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

Posted 2022-12-03 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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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

　　商业交通的发达和宗教传播的兴盛，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域外地理知识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东亚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问世;在南部边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完成，南海的地理情况首次见于记载，《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已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南海中国家的史地情况，记载扶南国和师子国的地理篇章先后问世;在西域与中亚方面，以法显为代表的僧侣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过程中，考察和记录这一地区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尔高原的地理情况。此外，北魏时已出现明确的西域地理分区的概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域外地理/边疆地理

　　【正文】

　　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长期处于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域外地理范围的认识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详细地记录。

　　一、东亚地理知识的进步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都只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公元233—297年）编《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首次设置《倭传》，即日本列传。虽然，日本在中国正史中记载始自《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却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文中云：

　　“倭人在带方（治所在今朝鲜凤山附近）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指马韩，今朝鲜的京畿、忠道、全罗各道），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dí@①。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应为“支”字）国，……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有千余户，……东南至奴国百里，……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莱，皆徒跣。……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②、抒、豫樟、@③枥、投@④、乌号、枫香，其竹筱@⑤、桃支。有姜、橘、椒、ráng@⑥苛，……”（注：引文中的今地名请参见汪向荣等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一书中的注释。）

　　由上述引文可知，《三国志·倭传》不仅记载了日本的位置、气候、矿物、植物、风俗等，而且记载了3 世纪日本西南部主要属国的方位、里程、户数、草木、山川等情况。

　　据《后汉书·东夷传》和《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在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首次派使者来华朝贡。此后，又于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正始四年（公元243 年）和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4次派使者来华，其中第4次派遣了20 人组成的大型使团。魏正始元年（公元240 年）魏带方郡的使者首次送倭国使者回国。汉至西晋，中日两国使者的频繁交往，极大地增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在中国正史中留下记录。〔1〕

　　据考证，陈寿所撰《三国志》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鱼豢于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编撰的《魏略》中的资料写成的〔1〕，但因后者已佚，故《三国志·魏书·倭传》的记载就成为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对3世纪时日本列岛的史地状况，日本没有任何记载，故此文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其次，中国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均是以此文为祖本，再加敷衍增删而成，包括《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

　　二、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识的进步

　　汉代以前，中国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之甚少。魏晋以降，通商贸易的发达以及西行求法的兴盛，旅外商人、出使官吏和求法僧人在域外多详记其行经之地的情况及所到国家之风土人情，并著书刊行于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的认识。

　　1.南海地区地理认识的进步

　　我国西南部与域外海上交往始于汉代，至三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东吴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孙权大将吕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访东南亚。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地区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传闻的国家大秦、天竺等“百数十国”（《南史·夷貊上》）。南朝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宋书·夷蛮列传》）。此外，小乘佛教盛行的南海地区亦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向往之地。

　　（1）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

　　朱应和康泰出访东南亚后，完成了两部有关南海地区的地理著作。它们是史籍所知记载南海地区最古的资料之一。

　　《扶南异物志》1卷，朱应撰。《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此书现存各书均未见辑录。《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的内容大都依据此书而编纂。〔2〕

　　《吴时外国传》，又名《扶南记》和《扶南土俗》，卷亡，康泰撰。《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已佚。全书体例无考，今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诸书。这些佚文记载了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里程、物产、人口、风俗、气候、贸易、宗教和工艺等情况。

　　此后，吴丹阳太守万震（事迹不详）撰《南州异物志》1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已佚，仅散见一些书籍的征引。此书虽以异物为名，所述广及方物风俗，而且所记之国林阳、歌营、加陈、师汉、扈利、姑奴、察牢、类人等皆未见记载。如：“林阳（今泰国西部，以及缅甸与马来半岛北部一带）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太平御览》卷七八七）

　　刘宋时，曾亲至扶南的竺枝也撰有《扶南记》一书。此书卷亡，《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仅散见于后代征引。所记不局限于扶南，亦包括一些南海中的国家，如，“毗骞国（故地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在马来亚彭亨河口）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太平御览》卷七八八）

　　（2）首次记载南海的地理情况

　　南海古代又称涨海或大涨海。汉以前，几乎没有关于南海地理的记载。至三国时，康泰始在《扶南传》中记述了南海地理情况。如海中珊瑚洲地形的概貌：“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览》卷六九）文中的“珊瑚洲”即珊瑚岛与沙洲，露出水面之上，虽高潮亦不能淹没。它们是以珊瑚虫等为主的生物作用而造成的礁块。“洲底”的“盘石”，即火山锥或海中岩石。与康泰大致同时的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从马来半岛的句稚国往中国时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太平御览》卷七六○）文中的“磁石”即南海中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舶在航行中遇上，就会搁浅遇难，像被“磁”吸引一样，故称“磁石”。上述记载说明，当时对南海中珊瑚岛和沙洲的形态和成因都已有所认识。

