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

Posted 2022-12-03 工部

篇首语：只会幻想而不行动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收获果实时的喜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李之藻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关于他的资料很少，致使许多史实不清，学者们深以为憾。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李之藻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名字分别为李荣、李子堂、李师锡。李之藻本人出生于1571年10月13日，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565年或1566年。李之藻于1598年会试中式后，先在北京工作，而没有去南京。在地方志中，发现了他在山东张秋任职时所写的铭文。1621年，李之藻任光禄寺少卿，但这不是由于徐光启的推荐。此外，李之藻至少有两个儿子：李长桥，李次虨。李长楙的儿子李禧熊是清顺治九年（1562）进士。

　　李之藻（字我存、振之）是中国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先驱，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内外学者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也不太清楚，“遑论兄弟叔伯乎”？迄今为止，研究李之藻最为深入的当推方豪。他根据西方文献，认为李之藻出生于1565年，这也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而法国传教士裴化行（R.P.Henri Bernard）则认为李之藻出生于1566年，少数人接受了这种说法。

　　在上海图书馆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有《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以下简称《便览》），其中有李之藻的简历，全文如下：

　　李之藻（曾祖荣，听选官;祖子堂，知事;父师锡）。我存。易四房。辛未九月二十五生，仁和人。甲午四十，会十二甲五。礼部政授工部主事。已亥，管节慎库。癸卯，付建主考。本年，升郎中，济宁管河。乙巳，京察。戊申，补开州知州。庚辰，升南工部员外。本年，升耶中。庚，补屯田司郎中。本年，调都水司郎中，管南河。辛酉，升广东参政;廷推留用，改光录少卿，管理军需。壬戌，升太仆少卿。癸亥，拾遗。己巳，起原任。庚午，卒。

　　这份珍贵的史料明白无误地记着，李之藻出生于明穆宗隆庆五年（辛未）九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571年10月13日。文中还列出了李之藻三代祖先的名字：他的曾祖父李荣曾是一个“听选官”，但我们不知道此人是否一直在“听选”，更不清楚他最终被授予何种官职;李之藻的祖父李子堂，当过知事;他的父亲李师锡，没做过什么官。《便览》的内容虽然十分简洁，不过我们可以据此澄清许多错误说法，并确定他的主要生平事迹。

　　根据《便览》，李之藻是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举人。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会试中名列第五，成为五魁之一。所以，他自己后来所盖的印章即为“戊戌会魁”。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利玛窦获准人居北京，并与李之藻相见。李之藻后来在为《职方外纪》所写的序中曾说：“万历辛丑，利氏来宾，余从寮友数辈访之。”利玛窦则说，当他与李之藻相识时，李之藻“正在工部任重要职务”。方豪颇为疑惑地写道：“之藻中进士后，本分发为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但与利氏结识论学问道时，当已游宦至京，官职或亦较高，利氏称其在工部任高职（offidogrande nel Tribunale delle Fabbriche），恐已非员外郎，但汉文尚无资料可证也。”但是，没有资料表明李之藻考取进士后即担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之职。据《便览》记载，李之藻进士中式后，被授予工部主事之职，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起掌管节慎库。他本来就在北京任职，没有去南京。

　　《便览》说李之藻“癸卯，付建主考”（“付建”系“福建”之误）。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李之藻是作为副考官前往福建的，他的职位是工部营缮司员外郎。那么，他是从何时起担任此职的呢？利玛窦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1602年，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中说：“缮部我存先生，夙志舆地之学，自为诸生，编辑有书”。利玛窦称李之藻为“缮部”，说明至少从1602年开始，李之藻就已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了。在明朝的职官体系中，主事为正六品，而员外郎则是从五品。从主事到员外郎，这是正常的晋升。方豪误以为李之藻中进士后即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所以，当利玛窦说李之藻在“工部任高职”时，只好推测李之藻“恐已非员外郎”。

　　李之藻从福建主持乡试结束后，“升郎中，济宁管河”。他的正式职位是工部都水司郎中，正式上任是在1604年，《北河纪》记载说李之藻“万历三十二年任”。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在奏章中也提到了下属李之藻：“即南阳连堤，臣亦檄行司道李之藻、傅良谏等勘估修整矣。”

