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 1941年日本入侵上海事件历史

Posted 2022-12-17 侨民

篇首语：峥嵘过去已经彪炳史册，璀璨当下正在不断延伸，光明未来需要踏实开拓。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 1941年日本入侵上海事件历史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估计楼上没看过《太阳帝国》这部小说或是后来的电影吧。

上海沦陷虽然是在1937年，但是当时日本同欧美诸国却并未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上海的西方国家租界里依旧是享有太平盛世，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驻兵在租界。

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才开始进攻设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并将这些租界内的西方公民圈入集中营。

至于资料，我推荐你去看英国人巴贝蒂(Betty Barr)写的《上海男孩,上海女孩》一书，书中有三章记述上海租界沦陷后的生活。

巴贝蒂长期生活在上海,在其10岁时与母亲一起被关进集中营.她的母亲留有一些日记.巴白蒂的记述即根据其母亲日记和自己的记忆写成,有重要史料价值。

或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研究报告》

以下是摘抄：

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关押英、美国等国侨民六千多，涉及十余国，历时两年七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极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

集中营设立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日文名称是“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英文名称是Shanghai Civil Assembly Center，抗战胜利后中文习称“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

上海集中营始设于1943年1月，但此前已经作了一些酝酿与准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加大对上海英、美等所谓敌国侨民的控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就已经考虑在战争爆发以后如何处置在中国的英美侨民及其财产问题。

1941年11月22日，日本亚细亚第一课提出《国际形势骤变时在支敌国人及敌国财产处理要纲（草案）》，对战争爆发后敌国人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

草案提出，如果国际形势骤变，对于在中国的敌国人及敌国财产的处理，“应以相互主义为指导，国际法为准则，并致力减轻我方负担，善加利用，避免无益的破坏与散逸”。

所谓相互主义，就是敌国如何对待日本，日本也如何对待敌国。

文件中提出，对于在中国的敌国人，“应置于帝国军队的监视之下，其居住及旅行应受到限制。

军事上，在必要情况下，应对有可能被编入军队以及其他有可能于我有害的敌国人予以拘留”。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 “其技术及经验可以为我方所用者，应保障其生活，在一定条件下维持现状加以利用”。

按照这一原则，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于1941年11月27日撰写了机密文件《在支敌国人及其敌国权益处理要领（草案）》。

1941年12月7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日本外相东乡给在南京的代理大使日高发出特急、极密电报，对战争发生以后如何处置敌国领事、敌国人提出要求。

其中对于一般敌国人的措施包括：特别要求宣誓不做出于日方有害的行为，搬家、旅行需要得到军部的批准；邮件要经过审查，非加密电报采用许可制；禁止升扬国旗；监视一般敌国人；禁止集会演讲。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宣布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拿马、古巴、南非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并根据上述原则，向英国、美国、荷兰等驻沪领事馆派兵，停止这些领事馆的一切业务，关闭、封存了无线电设备，将领事馆人员收容集中管理。

同时，日军对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的驻沪银行进行接收清算，对所谓敌性国企业，则以“军管理”的名义进行侵占，第一批军管理企业就有64家。

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

其时，上海有英国人5865名，美国人1369名，荷兰人152名。

9月20日，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英国为B，荷兰为N，其余小国为X，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员也不例外。

日军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

1942年10月，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对于在中国敌国人，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对“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进行区别，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者、特别是可能对军方造成危害者实施拘押，对其余人实施集团生活。

1943年1月24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制订《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施要纲》，决定对于与日本处于交战国关系的英美等国在沪侨民收容进集中营，但是菲律宾人、印度人、马来人、缅甸人、持有英美国籍的日本人、中国人以及荷属印度人除外，对于那些与日本断交国家的人民，将视对方国家的态度采取相应的举措。

当时估计将被收进集中营的人有7750名，决定在上海设立八个集中营，另在扬州设立一个集中营，也属上海集中营范围。

1943年1月29日，集中营正式启用。

1943年4月底，第一阶段收容告一段落，八个集中营共收容英美等国侨民5258人。

1943年9月19日，大约900人乘船离开了上海。

这次欧美人撤离以后，日本占领当局对上海集中营人员进行调整，浦东、沪西、龙华等处集中营的收容者发生较大变动，由扬州集中营收容的一部分侨民也被移往上海。

1943年10月中旬，上海集中营收容人员为5706人，1943年11月底为6155人，1944年9月底增加到6200人。

这些人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葡萄牙、挪威等。

被关押者，年龄最小的为6个月，最大的为88岁。

集中营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才结束。

集中营分布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一开始为八个。

1943年9月，原属于轴心国的意大利同英美签署了投降停战协定，随后，日本在上海设立了专门关押意大利人的集中营。

这样，集中营就增加到9个。

浦东、龙华两集中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

集中营一般用铁丝网与外部隔绝，门口设有岗亭。

有的集中营（如沪西第一集中营）由于铁丝网不牢，处于居民比较多的地方，容易与外部发生接触，曾发生被收容人员成功逃脱的事件，也曾发生成功向外递交书信事件。

日本占领当局对集中营实行军事管制。

侨民进来时，严格限制携带物品数量。

进来后，必须宣誓服从管辖，不从事任何违反集中营制度的事情；侨民在集中营，每20人或10人编为一小队（有的称班），每小队设一小队长；各小队分属若干大队，大队设大队长；小队长、大队长均由被收容的侨民中产生。