　　康泰在书中还记述南海中某些岛屿的动物和植物：“扶南东有涨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其白者如母鸡。”（《艺文类聚》卷九一）“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太平御览》卷七六八）。

　　（3）较详细地记载南海中国家的地理情况

　　《史记》和《汉书》较少有关于南海中国家的记述。至三国之后，其记述渐多。梁沈约（公元441—513年）所撰《宋书》和梁肖子显（公元448—537年）所撰《南齐书》均在《蛮夷列传》中记述了南海中的国家。其后唐姚思廉（公元557—637年）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首次专设《海南诸国传》一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对南海中国家的史地认识。它在开首即云：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记载的国家有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盘盘国（在今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丹丹国（在今马来半岛）、干@⑦利国（在今马来半岛吉打）、狼牙xiū@⑧国（在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国（在今爪哇东之巴厘岛）、中天竺（今印度河流域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以及今地不详的呵罗@⑦国、呵罗单国、@⑨皇国、般达国和dū@⑩婆婆达国等。书中对这些国家的史地情况都有介绍，其中对不少国家地理状况的概述十分精彩，如：

　　“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置此县。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

　　2.最早记载扶南地理篇章的问世

　　汉魏以来，我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对扶南国的地理认识有了较大的发展。〔3〕扶南，又作跋南、夫南，古国名。故地在今柬埔寨、越南南部一带，7世纪中叶为北方属国真腊所灭。汉杨孚《异物志》中已有“扶南”之名（《太平御览》卷七九○）。扶南国与我国通使始于三国时的东吴。朱应和康泰出使东南亚时，曾居扶南国多年〔4〕。康泰完成了现知最早以“扶南”为名的地理著作——《扶南记》。又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赤乌“六年（公元243 年）十二月，扶南国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同书《吕岱传》又云：“（吕）岱既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附近），复进讨九真（在今越南清化、义静一带），……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故地不详）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是我国正史中最早记载扶南国的史书。至晋代，两国往来已较为频繁。《晋书·四夷传》开始设立《扶南国传》。此传首先概述其国的地理情况：“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湾（指暹逻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南齐书·东南夷传·扶南国传》的记载与其大致相同。此后《梁书·诸夷列传·扶南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该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理情况：

　　“扶南国，在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中部）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即湄公河）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①①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故地在今缅甸丹那沙林），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顿逊之东界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附近），其西界接天竺（今印度）、安息（在里海西南）徼外诸国，往还交市。……

　　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古称），国东有马五洲（故地不详）。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东印度群岛）。……”

　　3.师子国的地理情况见于记载

　　东晋，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始于中国通使。据《梁书》卷五十四记载：“晋义熙（公元402—418年）初，（师子国）始献玉像，经十载乃至。”此后两国通使不断，加之晋宋西行求法僧侣多途经此地，从而使其国地理情况日见明朗。正史中《宋书·东蛮列传》最早设立师子国传，但是未记其地理情况。义熙七年至八年（公元411—412年），法显在赴天竺取经回国途中，曾留居此岛2年。法显在归国后所写的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记载了师子国的地理情况，书中云：

　　“其国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及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遂成大国。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上文中唯有关于师子国东西与南北长度的记述是错误的（应是南北长，东西短），其它记载都较为准确的。此后，《梁书·师子国传》在正史中首次记载了其国的地理情况，其文字几乎完全录自《佛国记》。

　　三、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深入

　　“西域”主要是见诸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概念。它在广义上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今称为中亚的部分地区;在狭义上指塔里木盆地其及周邻地区。〔5〕西行求法热潮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发展。

　　自东汉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辟通往西域之路后，西域与内地交通大开。汉魏以降，佛教兴盛，大批的西域僧人东来传译经法。同时亦有许多佛教徒不满足域外僧人带来的经法，赴西域各地寻求经法。西行求法热潮的掀起，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对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发展。

　　1.西行求法主要僧人事略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至为活跃。据方豪统计〔6〕，西行求法可考者有近150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下人士：