　　李之藻任职的北河都水分司，驻扎在山东的张秋。李之藻在任内做过不少好事，还作过“张秋地平日晷铭”。李之藻的诗作传世者极少，学者们深以为憾。这篇铭文的发现为研究李之藻提供了新的资料。李之藻的日晷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利玛窦1605年5月12日于北京所写的一封信中找到了答案。此信说：“昨天我把两座石制日晷赠与山东张邱的一位工部官员，日晷为平型，另一可以悬挂墙上。这位官员地位崇高，名李之藻。”据此，李之藻获赠日晷的时间是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5月11日。李之藻在铭文中说，以前用中国日晷（“土圭”）进行测量，常有差错，不如利玛窦所赠的西洋日晷准确（“靡如兹宪，四序咸秩”）。经他用西洋日晷测量，张秋的纬度为北纬35.5度（“三十五半，张秋所得”），而现代数据则为36.04度，两者非常接近。铭文中说北京的纬度为40度，这是利玛窦等人首先测得的，现代所测纬度为39.55度。

　　接下来的几年《便览》说得很简单：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李之藻接受考核（京察）;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到开州（古为澶州）任知州。但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开州志》称李之藻“万历间以工部郎谪知州事”。李之藻自己在为《圜容较义》所写的序中说：“译旬日而成编，名曰《圜容较义》。杀青适竟，被命守澶，时戊申十一月也。”那么，李之藻为什么会被“谪”到开州？李之藻本人及其他资料中都没有说明。倒是他的欧洲朋友提供了一些信息。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这位李我存因为有人控告他在经常出席的宴会上举止轻浮以及过分沉湎于玩棋而被剥夺了所有高级职务的权利，降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达三年之久。”根据1610年欧洲出版的一本著作，李之藻具体“罪名是反复无常、过分宴乐以及……超乎常情溺于棋戏”。

　　从《便览》的记载来看，李之藻自1605年京察后一直没有任职，很可能在浙江闲住，而不是像他自己在《圜容较义》序中所说的那样立即“被命守澶”。这一点还可以从利玛窦1608年3月6日从北京寄往罗马的信中得到印证。该信写道：“另一位学者名李之藻，四五年来我不时的介绍过他。他跟我学习数学，目前已回杭州（原籍）。”根据李之藻为《圜容较义》所作的序文，直到1608年农历十一月，李之藻才被任命为开州知州。用《便览》的话来说，是“补开州知州”。

　　在开州期间，李之藻的博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叛宫礼乐疏》就是在开州写成的。《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并誉之日“稽古证今，考辨颇为赅悉”。此外，《畿辅通志》也讲到李之藻增修开州城，但误将万历三十六年写作“万历二十六年”。

　　李之藻在开州时间不长。据地方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开州知州由赵琦接任。根据西方资料，李之藻于1610年2、3月间在北京患重病。由此可见，李之藻在开州任职到1609年为止。李之藻为什么会离开开州呢？在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叛宫礼乐疏》中，董汉儒序文说是受到了“荐召”，而来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则说，李之藻本来“被委为南京官吏，准备动身上任时病了”，但没有说明李之藻准备到南京任何职。

　　《便览》说：“庚辰，升南工部员外。”这个年代显然是误刻。因为庚辰年是万历八年（1580）或崇祯十三年（1640）。前一个年代，李之藻还未成年，后一个年代，李之藻已经去世多年。正确的年代应当是“庚戌”，即万历三十八年。这样，我们知道李之藻因为被晋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所以才离开开州。也就在同一年，李之藻又升为南京工部郎中。杨廷筠的传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岁辛亥，我存公官南都，与利先生同会郭仰凤、金四表交善。比告归，遂延郭、金二先生人越。”一直以来，学者们不清楚本来在开州做官、在北京活动的李之藻，为什么会在南京做官，更不清楚他做的是什么官。《便览》的记载使这个问题彻底明朗。

　　李之藻在赴南京上任前，于1610年初在北京病倒。他在生病期间受到了利玛窦的悉心照顾，深为感动，最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取名良（Leo）。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利玛窦去世。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4、5月间，在南京任职的李之藻把欧洲传教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字仰凤）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请到杭州开教。他们到杭州后不久，李之藻父亲去世。受李之藻的影响，杨廷筠也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从1611年开始，李之藻因其父去世而在家乡守丧。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钦天监在推算日食时发生错误，由于朝廷中严重缺乏精通历法的人才，钦天监官正周子遇等人于次年建议征求“宿儒”。礼部经过“采访”，发现了“精心历理”的李之藻，并正式上奏。这份奏章比较有名，许多史书都提到过它，但文字略有不同。有幸的是，在杨廷筠的《绝徼同文纪》中保存着这份奏疏的原文，标题是“礼部题为明历元、昭成法，乞赐乾断，以杜妄议事”。其中写道：“又访得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及原任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皆精心历理。李之藻虽在籍，俟其服阕补任，共行料理。”所署日期为“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题”，即公元1612年1月20日。

