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清末郑文焯和况周颐谁的填词成就更高

Posted 2022-12-03 风格

篇首语：常识很少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清末郑文焯和况周颐谁的填词成就更高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题词·评语”部分记载了一段词学公案，系关于郑文焯和况周颐中谁的填词成就更高。论辩的一方是吕贞白，另一方是施蛰存、沈宗威和陈兼与[声聪]。首先将四人原文抄录如下：

况蕙风骂大鹤，嫌过分。组下捧大鹤，亦嫌过分。我殊不喜大鹤，绝非门户之见，实以词才乏重、拙、大耳。(下略)——吕贞白

大鹤词境清疏，非蕙风可及，吾从蛰翁。——霜柯沈宗威

大鹤尚有《杨柳枝》咏梅云：“到地春风不肯闲。南枝吹尽北枝残。吴宫多少伤心色，占得墙东几尺山。”何尝不重、拙、大?大鹤藻思哀感，复精声律，造诣在鹜翁、蕙风之上。吾亦从蛰翁。——兼与

舍按：昔年以《花间》二选就正于吕贞白先生，先生以为清词芜杂，允宜有一选本。然于余评论蕙风、大鹤二家词语，大不以为然，遂签注右所录语。嗣后霜柯沈宗威及陈兼与丈见之，颇不以吕言为是，各有附识，为余张目。今附录三家言于此，以存此一段词论公案。

郑文焯和况周颐同在清季四大词人之列，若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蒋春霖、朱祖谋五人为清词一流作家，则郑、况两人均为二流中之佼佼者。二人词风，本不相同，强行论定高下，实无必要。但二人的词风都有一定典型性，扬郑抑况或扬况抑郑，背后可能反映的是评论者的词学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况两人之高下，似可深入探讨。

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论辩双方似乎都把“重、拙、大”作为评论的标准：吕贞白认为郑文焯词不够“重、拙、大”，陈声聪则反驳说郑词中也有“重、拙、大”的。本来词体只是对汉语古典诗歌的格式进行了限制，在风格上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认定某种风格(“重、拙、大”)为高，与之相反的(“轻、巧、纤”)就是不好，恰恰是一种门户之见，吕贞白自称贬低郑文焯“绝非门户之见”，妄矣。

“重、拙、大”的填词主张，系由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力主，一般词学爱好者大概也是从况周颐那里首先见到这三个字的;但最早标举这三个字的是端木埰，后来为王鹏运所继承，况周颐则是从王鹏运手中接过这一主张的。这一主张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在。其时正值常州词派如日中天，常派论词，推崇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小令，认为其符合儒家诗教;其中最极端的，专宗晚唐五代，如陈廷焯竟说“晏、欧已落下乘”(本书中引)。在填词方面，他们于是刻意模拟《花间集》，其为首者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一路径比较需要“天分”，倘才力本不出众，勉力为之，则不免落入无病呻吟。王鹏运讲“重、拙、大”，并在自己的填词实践中遵循，乃是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纠弊补偏之举，后人评论前人作品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词作的准绳，并无道理可言。

二

另一个有趣之处，则是双方似乎都默认况周颐的词符合“重、拙、大”，盖因这一主张确实是在况周颐手中发扬光大的。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其实颇为可议。

先来看况周颐论词。《蕙风词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一般性主张和具体评词之间的矛盾：理论上标举“重、拙、大”，实际上又每每称赏尖新小巧的字句。在此仅举一例。《元草堂诗余》载刘天迪《虞美人》：

子规解劝春归去，春亦无心住。江南风景正堪怜，到得而今不去待何年?

无端往事萦心曲，两鬓先惊绿。蔷薇花发望春归，谢了蔷薇又见楝花飞。

况周颐说：“‘解’字亦为之有精神。”实际上这个“解”恰恰是全词中最刺眼的一个字，因为这首词的好处乃是浑然天成，如“江南风景正堪怜”、“无端往事萦心曲”等，都是前人反复说过的意思，而作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便觉无字句可摘。而“子规劝春归去”也是诗词中常见的说法，这里偏偏加上一个“解”字，突兀地加强对子规的拟人效果，反而破坏了全词浑然天成的特点。但况周颐不知何故，特意摘出此字加以赞赏，实际上是在推崇一个并不十分高明的炼字，和其“拙”的主张相悖。

既然况周颐在品评他人词作时违背“重、拙、大”，那么况氏自作不能符合其词学主张，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若单以“重、拙、大”为标准，则况周颐非但远不及王鹏运，甚至比不上朱祖谋。我们对比两人的同调名作：

