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历史史实

Posted 2022-12-17 康熙

篇首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历史史实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清朝在康熙即位以后逐渐走上了安定、巩固和强盛的道路，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广大人民热切盼望祖国早日统一，不愿再看到分裂的局面。

如康熙十五年“三藩”之一的粤藩尚之信叛乱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广东“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11]。

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

郑经自从夺得台湾统治权力以后，日益腐化堕落，不理政务，终日“嬉游为乐”[12]，“纵声色以自娱”[13]见他的几个亲信把持着朝纲政事，排斥异己，动辄杀戮。

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各不相下。

康熙二年，郑氏亲族、金门守将郑泰的弟弟郑鸣骏率领8000余人首先降清。

此后，郑氏亲族、将士中向清朝投诚的络绎不绝。

康熙三年，专管福建投诚事务的户部郎中贲岱向清廷报告说：“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14]。

特别是康熙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漳州大开“修来馆”，进行招降活动后，郑军将士降清达到了高潮。

“修来馆”开设的头两年，郑氏政权的五镇大将廖碘等、名将朱天贵分别以所部降清，这就大大削弱了郑军的实力。

在台湾的广大郑军将士本有“故土之思”，只因“无陆路可通，又乏舟揖可波，故不得不相依为命”[15]，他们经常“私相偶语”：“只等大军（指清军）到，便瓦解归顺”[16]。

郑氏集团内部多次发生将郑经骗往清营、行刺郑军主将刘国轩的未遂事件[17]。

这说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加剧，广大郑军将士心向大陆。

郑氏政权既要继续对清战争，又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就其一隅之产以供百万之费”[18]，只能大肆向沿海人民和台湾人民横征暴敛，漫无限制。

“民之供应者，有大饱大米，杂晌月米，有棕、麻、桨橹、油、钉、炭、铁、鹅毛、草粟等项。

最惨者，又有水梢、毛丁、乡兵。

民力已竭，科敛无度”[19]，“百姓一时怨望，道路侧目”[20]。

人民反抗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经常发生。

清圣祖玄烨自康熙八年，清除了执行一系列倒退政策的鳌拜集团，亲掌朝政大权以来，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招抚”郑氏作为清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早在康熙二年，清政府就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立“满汉户、兵部郎中各一员，专司招抚”[21]。

康熙五年和八年，清廷又两次派人到台湾招抚郑经。

“三藩之乱”时，清、郑和谈暂时中辍，到康熙十六年，清廷再度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

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如琉球、朝鲜例”。

康熙严正指出：“郑经乃中国之人”[22]，台湾“皆间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23]，坚持要台湾归附大陆。

康熙在招抚郑经失败之后，一方面指令清军将领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中“有革心向化者”，“随时招抚”[24]，另一方面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

姚启圣和后来康熙任命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都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对统一台湾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姚启圣上任后，制定了两条方针：一是“今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二是“出奇计，使台人反为吾用”[25]。

他大布方略，首先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接着就在漳州利用“修来馆”招降，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大小，俱“依照品级升降补用”，“恣其所求”[26]。

他还经常通过归降清廷的漳浦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增设提标援剿四镇总兵官，以投诚之郑军官员补授[27]，又将投降的郑军编为水师，以增强清军实力；减轻闽省民人重负，“如除口卒，革排夫、铺甲，减搞役……开商市，给牛种，为国家恤流亡”[28]；在福建造大战船400只，往江浙调来巨舰200艘，增加间省兵员2万。

这些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人莫有斗志”。

姚启圣又乘胜逐步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等地，迫使郑经退守台湾，只留下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去。

长子郑克里在争权夺位中被杀，年幼的郑克决即位，大权操在忠诚伯冯锡范手中，郑氏政权日益混乱不安。

姚启圣侦知此事，即上疏康熙“请急攻台湾”，并推荐原郑成功部将、康熙的内大臣施琅任水师提督。

康熙对此表示同意，发布“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29]之令，并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直接负责进军台湾。

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

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占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以大军压境，“遣员宣朝廷德意”，台湾便可不劳而定。

他一面遣三四个心腹之人秘密前往台湾、澎湖郑军营中，“谋叛取事”[30]；一面整顿战船器械、训练军兵。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从福建水师营中“简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31]，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从铜山出发进攻澎湖。

守卫澎湖的郑军主将刘国轩，虽然在施琅进攻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但是，他只看到台湾海峡六月间多有“常连日夜不止”的台风，就武断认为施琅不会贸然来攻。

