimarron ）和《我们来到河边》（We e to the River）等歌剧表现了个性解放与现存政权之间的根本对抗及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诺诺（Nono）的《偏狭的1960年》（Intolleranza1960）对殖民战争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迫害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贝里奥（Berio）的《转变》（Passaggio）则表现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

有些歌剧直接表现本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如亚当斯的《尼克松在中国》（Nixon in China）和菲利普·格拉斯的许多歌剧作品。

上面提到的内向特点突出地体现在二十世纪歌剧，特别是表现主义歌剧中。

这种对主观感受的强调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的维也纳，一种趋向没落的预感日益增长，享乐思想、怀疑主义在知识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情绪。

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对人性中最隐蔽的部分——潜意识的发现，大大助长了对表现主观世界，向无意识领域探求的兴趣。

当时的歌剧多以变态心理、犯罪和死亡为内容，表现复杂的心理矛盾，强调梦境，显示出对变态情感的迷恋，尤其热衷于表现女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内心的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精神失常的行为。

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Salome）、《埃列克特拉》（Elektra）、勋伯格的《期待》（Erwartung）、贝尔格的《露露》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继承。

它们的基调近似，都是恶梦式的歌剧，表现出狂热的歇斯底里气质。

作品完全离开了一般意义的“优雅”和美，始终保持戏剧和音乐上的紧张。

“外向体验”，是指作曲家在体验与外界关系时回到非现实的、古代、东方或神话的世界中，在题材内容上显示出“向外转”的倾向。

这既表现出人的内心世界失去了平衡，也表现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失去了平衡。

这也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体验有关。

人们渴望向古代复归，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许多现代歌剧作家从古代、中世纪、东方以及神话故事、圣经、民间传说和历史事件中寻找灵感，向过去寻找答案，向古代社会寻找安慰。

以此暗示或影射现实，达到曲折反映现实的目的。

这些作品具有抽象性、象征性的特征，追求形式美，故事情节似有似无，人物形象扑朔迷离，常常采用悲剧、喜剧、荒诞、象征和讽刺相结合的手法，富于哲理和思辨色彩，使得西方歌剧日益走向抽象，显示出哲理化倾向。

这些特点在新古典主义歌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

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歌剧《夜莺》（Le Rossignol）中赞美天堂的声音，歌颂光明战胜黑暗和死亡，充满和平的气氛；以希腊悲剧为题材的歌剧《俄底浦斯王》（Oedipus Rex ）更加注重反映人与人之间而不是神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情节复杂，人物刻画细腻，富于象征性；勋伯格采用圣经题材的歌剧《摩西与阿隆》（Moses und Aaron ）通过象征的手法，表现出人们对知识的探索，充满哲理性；德国作曲家奥尔夫从古代诗歌中吸取灵感，创作出歌颂崇高爱情、表现优美意境的音乐戏剧《布伦之歌》（Carmina Burana）；布索尼和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普罗科菲耶夫的《三个橙子的爱情》等，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世界；米约的南美三部曲，鲁塞尔（Roussel ）和霍尔斯特（Holst）以印度史诗为题材的歌剧《帕特马瓦蒂》（Padmavati）、《塞维特丽》（Savitri）也给人以新奇遥远的印象；亨德米特的《世界的和谐》（Harmonie der Welt ）则表达了现代人渴望与宇宙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愿望。

无疑，二十世纪西方歌剧在思想内容等方面这些特点的形成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它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动荡和变化。

二十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经济恐慌、劳资冲突、核恐怖和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六十年代规模宏大的反战运动、汹涌澎湃的黑人及学生运动，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

特别是世界大战的残酷屠杀，使传统的西方文化道德、理性的信仰受到沉重打击，在一般说来既敏感又正直的艺术家心灵里必然造成严重创伤，产生重大怀疑。

宗教信仰的削弱，对科学真理的怀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许多人信仰出现真空，虚无主义思想、悲观失望的情绪乘虚而入。

这些都是形成现代歌剧思想内容方面上述特点的重要原因。

人们从二十世纪西方歌剧以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动乱和个人精神状态的疯狂中看出一种复杂化的理解和表现。

这也导致歌剧中的人物思想感情复杂多样。

西方现代歌剧在思想方面的特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是西方社会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的深刻体现。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从个人角度全面地反对社会的倾向，以局外人、社会下层受侮辱和迫害的人或不被社会理解的人的身分，向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全面抨击。

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在亨策的《我们来到河边》、布里顿的《彼得·格莱姆斯》，诺诺的《偏狭的 1960年》和贝尔格的《露露》等歌剧中看到。

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状况，揭示出一幅幅极端冷漠、残酷、自我为中心的阴暗和可怕的图景。

许多作品把父子、夫妻、朋友、邻居之间表面上亲亲密密、内心里却充满阴险、狠毒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怵目惊心。

