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写一篇关于汉字与历史文化的论文

Posted 2022-12-17 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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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

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

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

时期。

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

验,创立了儒学。

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

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

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历史学家杨昭

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

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

的实学”。

[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

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

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

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

圈”。

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

古

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

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

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

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鲜儒学。

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

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

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

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

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

宜。

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

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

件。

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

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

设玄菟郡,即汉四郡。

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

官员为侯。

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

其

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

因此,在汉四

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

儒学已传入朝鲜。

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

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

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

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

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

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

“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

”[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

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

他的这一理

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权神授论。

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

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

而宣扬其统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

这就

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

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

所谓“道”,即

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

治。

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

治理国家。

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

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

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

人。

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

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乐业。

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

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

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

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

问浮屠义相。

对曰‘虽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

苟为不然,虽劳人作

城,亦无所益。

’(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

范。

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

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

朝

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

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

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

《三国遗事》中记

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

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

历代深受其影响。

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

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

他

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

之不亡,幸也”。

[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

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

幸,无男子有女。

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

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

死且不朽矣”。

[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严重。

(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

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

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

公元

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

育机构———国学。

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

业博士和助教。

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

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

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

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

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

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

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

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

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

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

此后,高丽历

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

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

考试的内容为

儒家典籍。

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

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

同时,新罗国王由于

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

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

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

公元958年,高丽

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

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

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

[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

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

成为热潮。

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同时,唐太

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

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

新罗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卫。

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

允。

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

族子弟赴唐求学。

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

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

人。

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

佑、崔承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

高丽从建

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

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

公元

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

翌年,金行

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

公元980年,

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

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

公元1115年,高丽

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

学。

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

多。

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

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

[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

部”。

[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

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

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

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

输入高丽。

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

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

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

三、结论

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

化。

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

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

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

在每个时期,对

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

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

而朝

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

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

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

出版社,2004.

[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

[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

[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

[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

[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

[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

[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

[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

[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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