至六月十五日得知清军战船直驶澎湖时大惊失色，仓皇应战。

关于此时郑军的兵力多寡，以往有关著述多采用施琅的说法：郑军有2万名士卒，200只战船，[32]和清军兵力约略相等。

实际上，这是施琅为了向清廷邀功而夸大了的数字，是很不确切的。

据清初人夏琳所记：刘国轩“以铳船十九号、战船六十号。

兵了六千人，分拨诸将防守（澎湖），身自往来督视”[33]夏琳乃郑成功同邑乡亲，目击郑氏三世盛衰，所记当翔实有据。

此外，我们还找到两条旁证，说明夏琳的记载是确属可信的。

一是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给姚启圣作的《神道第二碑铭》中说，郑经“遁入台湾”时，“兵不及万，船不满百”，说明郑氏的兵力本来并不多；二是在澎湖大战前，施琅的部将吴英向其献“五梅花”计时说：“彼船少，我舟多，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只。

其不结队者为游兵，或为奇兵，或为援兵”[34]，说明清军兵力数倍于郑军。

由上可见，在澎湖战役中，双方的兵力大致是：郑军船70余只，兵6000人；清军船300只，兵2万余人。

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施琅在战斗中为“流矢伤目”。

清军休整三天后，于二十二日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进攻。

施琅身先士卒，“扬帆直进”，清军“将士奋勇冲击”[35]，经过七个小时的海上屡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

清军遂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

郑克填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骇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放弃台湾，逃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的一些人，认识到：“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大势已去，速当顺天（指归清）”[36]。

在冯锡范的支持下，郑克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

康熙抓住这一时机，立刻给郑克统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导他说：“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37]

七月初，郑克快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安置。

郑克决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这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

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延。

康熙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颗武功。

开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38]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

一路上军纪严明，“士无乱行，民不知兵”[39]。

十三日到达台湾，“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接踵而至”[40]。

全国人民听到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的消息时，更是“腾欢父老咙”[41]。

十八日，郑克填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

清政府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将郑克坟、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意人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

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于“三藩”，并非“叛臣贼子”，令将其父子两枢归葬故地南安。

康熙的这些善后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指出：以往有些著述比较强调刘国轩在郑克块归清过程中的作用，而对于郑氏权臣冯锡范，却往往只强调他在郑经死后帮助郑克决夺权的行动，而忽视了他对促成克坟降清的贡献。

实际上，冯锡范不仅在郑经时代主持“军国事宜”，而且在郑克块即位后更是大权独揽，“事无大小皆决于冯锡范矣”[42]。

如果没有冯锡范的支持，郑克块是不可能毅然降清的。

据史载：刘国轩在康熙二十一年“大修战舰，缮甲兵”，欲与施琅决一雌雄时，冯锡范即嘲弄他：“吴、耿、尚三王皆靡，延平乃赖公独存？”[43]表明他对于郑军与清军决战能否取胜持怀疑态度。

当郑军在澎湖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时，“锡范首倡议降”[44]，并于八月初与刘国轩分别致书施琅，请他速至台湾，以防“事久生端”[45]。

施琅正是接受了冯、刘的建议后，立即率师进抵台湾的。

这些事实说明，冯锡范在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的过程中是有一定贡献的。

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不仅是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我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使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

同时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000人；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000人。

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维护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宁。

16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进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并开始了海外的掠夺。

17世纪，沙俄扩张主义者利用清军南下。

黑龙江流域防务空虚之机，大肆侵占我国领土，压榨和残杀当地的人民。

面对沙俄的侵略气焰，康熙虽然决定予以反击，但在台湾未统一之前，难免有掣肘之虑。

台湾统一后，清朝政府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加强黑龙江流域的防务，抗击沙俄的侵略。

康熙于二十三年十二月，给兵部下了一道“征剿罗刹”的谕旨，令从郑氏降兵中选取一部分精壮士卒和双层坚好藤牌，“速送至京”[46]，以加强清朝军队的战斗力。

这对于此后取得反击沙俄侵略者的巨大胜利，无疑有积极意义。

荷兰殖民主义者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侵人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经常在沿海截劫商船，掠夺财富，不仅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破坏了沿海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荷兰殖民者仍然阴谋首先占领鸡笼，“征服厦门和金门”[47]，准备重占台湾。

因此，清政府统一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也可以说是继承了郑成功的未竟事业。

正如施琅所指出的，如果不使台湾归附大陆，那么，“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的荷兰殖民者就会卷土重来，一旦再得此地，“必合党移，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48]。