　　（1）朱士行　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282年）因感天竺僧人所译经法“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梁释慧皎《高僧传初集·朱士行》），遂决定西行寻求梵本。他从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西渡流沙，行1 万余里至西域盛行大乘之国——于阗（今新疆和田）。在那里得梵书90章，20余年后弟子方把经卷送回洛阳，他本人则老死于阗〔7〕。朱士行是中国最早西行求法者，但是只达于阗。

　　（2）竺法护　晋武帝（公元265—290年）年间，原籍月氏、世居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沙门竺法护（梵名Dharmataksa,约230 —308）曾随师竺高座游西域30余国，沿路译经。〔8〕著有《耆dū@⑩崛山解》。〔9〕

　　（3）释宝云　东晋隆安（公元397—401年）初，凉州沙门释宝云等“涉覆流沙，登逾雪山”（《高僧传初集·宝云》），至天竺。著有《外国传记》。

　　（4）法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偕慧景等4 人由长安（今西安）出发，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回，历时14年，游历约 3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而深入印度的少数旅行家之一，也是中国首位由陆路去印度、由海路回国而留下旅行记录的旅行家。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完成旅行记《佛国记》。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首部完整的旅行记，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海、陆交通的最早记录。〔10〕〔11〕

　　（5）释智猛　东晋后秦姚兴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沙门释智猛（元嘉末卒）与同志15人，“发迹长安，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陵危度险，有过前倍。遂历鄯善（今青海乐都县）、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诸国，……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七百七十里，至波沦国”。又一人止步。“与余四人共越度雪山，渡新头河，至jì@①②宾（今克什米尔斯那加附近）”。“复西南行一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南境）”（《高僧传初集·释智猛》）。再至华氏国（即巴连弗邑），得梵文经书。至甲子岁（公元424年）循旧道返回，唯与昙纂一人回到中国。宋元嘉末年卒成都。元嘉十六年（公元439 年）完成《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1卷，《隋书·经籍志》等书皆著录，惜今已失传。〔12〕

　　（6）昙猛后燕建兴（公元386—395年）末，沙门昙猛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返回时，从陀历（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达迪斯坦附近）道（为南北交通重要山道）而还东夏（位今陕西延安东延河东岸）。〔13〕

　　（7）智严大约在公元401—403年，沙门凉州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高僧传初集·释智严》），遂游西域，至jì@①②宾受禅法，还长安。后因受戒有疑，重往天竺。在天竺邀请其师、高僧佛驮跋陀罗（Buddhab hadra,358—429）传法东土。后与其师共东行，逾越沙险，抵达关中。

　　（8）法勇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黄龙（今辽宁朝阳）沙门释法勇（即昙无竭，俗姓李），思慕圣迹，招集同志僧猛、昙朗等25人，发迹雍部，初至河南国，出海西郡，进入流沙，经高昌郡，至龟兹。随后法显等人折而向南行。而法勇等则至沙勒诸国，登葱岭过雪山，乘索桥，并传yì@①③，度石壁，及至平地，已丧12人。余伴相携，进至jì@①②宾国，学梵书梵语，复向中天竺行进。道路空旷，至舍卫，又死8人。渡恒河，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东还广州（《高僧传初集·昙无竭》）。

　　（9）道普宋元嘉（公元424—453年）中，高昌国沙门道普受宋太祖资助率书史300人赴西域求经，遍历诸国。在长广郡（郡治在今山东平度）脾舶破伤足，遂以疾卒。著《游履异域传》4 卷（染僧《出三藏记集》卷十四）。

　　（10）道药北魏太武，（公元424—452年）末年，道药（《洛阳伽蓝记》卷四作道荣）从shū@①④勒（今新疆喀什市）道入，经悬度（即县度，古山名，位于今新疆塔什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到僧加施国（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返还寻故道。著有《游传》1卷。〔13〕

　　（11）法盛宋世（公元420—479年），高昌法盛经往佛国〔13〕。著《历国传》二卷。〔2〕

　　（12）惠生、宋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命使者敦煌人洛阳崇立寺僧人惠生（亦作慧生）等赴西域朝佛，并遣俗人宋云任使者同行。同年十一月，他们从洛阳启程，西行40余日至赤岭（即今日月山，在青海湟源县西，地当中原通往西南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西行20余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西行至鄯善城，再西行至左末城，经捍@①⑤城，至于阗国。神龟二年（公元519 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西行登葱岭，复西行至钵盂城。九月中，入钵和国。十月初入@①⑥哒国。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又西南行至乾陀卫国雀离浮图所。获天竺国国王接见。及返，寻回本路。〔14〕归后，宋云撰《家记》、惠生撰《行记》，《隋书·经籍志》均著录，魏杨@①⑦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部分内容。《唐书·艺文志》另有宋云《魏国以西十国事》，不知与《家记》是否为一书。