每个集中营设“集团生活所”所长一名，事务主任一名，嘱托、巡查若干，均由日本人担任；每天在所内隔一小时进行一次巡视。

进集中营时才10岁的Betty Barr回忆她进营的细节：

离家前几周，我所感兴趣的是对于搬进集中营所做的准备。

允许每人带四件行李，没提到行李大小有什么限制。

于是，父母叫来中国的包装工人，他们的技术非常纯熟，把一大堆东西堆在我们四张床上，包括床垫一起用藤条缝合上。

行李中有：一张折叠桌、四把折叠椅、被褥、蚊帐、桶、锅、壶、珐琅盘子、杯子、刀、叉、勺子、开瓶器、园艺工具、木制搓衣板、扫帚、簸箕、抹布、一个室内用的罐子。

由于不知道究竟会在里面呆上多久，我们尽可能多的带了罐头食品，还有书、游戏等，尤其是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的玩具，甚至玩具床也带了。

每一件行李上都标有营号。

4月10号进驻集中营的人属于第22列，我们全家的编号是：22/225（爸爸），22/226（妈妈），22/227（Dick），22/228（我）。

我们于早晨七点半出发，包了三部人力三轮车驶向哥伦比亚俱乐部——我们集中的地点。

大巴来了，告知我们每人按编号上车。

秩序很好，没有逃跑或尖叫发生。

上午十点半，我们动身了。

大多数大巴都有一个日本警卫，惟独我们的那辆没有。

车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认为是度假出游去，旅途中愉快的聊天，但是稍大些的Dick和我，都很安静。

我们驶过霞飞路，路过徐家汇大教堂。

离开法租界后，路变的肮脏而颠簸，小村庄被稻田围绕着，灌溉水渠纵横其间。

最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龙华C.A.C（公民集合中心），我们集中营的官方名字。

集中营离古代的龙华塔不远，先前是（现在也是）上海一所著名的寄宿制学校——上海中学的校园。

1943年的时候，它还被铁丝网围着。

我们驶进前门时，约1000多名已经到达那里的同胞在最近处两栋房子的屋顶上向我们挥手致意，蜂拥而至欢迎我们的到来。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其中有认识的朋友，站在人群中倍感孤独。

我们十人一组被引进主楼，父母则要签名宣誓。

随后有人给了我们配给卡和房间号码，并告诉我们在外等候再一次集合。

英国集中营的代表A先生和日本集中营的指挥官Hayashi先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Hayashi先生说他在英国被关押过七个月，所以他深知我们面临的艰难困苦。

他看上去是个善解人意的先生。

讲话之后，我们前往新住处。

一家四口被分配到G 楼（一栋两层红楼）二楼角落的一间朝西朝北的房间，只有12英尺乘14英尺大小，比愚园路我自己的房间还要小，但至少全家能单独在一起，享有私密空间。

后来，我们得知许多户人家不得不共用一间房间，大多数单身汉只能挤在50多人一间的长形宿舍里。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对于侨民在集中营的生活，日本军事当局制订了详细的规则，除了宣誓、编队、侨民自我管理之外，对用餐、看病、寄信、处罚等都有具体规定。

集中营的管理

点名是日军掌握侨民动态的重要手段，因此，每天至少要点两次名。

对于不遵守点名制度的人，日军会凶暴地予以惩罚。

为了防止逃跑，日军除了加强警戒、巡逻等措施，还对被关押者实行连坐制度，一人逃跑，全队受罚。

侨民任何逃跑、反抗的举动，都将受到严厉镇压。

这两年半中很多次，一些难友穿过或翻越铁丝网“远航”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就要为此受罚。

午夜时分可能还要加点一次名。

有时守卫们会突击检查我们的住所，寻找一切可以用来割断铁丝网的工具。

在搜查过程中，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因为妈妈曾在我的玩具床下藏了一把厨房用的大刀，并让我发誓保密。

逃跑者假如不幸被日本兵抓到，那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一个住在D楼的同学随后告诉了我那

