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两岸关系的历史背景

Posted 2022-12-17 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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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揭开国共合作序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正式召开，有40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张国焘、王用章、邓培、瞿秋白、林育南、邓中夏、谭平山、张连光、刘仁静、朱少连、项德龙(项英)、罗章龙、徐梅坤、高君宇、王俊、何孟雄、王仲一、冯菊坡、刘尔崧、陈天、张德惠、刘天国、陈福涛(陈为人)、张太雷、刘天章、向警予、陈潭秋、阮啸仙、孙云鹏、沈茂坤、于树德、金佛庄、恽代英、袁达时，还有一名代表，则难以确定。

他们代表了中国420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当时三大并没有举行开幕仪式。

1923年6月12日下午，由马林在会上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情况。

1923年6月16日，大会主要议题转入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已不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的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全体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进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更是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他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

”“由于这个原因，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也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

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这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中共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中共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点燃了大革命的烈火，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篇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苦斗着。

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

他对“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痛心疾首。

要想打倒军阀，建立民主政治，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在继续艰难地探索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此时，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苦斗中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先生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标志着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转变。

国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从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1947年3月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出为止，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近十年。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

历时近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其历史性贡献约有如下数端。

1、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

中国国民党也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敦促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各地方实力派也捐弃前嫌，不念旧恶，停止反蒋敌对活动，一致抗日。

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通过国共两党和各方的共同努力，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2、实现了全民动员，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

但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抗日战争就由局部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出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

两个战场的英勇作战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正如中共中央在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中所讲：“整个中国战场上，6年的作战，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

3、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同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其突出表现有三：一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战场及缅甸等东南亚战场设立中国战区。

二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初步确立。

1942年1月中国同美、英、苏三国领衔签署26国《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0月同美、苏、英共同签署莫斯科会议《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1943年11月参加开罗会议并与美国、英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报》，1945年又与美、英、苏一道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1942年10月，美英为表示对中国抵抗侵略之尊重，加强相互间之团结，表示愿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

1943年1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字。

此后，其他国家如巴西、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相继发表声明，放弃在华特权，重订平等互惠条约。

无论是中国战区的设立，四强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必然结果。

4、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国共合作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各派政治力量纷纷捐弃前嫌，拥蒋抗日，使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政治威信得以提高，国民党组织获得较大发展，党员和党部组织的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消极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又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间党派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各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推动了中间党派的发展和进步，壮大了中间势力的力量。

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和进步。

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承认了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同意改编八路军、新四军并在后方一些重要城市设办事处、通讯处，吸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中央政府工作，制定了具有进步倾向的《抗战建国纲领》，特别是设立和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给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供了一个发表政见的机会和场所。

国共合作的中期，尽管国民党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但国民党始终没有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其反共活动也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

国共合作后期，由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政治上的腐败，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得到空前壮大，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民主和进步成为除国民党等少数党派外的各党各派和各界群众的共同要求，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成熟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

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成为公认的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之一，并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等为标志，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启示

启示之一

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

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不同，由于国共两党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权，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党外合作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在政权建设问题、党派问题、军队问题上，还是在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上，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既求同存异，维护合作抗战大局；又坚持合作而不合并，推动国家社会进步。

这样，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同一目标基础上，实行在一个国家内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实践证明，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方式，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最好方式。

启示之二

和平谈判是解决两党关系的重要合作途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

尽管这些谈判内容每每不同，分歧比比皆是，但谈判的目的却十分明显：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和合作。

两党的直接谈判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取得了双方的共识，弥合了分歧，消解了矛盾，维系了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留下的重要历史经验。

启示之三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捐弃前嫌，合作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一党私利出发，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动内战，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结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国共两党的再度携手合作，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全面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1、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一方面与中共进行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发动向解放区进攻。

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和东北的人民军队，完全否定坚持八年抗战的东江抗日纵队、琼崖纵队及坚持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

当日本进攻东北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了整个东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1945年10月空运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分两路挺进东北。

1945年1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安司令的杜聿明，率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了关外的内战。

在1946年初的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又向这里增兵7个军，向解放区分路进攻，先后攻占抚顺、铁岭、鞍山、营口等地。

值此东北内战愈演愈烈之际，周恩来在1946年4月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对时局的重要讲话，指出：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已达28．5万人，加上政府计划增派的8个军，总数将超过50万，大多数部队都是美械师，其目的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

”国民党在完成了全面挑起内战的准备之后，于1946年6月26日以2l万余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2、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1946年11月15日伪国大召开和伪宪法的制订，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殆尽。

进入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

和平谈判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

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

1947年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

1947年2月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

此后，美国政府更加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蒋介石随即迫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离去。

1947年2月21日，国民党首先强迫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全部撤离。

随后又限定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1947年3月5日前全部撤离。

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

接着，国民党于1947年3月15至24日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

“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

”陈诚更狂妄地宣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

”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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