　　除上述人士之外，这一时期撰写西域史地著作的僧人还有〔15〕：晋佛图调的《佛图调传》（见《水经注》）、东晋道安（公元314—385年）的《西域志》、《西域图》和《四海百川水源记》、晋支僧载的《外国事》（见《水经注》）、可能为晋人昙景的《外国传》5 卷（《隋书·经籍志》）、刘宋的竺枝的《扶南记》（见《水经注》）、刘宋时人的竺法维的《佛国记》、齐法献的《别记》和齐僧yòu@①⑧的《世界记》5卷。

　　2.西域地理分区认识的进步

　　汉魏以后，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兴盛，使对西域地理分区认识进一步发展。《汉书·西域传》始以通西域的南、北两道记叙其沿线各国情况之后，晋代的《魏略·西戎传》和裴矩的《西域图记》则始分3 道记述西域地理。这种分道叙述交通沿线各地地理情况的方法，已具有一定的地域观念。

　　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武帝拓跋焘派董琬等出使西域。琬等使还京师后在陈述西域情况时，首次明确地提出西域的地理分区。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其说为：

　　“西域自汉武帝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公元435—440年）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塔什干）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

　　董琬以极为简略的文字记述了西域4 个地理区域的范围：第一区域为相当今新疆天山山脉以南的地区，当时主要是许多土著的城郭之国;第二区域丁谦认为指今帕米尔以西至波斯湾一带，〔16〕章巽认为以董琬等人的行踪看海曲不应指波斯湾，而是指今里海南端，这里是当时@①⑨哒所直接占领的地区。〔17〕第三区域为阿姆河中、上游南、北岸一带地区，当时为贵霜王朝的主要根据地。第四区域丁谦以为两海即今里海及地中海、水泽即今黑海，则此区指今小亚细亚。章巽认为两海仅指巴尔哈什湖和咸海，而水泽则为大泽之误，它可能指今里海的北部。这里一直是游牧生活地区。

　　3.对中亚地理环境认识的进步

　　自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始对西域地理有较多认识。魏晋以降，西行求法的兴盛则使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8〕

　　（1）西域的沙漠区

　　汉以前对西域的沙漠仅有极少的记载。白龙堆是中亚著名的沙漠之一，对此《汉书·西域传》只有：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的简略记载。法显等以其亲身经历，在《佛国记》中对其荒凉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沙河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梁僧yòu@①⑧（公元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释智猛传》亦有生动地描述：“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

　　东晋以后，有关塔克拉玛干沙漠始见于记载。东晋法显在《佛国记》中叙述他在去于阗（今新疆和田）时说：“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南朝梁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传》卷五记载法勇西行求经中，亦说：“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法显和法勇两位高僧西行求法所经过的沙漠即位于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部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2）帕米尔地区

　　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葱岭（即今帕米尔）成为中西交通行经之地，但是汉代对这一地区地理情况的描述甚少。东晋高僧法显在赴西域求法时穿越了葱岭，在其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对葱岭地区的地理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记述。首先他记载了葱岭地区的植物情况：“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然后，他对葱岭地区的冰川地貌作详细地描述：“葱岭冬夏有雪……彼土人，(历史论文 www.cha138.com)人即名为雪山人也……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②⑩过河”。这里即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又生动地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其后，北魏的宋云在《行记》中也生动地记述帕米尔地区高耸入云、崎岖险阻的地势：“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宋云在书中还描述了帕米尔地区的高寒气候：“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参考文献】

　　〔1〕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张柏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2〕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本站网书店，1957年，第569、557页。

　　〔3〕陆峻岭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博塞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32—51页。

　　〔4〕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5〕余太山：《西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绪说。

　　〔6〕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211—212 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海山仙馆丛书》本。

　　〔8〕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5—99 页。

　　〔9〕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　《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第311页。

　　〔10〕足立喜六著：《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合译，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5月，著者序。

　　〔11〕杨文衡：《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法显》，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06—209页。

　　〔12〕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0—489页。

　　〔13〕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14〕杨@①⑦之著，范祥雍注：《洛阳伽蓝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111页。

　　〔16〕丁谦：《魏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见：《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1辑），渐江图书馆，1915年。

　　〔17〕章巽：“古代中央亚细亚一带的地域区分”，《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12月，第212—218页。

　　〔18〕钮仲勋：“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1996年8月，第14—18页。

传统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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