　　万历三十九年，李之藻也向朝廷上过一份奏章，建议召请“平素究心历理”之人翻译由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历法著作。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份奏章的时间，但从其他材料来推断，应是李之藻在守丧期间所奏。

　　《明史》历志说，礼部上疏后不久，李之藻等人“皆召至京，参预历事……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历法”。《明史纪事本末》也说：“四十一年，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历法”。寥寥数语，问题却不少，需要仔细分析。万历四十年（1612），李之藻还在杭州守丧，这可以用徐光启的一封“万分秘之”的家信为证。信中说，如果遭到倭寇人侵的话，可以逃到杭州避难，“与郭先生、杨宗师、李我存老叔商量”。这里所说的郭先生指郭居静，杨宗师指杨廷筠，李我存则是李之藻。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完成了介绍欧洲数学的著作《同文算指》，他在序中写道：“万历癸丑，日在天驷，仁和李之藻振之书于龙泓精舍”。文中的“龙泓精舍”是李之藻在杭州的住所，1623年，辞官回家的李之藻在为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作序时，所署即为“天启癸亥，日躔天驷，浙西李之藻书于龙泓精舍”。因此，《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说“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历法”是不对的，此时他还在杭州，更没有改衔南京太仆少卿。从李之藻为《同文算指》所作的序文内容来看，他希望该书能够被“庙堂”中那些“议兴历学”的人们所采纳，这不像是一个直接参与“议兴历学”的人所说的话。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初，李之藻守丧期满，赴京参与修历工作。主要证据有两条：一是李之藻在为《职方外纪》所作的序中说：“余以甲寅获补”。另一条是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的叙述：“顷者，交食议起，天官家精识者欲依洪武故事，从西国诸先生备习所传历法，仍用京朝官属笔如吴太史，而宗伯以振之请。余不敏，备员焉。值余有狗马之疾，请急还南，而振之方服除赴阙。”此序所作的时间是“万历甲寅春月”。可见这年春天李之藻已到北京。

　　李之藻在北京的修历工作很短，因为此时的明朝政府“庶务因循，未暇开局”。最终，李之藻本人也脱离了修历工作。他是何时离开北京、离京后又任何职的呢？《便览》有如下记载：“庚，补屯田司郎中。本年，调都水司郎中，管南河。辛酉，升广东参政。”“庚”这个年代是错误的。因为甲寅（万历四十二年）之后、辛酉（天启元年，1621）之前，以“庚”字开头的纪年只有庚申（泰昌元年，1620）。

　　考诸史料，李之藻是在1615年以郎中的身份去管理南河的。《南河志》明确写道：“四十三年，李之藻。”所以，《便览》中的“庚”应是“乙卯”之误，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这一年，李之藻先是补屯田司郎中，同年又调任都水司郎中，并离开北京去治理南河。

　　李之藻所任的南河都水司驻地是现在江苏的高邮。由于他“治河有功”，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敬仰，被列为“七贤”之一，供奉在祠庙中。也正因为政绩不俗，“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和他的父亲获得了朝廷所赐的诰命。李之藻还搜集、整理了当地历史名人的著作。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他重刻了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和秦观的《淮海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万历四十六年所刻《江湖长翁文集》中，署名为“敕理河道工部郎中仁和李之藻校刻”。后一部文集有李之藻的序，文末署日“万历戊午孟夏之吉，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三奉敕提督河道兼督木，仁和后学李之藻撰”。