天下午发生的一切。

她从窗户里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正穿越足球场试图逃跑，很多警卫在后面追赶他。

最终，他们追上了逃跑的人，把他拉到球门柱边，用竹棍殴打他。

那位朋友听到了他的惨叫声。

住在D楼的人们起初大声呵斥滥用暴力的警卫，接着，他们顾不得那些规定，涌向操场救他们的同胞。

人群拽住了动武的警察，向F楼走去，那里正在审问另一些人和逃跑者。

日本长官和英国集中营的代表试图使人群暂时平静下来，但是持枪的士兵很多天前已经从上海派来重建秩序。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侨民被安排从事洗菜、烧饭、打扫厕所、清洗浴缸等日常工作，还被安排去从事种菜、饲养家禽、手工等劳动。

1945年3月，闸北集中营共养山羊17头，家兔11 只，猪11头，鹅1只，鸭6只，鸡7只，产蛋70个。

龙华集中营有农田9英亩。

1944年，蔬菜供应困难，龙华集中营要求提高蔬菜自给率，多种不用烧煮的生食蔬菜类。

也有些侨民被安排去清洗排水管、铺路等活：

上海的英国国教会和另一些牧师主动申请最差的工作之一：清洗排水管。

另一个不受欢迎的工作是：把废墟中的砖块弄碎了铺成集中营里的小路。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年纪大的人坐在小凳上敲砖头。

他们都是旧上海的大班，从公共租界来的大商人和前英国官员。

珍珠港事件之前没人能想象这些整天由中国下属和仆人服侍的重量级人物会干如此艰苦的体力活。

为了解决被收容儿童的教育问题，集中营开设课程，由被收容的有教育经验的人员担任教员。

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里。

他们特别为我们建了一所极好的学校，老师都是从上海来的优秀教师，为了进驻集中营教书已经提前做了准备。

学校的名字是“龙华学院”，不是简单的旧式龙华书院。

学校甚至设计了一个特殊形状的盾形纹章，一面是附近龙华塔的图案，另一面是一条龙和花，是中国字“龙”和“华”的意思。

战后很多年，我还保存着由母亲刺绣的佩有纹章的垫子套。

我的父母除了其他工作之外还主动请求参加学校事务，一天，我听到一个英国小孩对另一个说， “Barr夫人是美国人，怎么能来教英文呢？”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放假期间，学生也被安排做些事情，比如放羊之类：

我们学校是基于英式教育体制上的，和英国本土的学校一样，我们也有暑假。

在假期里，我们和大人一样被分配了工作。

我的工作是照看山羊，当然它们每一只都有个名字。

我把它们赶到“新领地”去，那里有可以吃的草地，我就看着它们吃草。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有的集中营还设立了图书馆。

外侨也可以举行各种各样话题的演讲，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和各项体育运动，闸北集中营的外侨比较喜欢棒球运动，也有一些人去集中营的小河里钓鱼。

物资供应

集中营的物资供应主要由日本军事当局提供。

另外，集中营内设有小卖部，有零星日用品可供购买，允许红十字会等机构邮寄物品进去。

在龙华，除了基本的饮食外，允许我们可以每月一次接受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渠道转寄来的上海朋友的包裹。

我的一个丹麦朋友的母亲有时会寄来蛋糕和甜点，一个葡萄牙友人也捎来诸如花生油、果酱、面粉之类，另一些善良的朋友，在自己都缺少食品的情况下还为我们寄来包裹。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食品按人定量供应。

食堂定有食谱，品种尽管比较单调，但是如果供应正常，则基本营养还能维持。

对于、病人、婴儿，还有些特殊的供应，如牛奶等。

关押在龙华的英国姑娘佩吉（Peggy Pemberton-Carter）在日记中写道：

以前上海最知名的职业乞丐之一，现在在经济上和我们这些人平起平坐，有慰问金做为支持，坐在后面满脸挂着满足的笑容，为一盒香烟投标 850$ ，并且竞标成功。

——《奇笼：上海杂志，1941-1945》

当然，这些供应是正常状态下的。

当战事吃紧，物质匮乏时，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1945年春天，随着战争的推进，龙华集中营的物质供应陷入困境，煤、食品、水全部短缺：

1945年5月31日，母亲发现食品配额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早餐：一周四天——长柄杓绿茶；一周三天——一盎司粥。

午餐：一长柄杓水煮洋白菜和一点肚子末，一盎司马铃薯和2盎司甜菜根。

晚餐：取消。

总卡路里=300

这些饭菜由炊事班的人送到每栋房子里。

一旦离开了上海那些朋友每月寄来的包裹，我们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对集中营生活的回忆，最突出的就是饥饿。