连夕东风结苦阴，通明帘幕却偎衾，病躯无复酒怀侵。

止药强名今日愈，探芳越减去年心，月华人意两冥沉。(朱祖谋)

一晌温存爱落晖，伤春心眼与愁宜，画栏凭损缕金衣。

渐冷香如人意改，重寻梦亦昔游非，那能时节更芳菲?(况周颐)

这两首词写的都是一种无法确指的哀愁(朱祖谋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明说“酒悲突起总无名”)，可以说题材相近，但风格却差异很大。况词写的是一个人在室内目睹夕阳落下、春光不再、入夜渐冷，涌起对时光流逝的莫名伤感，其基调是轻柔的。一个未经世事而心思细腻敏感的十五六岁少年，也能写出这样的词来。而朱词则充满了韶华已逝、百忧如捣的沉痛，其风格字句，竟神似杜甫，这是词里面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一种境界(谭献说蒋春霖是“倚声家老杜”，虚妄之论也，此处不拟展开)。两词相较，毫无疑问朱词的情感更为沉重，所感之事更为阔大。在“拙”的方面，况词的“损”字、“渐冷香如人意改”句，都难脱炼过的痕迹，不像朱词如平常说话。朱祖谋晚年词，洗尽铅华，达到一种“极炼如不炼”的境界，这一点上也比况周颐更胜一筹。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虽然只举了况周颐的一首词，但其情感、风格、语言，在整部《蕙风词》中都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与“重、拙、大”的主张相距甚远。

三

历代词史中，有几人以“伤心人”著称，其词也特受当代小清新的喜爱，即李煜、晏几道、秦观、纳兰性德、项鸿祚和蒋春霖(后两人在普通小清新中名声不著)。其共同特点，是透露出一种温柔而细腻的伤感，也就是“粗豪”词风的最反面。如前所述，况周颐词实际上也具有这种风格，可以列为第七个“伤心人”。而前述六人，在词风上大致可分为两组：一组情感更为细腻，所写往往是室内所见所闻，以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情感为主，即晏几道、纳兰性德和项鸿祚;另一组则往往掺入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风格上也较前者更“硬”，如秦观晚年词往往凄厉，蒋春霖的一些词作(如《琵琶仙》[天际归舟])中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男女之情一齐迸发。况周颐虽也有一些感时伤事之作，但相比而言，明显还是更偏向第一组，特别是和晏几道相似。如其《蝶恋花》：

柳外轻寒花外雨，断送春归，直恁无凭据。几片飞花犹绕树，萍根不见春前絮。

往事画梁双燕语。紫紫红红，辛苦和春住。梦里屏山芳草路，梦回惆怅无寻处。

此词所用意象，如“双燕”、“屏山”、“芳草”等，均为小晏常用，置诸小晏集中，几不能辨。

郑文焯论词推崇姜夔和张炎。姜、张二人词风也不相同，姜峭拔而张圆润，但二人大体上同属一派，共同的特点是“清空”。从这个角度来讲，郑文焯的词作比较好地体现了其词学主张，特别是接近张炎。如姜、张、郑三人都擅长写秋景，写的景色较为昏暗(这一点和周邦彦有明显区别)，使用意象相对开阔;在情感上，虽也有伤心之语，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而不是陈曾寿式的不甘或蒋春霖式的绝望。特别是张炎和郑文焯同为前朝遗老，故国之思，屡有体现，如郑文焯《虞美人·题燕池落花图》：

西园旧是沧波苑，几度临花宴。蓬莱宫阙总生尘，犹有一湖春色解留人。

当年湖上游仙迹，换得伤心碧。麝尘蠹粉满亭池，怊怅倚帘人去未多时。

观此词末两句，则知作者明知清王朝的沦亡已是既成事实，自己不过追忆往事，徒增惆怅而已，除此之外并不能多做什么。因此，在风格上，郑文焯的词既不像况周颐那样缠绵，也不像朱祖谋那样沉痛，而是在两者之间独具一格。

四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况周颐词浓艳、近北宋，特别是晏几道;郑文焯词清淡、近南宋，特别是张炎。对两人高下的品评，实际上体现的是重北宋(特别是宋初)还是南宋(特别是宋末)这一被反复论及的话题。晏几道和张炎都是公认的宋词大家，况周颐和郑文焯也都是公认的清词大家，两(对)人孰高孰低，如果一定要论断，背后涉及的可能是对词史的基本判断和把握。本文并不给出我本人的个人观点或偏好，而是在这里结束。

传统文化 清末郑文焯和况周颐谁的填词成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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