如贝尔格的《沃采克》、亨策的《年轻恋人的哀歌》等。

在亨策的歌剧《年轻的贵族》（DerJunge Lord）中，大自然消失了，成了人的意识的象征，出现了人性的非人化现象。

人与自我的关系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许多歌剧写现代人失去了人的本质（自我）的悲剧以及丧失了宗教信仰和与大自然的和谐后，精神上处于悬空状态，其主题常表现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

这样的主题我们可以在布里顿的《死于威尼斯》和亨策的《年轻恋人的哀歌》中看到。

现代社会在现代艺术家面前呈现的形象是“混乱”“疯狂”和“畸形变态”的。

艺术家们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真实、非理性和混乱荒诞的，感到自己被扭曲和变形。

他们探索一种艺术形式把自己对于危机时代的强烈感受，特别是那种孤独、困惑和绝望情绪表达出来，使艺术成为一种自我表现。

许多现代歌剧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

现代艺术家们有时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联系起来，然而，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对现实的妥协和对自己不幸处境的认可。

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愤懑和绝望，使他们向两方面寻求出路——寻找自我（内心）和探索形式。

同样对西方现代歌剧产生影响的是现代反理性主义的种种哲学、心理学和社会思潮。

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从康德发展起来的现代反理性主义哲学，如实证主义哲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对整个现代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这些哲学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理性的贬低，否认外在世界的真实性，主张艺术脱离客体对象，把自我、精神、感觉、体验提到唯一的“存在”和真实的地位；世界不能离开“自我”而存在，自我乃是世界存在的基础。

叔本华认为现象世界的存在是我们意识的体现，提出“主体决定论”。

柏格森否定世界存在的物质性，归之为一种“绵延”的意识，并和自我等同起来，把这说成是一种基本存在，这是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只有靠下意识的直觉才能感知。

艺术不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的超脱。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孤独和不自由的，人与社会完全对立，任何他人都是局外人，互相敌视，人不可能改变世界的荒谬、无组织状态，在现实面前，人不是一个积极、有明确目的的生命，而只是一种无望的存在。

死亡使人摆脱对于任何他人和集体的依赖，从中认识到他自己。

这种对自我、无意识和本能的强调，这种悲观主义的宿命思想，对欧洲思想界和艺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理论对现代艺术包括歌剧的重要影响。

他认为人和社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本能。

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

这些主张引导现代艺术家努力开拓下意识的领域，在作品中出现生理缺陷、病态、精神不平衡、失调的人物形象。

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对人意识中的最隐蔽部分——潜意识的发现，改变了现代人的某些艺术观念，人的形象开始改变。

随着潜意识大门的打开，人身上不受理性控制的东西暴露出来，人性高尚的神话被粉碎。

对变态心理的热衷，对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梦境的描写，一些缺乏英雄气质、具有畸形心理特征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对旧传统的反叛。

现代歌剧作家开始用音乐手段对潜意识领域进行探索，着力表现复杂丰富的性格。

从艺术自身的发展来看，这种对主观的强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文学艺术开始在思想上向非理性方向发展，在艺术上向纯形式方面发展。

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文学思潮进一步发展，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暗示和对音乐性的强调。

浪漫主义注重灵感、想象和直觉，逃避现实和追求神秘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发展，现实主义的蜕化物——自然主义也以其对于人的生物性本能和社会畸形病态的描写，为非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养料。

这些都对以理性为核心内容的西方传统艺术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加上哲学、心理学中的反理性思潮和其它因素的作用，就产生了西方现代歌剧的这些特点。

西方现代歌剧继承了浪漫主义对情感的强调，现实主义艺术的民主、人道和批判精神。

音乐艺术自身的发展也显示出“向内转”和“向外转”的倾向。

晚期浪漫主义音乐走向对感情强调的极端，特别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爱之死的绝唱，不尽的旋律和不明确的终止，使功能和声瓦解，半音主义发展到极点；马勒音乐中对自我表现的强调和强烈的戏剧性，都是造成现代歌剧强调内心体验的直接原因。

另外一方面，一些作曲家对这种对情感的过分强调和滥用表现出厌恶，试图摆脱这种影响，寻找新的形式，并对过去清晰、客观和理性的古典主义音乐发生兴趣，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形式的强调。

这都导致了后来歌剧创作所出现的两种特征，即强调感情和注重形式。

二十世纪西方歌剧发展的艺术倾向和风格特点

二十世纪是社会和科学发生巨变的时代，音乐也卷入了这一变革过程。

作曲家力图寻找新的表现方式，以反映新的时代。

二十世纪西方歌剧在艺术探索中总的趋势或可概括为“突破传统”，“标新立异”。

这使歌剧的音乐戏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音乐语言更加复杂，无调性、多调性以及十二音技法的广泛运用和电子音乐、偶然音乐等手段的引入，使表现手法更加丰富。

众所周知，歌剧的历史是1600年以来欧洲音乐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那时起，音乐中的许多新的东西首先在歌剧中出现。