台湾归附大陆之后，荷兰及其他殖民者便不得不偃旗息鼓，台湾和东南沿海数省从此得到了将近二百年的安宁。

第三，密切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沿海数省和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初，清政府为了割断郑成功和沿海数省人民的联系，曾实行海禁，造成沿海地区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后，清政府即于康熙二十三年宣布解除海禁，招民垦荒。

从此，离乡背井的人们纷纷还归乡里。

如福建回乡的农民，“认故亩，以耕以凿，一岁蓄，三岁舍，渐次垦辟，至无旷土”[49]。

浙江也是“昔时迁界土田，陆续招徕垦复”[50]清翰林院侍读陈迁鹤于康熙四十四年秋和四十六年春，两次由京回到福建家乡，亲眼看到了沿海地区生产蒸蒸日上、百姓“还界之乐”的情景：“望界外疆场或或，禾麦裢推……一望良畴”。

“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

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圯墙她垣，复为华堂雕桶”。

[51]可见，台湾归附大陆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以后，清政府为了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1）大力推行垦荒政策。

一是组织在台清军参加垦荒。

施琅的一个参将陈致远就“募佃开垦田园二万余亩”[52]。

二是招徕流民。

原来，阎省人民大多在春时往台耕种，秋时回籍。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允许内地知县对去台之人发给执照，文武汛口员弁验照放行。

雍正十年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允许去台之人携带家眷。

这就促使台湾人口激增，“漳泉子弟视（台湾）为乐土，相，率而往者岁数千人”[53]乾隆年间，来台湾定居的东南沿海各省人民达数十万之多。

追至嘉庆十六年，在台汉民已逾200万。

他们纷纷将大陆上先进的铁制耕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台湾，同当地汉人、高山族人民一起掀起了开发台湾的新高潮。

以台湾府为例，在郑氏统治时期，全府田园总数为18753甲（每甲约合十一亩）；在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十一年间，共开垦田园34400甲；在乾隆五年至九年，又增垦2850甲[54]。

台地日辟，生齿日繁，人烟辐辏，市摩渐兴。

到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诸罗县之北增置了彰化县，彰化之北又增置了淡水厅，在澎湖设置了澎湖厅。

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又在淡水之北设置噶玛兰厅。

（2）兴修水利。

康熙年间，台湾府所属各县广泛兴修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绩。

如诸罗县就曾修破70、圳5，“蓄泄三年之间，田谷倍获”[55]

（3）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

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

首先，减免赋税。

台湾在荷兰殖民者和郑经统治时期赋税繁重：“上则（田）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康熙时减为：上则田年征粟八石八斗，中则田七百四斗，下则田五石五斗[56]；雍正时再减为：上则田二石八斗，中则田二石二斗，下则田一石九斗[57]。

乾隆时更多次下令，对台湾“应加薄赋之恩”[58]，同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包括把施琅后代每年在澎湖倚势得的 1200两规礼银予以废除[59]。

其次是减少丁银。

郑经统治时期，“每一丁年征银六钱。

本朝（康熙时期）征额每一了年四钱七分”[60]；再次是降低物价。

康熙二十二年，即台湾未归附大陆之前，台湾米“每石某银五两”。

归附大陆的第二年，台湾“百货俱贱”，“谷价每石二钱”。

康熙二十五年，“上好白谷，每石一钱六分”。

[61]

康、雍，乾时代，台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雍正年间，“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62]，每年稻米产量达七八百万石之多。

桑棉种植十分普遍和兴旺，“鸡豚之畜数倍内地”。

手工业。

尤其是制糖业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康熙年间，台湾三县“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篓）”[63]。

每篓合一百七八十斤，总产量一亿多斤，不仅销售沿海，进人京津，而且远销国外。

因此，史称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台湾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康熙时期，在制糖业中就出现了“雇募人工” 的手工工场，以后又出现了先付钱。

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国家包买商。

他们“于新谷未熟，新油。

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

[64]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大办学校，“择汉人之通文理者，给以馆谷，教诸番童”。

在这些学校中，高山族子弟进步很快，“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65]。

高山族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与往来不断加强。

清朝政府允许沿海地区的百姓浮海贸易，同时还对“捕鱼虾小船及民间日用之物并湖口贸易，悉免其出税”[66]。

因此，海上贸易十分盛行，地区也相当广泛，“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67]。

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台湾“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

剪绒、纸料、烟、布、席草、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

袖、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

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于笋、香菇；建宁则载茶。

回时则载米、麦、寂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请海口。

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桌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

……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棒子、海参、银龟、蛏干”[68]。

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所有这些，只有在统一的政权之下才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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