很多人因此饿坏了身体，健康从此难以恢复。

集中营物质供应方面，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就是水的匮乏。

由于人口多，水源少，集中营不得不从外面运水进来。

Betty非常生动地回忆龙华集中营用水紧张的状况：

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缺水是去离G楼很远的一个淋浴房洗澡的时候。

十人一组，我们进入了公共换洗间。

当确定每个人都准备好后，最害羞的几个还用毛巾裹着身子，管理浴室的妇女一声令下，我们就冲向一个个淋浴间。

“都准备好了么？”那个妇女大喊。

“好，开水龙头！”

一分钟的间断：

“关掉！现在抹肥皂！”

大约过了半分钟：

“好了没？现在打开用水！”

又过了大约一分半钟：

“结束，关掉水龙头！”

饮用水是从市区以特殊的卡车装来，然后在热水站煮沸。

配额是一人每天五品脱。

在特定的时刻我们总会提着热水瓶，排起长队来接水。

如果别人邀请我们参加“午前茶点”或“茶会”，那我们会理所当然的提自己的水去。

母亲在洗涤锅碗瓢盆上成为了一个专家，她能用两小杯水清洗全家的餐具。

现

在回头看看，这样的事让我感慨万千，毕竟我们是享受特权的外国人。

战前普通的中学生喝的是什么水？集中营外的农民们喝的又是什么？Gee和呆在乡下的祖母喝的又是什么样的水？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第5章。

集中营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1944年至1945年冬天最为难挨，缺食、少水，天气又极端寒冷：

佩吉在日记中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她在集中营挨冻的情景：

第一次真正的寒流在没什么预兆的情况下于 12 月 1 日突然来临了。

我们开始尽力填塞屋子的所有裂缝，在冻疮上涂药膏，并且重新安排我们的个人习惯。

我意识到人可以重塑自己的衣着和生活方式。

在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越接近中国的农民，他就越可以更好地面对严寒。

所有吹毛求疵的行为，如经常洗涮、不习惯和衣而卧等都最好抛弃掉，我已经体会到新的生活习惯的好处了。

虽然我极不希望以后再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是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我也可以忍受，不在话下。

因此，虽然冬天的脚步日益临近，我相信可以面对它。

现在只是祈祷能有个比较大、比较好的窗帘。

一方面它可以阻挡寒气；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屏障，挡住来自五十二名饱受严寒的、被监禁妇女那如潮的议论、情感、眼泪、无谓的大声争吵以及其它方面的感情流露。

——《奇笼：上海杂志，1941-1945》

寒冷，烦躁，郁闷，使得关押在集中营的侨民更容易发生争吵。

佩吉的日记里写道：“1944年 1 月 6 日。

冷！真冷！太冷了！这是每次活动笨重、麻木的四肢时都会发出的单调声音。

至于思维，我们的脑子就像一块冻僵了的海绵。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的脾气就容易急躁，每天围绕灯光、空间、窗帘、开窗、时间、借东西、偷工减料等所有你可以想象的问题都会发生争吵，满怀愤怒”

交涉

对于将英美等国侨民关进集中营，英、美人士在开头由于对事态的发展有所预料，因而总体反应相对平静，但也有人不分昼夜地狂饮，自暴自弃。

及至关进集中营以后，特别感到在集中营生活极差以后，英美侨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

有人认为，“日本人在战争初期比较顺利，所以对待上海的敌侨还算优厚。

但最近他们在西太平洋和缅甸战场上屡遭失败，因此迁怒到敌侨头上”。

有的表示，集中营条件恶劣、饮食不合口味，“我们要通过瑞士领事馆提出抗议”。

1943年7月，英美政府对于集团生活所开设之际的一些问题，通过中立国瑞士领事，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将盟国侨民作为人质的交涉。

1945年，美日之间战争激烈时，日军曾经将沪西第三集中营（今上海动物园）关押的侨民转移到杨树浦，那里是日本在沪军事设施和工业设施相对集中的地方。

沪西第三集中营以收容老人、体弱多病者、幼儿等为主，日军此行，目的的将这些侨民当人质，阻止美军对那里目标的轰炸。

对此，美国从有关国际公约出发，对日本提出严重警告。

警告说：日本政府曾经自发地宣誓：对于关押的非战斗人员的待遇，适用战俘公约中的人道主义规约。

日本政府的行为是对日本政府誓约的严重放弃，是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的严重怠慢。

将这些非战斗关押人员迁入含有军事设施物的地区，其目的不能单纯解释为是为了使这些区域免受攻击，而是企图使其权力下的一切，包括日本人居住的地点或地区暴露在战斗地区的炮火下时免遭炮击，这是战俘公约第九条明令禁止的，此举是对战俘公约的严重侵犯。

参考资料：://8years/1937/SubDetail.jsp?pageno=4&parentId=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