古典音乐风格的形成与十七、十八世纪意大利歌剧艺术的发展，与歌剧序曲、咏叹调和器乐段的出现都有着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创新和实验对音乐，特别是对歌剧来说并不新鲜。

欧洲音乐史风格上的变化，每一变化都与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

这种进程在二十世纪并没有停止。

二十世纪西方歌剧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在歌剧领域中“先锋派”的各种新的试验和探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试验已经进行。

室内歌剧的复兴，新的戏剧和音乐手法的运用，使歌剧又一次成为产生新的音乐思想最理想的媒介。

二十世纪中叶，歌剧创作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些作曲家保持着传统的某些因素，而另一些人远离过去。

西方人的音乐兴趣在迅速变化，他们追求多种风格，有的使用电子乐器进行记录和用电子技术进行创作，还出现了把音乐当作商品的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产生了新的一代作曲家。

音乐中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磁带录音机和电子计算机成为人们熟悉的音乐手段。

具体音乐的发明，使电子音乐作品成为可能。

电子合成器的发展和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音响，为作曲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作曲家首先寻求新的音响，其次是组织新的音乐结构的方式，同时更新了爵士音乐的即兴技法，在音乐中运用偶然因素和选择的多样性，力图寻找音乐和语言、戏剧、视觉等其它因素结合起来的新的方式。

这使得一些作曲家，特别是那些被纳入“先锋派”的作曲家，试图在作品中追求新奇，标新立异。

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喜欢在音乐戏剧领域中进行探索和实验。

作曲家吸取包括电子音乐、哑剧、动作、灯光和电影、布景等新的手段，以演员的选择和观众的参与等非确定性、偶然和即兴因素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多媒介、混合媒介的戏剧——音乐表演剧（Music Theatre）。

这是一种音乐性、戏剧性作品的名称，通常比传统歌剧规模更小，容易在音乐厅、剧场、歌剧院或电影院演出。

作曲家们不仅要使“歌剧”这个名称动摇，而且使歌剧的常规手法发生动摇。

这样的作品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增多。

这种音乐表演剧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这部由演员、舞蹈者和演奏家组成的小组一起来表演的作品和勋伯格演出时穿服装和使用灯光效果的《月迷皮埃罗》。

为了表示与传统决裂，有的作曲家不使用传统乐器而用电子乐器和机器等，另一些试图避免作品绝对固定，允许表演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自由地创造声音。

在这种音乐表演剧中，动作和手势比戏剧有更重要的意义，甚至等同于音乐。

有时，演员、演奏员、舞蹈者甚至观众的动作都被引入。

60年代起，约翰·凯奇（　　John Cage ）创作的《戏剧小品》（Theatre Piece）唤起了人们对新的戏剧形式的兴趣。

这部作品在当时可称得上是最“先锋派”的音乐表演剧，有八个表演者参加，每个人都使用一些听觉或视觉媒介——音乐、舞蹈、哑剧和其他，在凯奇的戏剧中，不确定性是主要因素。

这部作品可以由一至八个表演者（演奏家、舞蹈家、歌唱家等）演出，可随意组合，戏剧动作可发生在某段时间，由表演者从20个名词或动词范围内选择，采用他以前（磁带剪接）的作品《丰塔娜混合曲》（Fontana Mix）中的材料组成，其结果是毫无联系的动作和场景的展现。

作品表明他相信视觉空间因素在音乐中的重要性。

他1951年所作的《水的音乐》（ Water Music）戏剧因素更明显，他把总谱像贴大标语一样放在观众可以看到的地方，其中包括如何用不同方法让水发出声音的指示说明。

另一作品《威尼斯和水流动的声音》（Sounds of Venice and Water Walking，1959）使用了舞台道具。

我们在凯奇的作品中看到音乐可以被加上动作，表演者的运动和手势可以扩展乐器的表现力和加强其特性，演奏者的说话声也是音响形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也表明，近来音乐的发展使一些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有意识地探索远远超出纯音乐和声音王国之外的那些表演因素，通过对视觉等方面的兴趣来扩展现代音乐。

这些包括“戏剧”范畴中的舞蹈（身体运动、手势等）、自然音响（艺术性地把舞台活动的音响和讲话声结合在一起）、演出空间（观众的参与和演员的活动）等。

有些作曲家尽管没有在传统的歌剧、舞剧领域中创作，但已发现音乐和戏剧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这在贝里奥（ Berio ）和卡格尔（Kagel ）的那些很难区分是音乐会作品还是戏剧作品的音乐表演剧中给人以深刻印象。

贝里奥自己对音乐表演中的形体动作也很感兴趣，他为一位表演者所写的《系列》（Sequenza）（1958—79）和那些明显可归入音乐表演剧体裁的作品一样带有戏剧性。

他最著名的为女声、竖琴和打击乐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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