　　1620年（庚申，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李之藻在杭州。李之藻的两份奏章可作证明。一是李之藻在1621年写的《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称“去年十月间”，他还“在原籍时”，曾与杨廷筠等人“合议捐资”，派门人张焘到澳门购买大炮。二是新发现的《恭进收贮大炮疏》，李之藻说自己“前于历万四十八年，管河差满过家”。李之藻为什么会回到原籍杭州呢？方豪认为，他是回家为母守丧：“是年，先生丁内艰，归里”。方豪的主要依据是西方文献，例如费赖之写道：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Aleni）“于1620年前后赴杭州，盖为李之藻母预备后事也。方豪的观点已成定论，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徐光启在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1629年8月29日）的疏章中说：“之藻以南京太仆寺少卿丁忧服满在籍。”。由此可见，李之藻母亲去世是1629年之前不久的事情，而不是在1620年左右。此外，李之藻在《恭进收贮大炮疏》明确说自己是“管河差满过家”，即结束在高邮都水司的任期，而看不出其母亲去世的迹象。

　　据《广东通志》记载，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担任过“布政司左参政”。梁家勉据此推断李之藻于这一年“外调至广东任左参政”。而方豪则怀疑李之藻实际上并未到任。方豪的怀疑是正确的。《明实录》明确记载：天启元年四月己卯（初八，公历5月28日），“改新升广东布政使司右参政李之藻为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不过，《明实录》把“左参政”误记为“右参政”。《便览》的记载也与此相吻：“辛酉，升广东参政;廷推留用，改光录少卿，管理军需。”文中的“光录少卿”应为“光禄少卿”之误。这一年年底，李之藻为新刻的于谦文集作序，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刻本《合刻于忠肃集》序中，可以见到文后的署名：“天启改元，岁在辛酉，日躔东井，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光禄寺少卿，里中后学李之藻盥手敬书”。

　　天启元年三月，后金攻陷沈阳、辽阳，明朝上下震惊，皇帝要求暂居天津的徐光启“即令回京”，襄理军务。陈垣等学者曾认为，李之藻之所以担任光禄寺少卿，是由于徐光启回京后推荐的结果。考诸史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徐光启是四月十八日（公历6月7日）回到北京的，而李之藻早在5月28日就已经改任为光禄寺少卿了。不过，李之藻本人职位的变动，一定是由于辽沈陷落造成的。李之藻不仅精通西方科学，而且还熟悉欧洲火器技术，所以，当时战事告急、京畿危急时，朝廷就把刚刚任命为广东布政使司左参政的李之藻紧急改任为光禄寺少卿，以利用他所掌握的西方火器知识来加强防卫。李之藻此后的活动都与军事布防相关。

　　《明实录》记载，四月十五日（公历6月4日），“命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郎中事李之藻调度十六门城楼军器”;二十七日（公历6月16日），“命铸监督军需关防给光禄寺少卿仍管工部司官事李之藻”。而李之藻本人也恪尽职守。他曾与“勋戚九卿台省司马之属”在北京“遍阅城楼”，他倡议建造欧洲式炮台，并与徐光启一起用木头制造了炮台模型，还估算出了建造炮台所需的工料与费用。但最后，关于建造欧洲式炮台的建议被工部以“兴作甚烦，经费无出”的理由否决了。

　　天启元年四月间，李之藻呈上了《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建议把他与杨廷筠于1620年所购的四门火炮从存放处江西广信火速运来。这一年下半年，有两门大炮运抵北京。其中的一门大炮又被调往辽东前线，并在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建立奇功，据说杀敌一万七千人，被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留在广信的另两门大炮，于元启元年十一月运到北京。

　　天启二年（1622）正月，后金攻占广宁等地，明军退守山海关。二月庚午（四日，3月15日），太仆寺少卿何栋如上疏说，在此危急时刻，应当重用“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等人。差不多同时，光禄寺少卿高攀龙也向皇帝建议说：“近奉旨练兵教射之董应举，旧奉旨制造军需之李之藻，皆当加以职御”。这个建议最终被皇帝采纳了。到了三月庚戌（三月十四日，公历4月24日），朝廷任命“光禄寺少卿李之藻为太仆寺少卿”。

　　面对着日益紧张的战局，“太仆寺添注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李之藻于天启二年十月戊子（二十六日，11月28日）题奏“以夷攻夷二策”，其中包括到澳门招募欧洲炮手“以资战守”。朝廷接受了李之藻的这项建议，在十二月派遣张焘等人再次赴澳，聘请欧洲炮手，并于1623年5月1日回京。但此时李之藻已被降职，并调往南京。

　　李之藻被降职不是由于他有什么失职之处，而是由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万历四十八年（1620,庚申），朱常洛成了皇帝，但他当了一个月皇帝后，就因吃了红丸而死。天启二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首先上疏，要求彻查此案。许多官员也纷纷响应，在“会议驳正者”的名单中，就有太仆寺少卿李之藻。朱常洛死后，年少的朱由校登位，政治更加腐败，特别是太监魏忠贤开始步入政治舞台，使朝廷中的无耻奸诈之徒得以横行，而正直的官员备受排斥打击。《明实录》记载，天启三年二月丁卯（三月初七，1623年3月7日），“吏科等衙门纠十大僚”，其中包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李之藻调南京”。而《国榷》则将此事系于二月甲子（初四，3月4日）。根据新发现的李之藻《恭进收贮大炮疏》，“太仆寺添注少卿”李之藻在二月初五上疏说，“昨被科臣拾遗论列”，因此，《国榷》所记日期是正确的。

　　李之藻在离开北京之前，还是念念不忘从澳门购买回来的那几门西式大炮，特上《恭进收贮大炮疏》，请求皇帝“将前西洋大炮三位，并载铳原车三辆，查照收贮，备用施行”。拳拳报国之心，由此可鉴。

　　《明实录》与《国榷》都说李之藻遭弹劾后被调到南京。那么，担任什么官呢？据徐光启崇祯二年（1629）七月十一日的疏章，是“南京太仆寺少卿”。但李之藻本人很快就罢官回家了。他在为《寰有诠》所作的序中写道：“余自癸亥归田，即从修士傅公泛际结庐湖上。”癸亥即天启三年。《便览》说李之藻“癸亥，拾遗”，与此相同。他的儿子在为《名理探》所写的序中也说：李之藻“迨癸亥庐居灵竺间，延体斋傅先生，译《寰有诠》，两载削稿”。

　　天启七年（1627）八月，朱由校去世，朱由检登位，随即开始惩处魏忠贤阉党。崇祯二年（己巳）七月，钦天监推算历法再次出错，礼部上疏建议开局修历，并推荐李之藻参与其事。十四日，崇祯皇帝批复：同意开局修历，由徐光启“一切督领”，同时要求“李之藻速与起补，蚤来供事”。八月初一，崇祯又要求：“李之藻着速催前来”。《便览》则说李之藻“己已，起原任”。“原任”，即太仆寺少卿。在《启祯遗诗》中保存着郑以伟的一首诗，题为“送李我存太仆以修历赴召，并讯徐玄扈宗伯，徐与太仆同与历事”，该题也证明李之藻是官复原职。

　　但李之藻直到第二年才抵京就任，原因是中途病发。徐光启在崇祯三年（1630）五月的奏疏中比较详细地写道：“臣之藻祗奉简命，亦于去冬十一月自原籍杭州府起程前来，行至扬州、沧州两处，为因血疾再发，医疗耽延;今幸获痊，已于本月初六日陛见讫，旋即到局，协同臣光启恪遵原议规则，督率该监官生，在局供事，推求测验，改正诸法。”

　　李之藻到京后，虽然大病初愈，仍投入到了十分紧张的修历工作中，在五月到九月的短短几个月中，与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雅各（Giacomo Rho,1592-1638）等人一起翻译出了四部书。但由于李之藻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工作繁忙，到了这年秋天，就与世长辞了。据西方传教士记载，李之藻去世的日子为公元1630年11月1日，农历是崇祯三年（庚午）九月二十七日。《便览》则记载说：“庚午，卒。”这一年他才59岁，真是太可惜了。

　　自1627年开始，李之藻与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傅泛际（Francisco Furtado,1589-1653）一起翻译了《名理探》，书中有一篇1639年所作的序文，署名为“仁和后学李次影撰”。序文中称李之藻为“先大夫”，可见李次影是李之藻的儿子。而徐光启在崇祯六年（1633）的一份奉章中提到，在参与修历的“知历人”中就有“监生李次影”。方豪曾不无遗憾地说过：“但之藻孙辈以下的后裔和遗墓等，现在尚未有所发现，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其实在《康熙仁和县志》中，即载有李之藻的孙子：“李禧熊：之藻孙，壬辰进士”。他是顺治五年（戊子，1648）的举人，顺治九年（壬辰，1652）的进士。

　　此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便览》中，李之藻履历上方空白处写有“孙李禧熊，顺治壬辰进士”的毛笔字，其中“李”和“辰”字残缺。十分幸运的是，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中保存着《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一卷，内有李禧熊的履历。其中记载：“李禧熊。曾祖师锡，赠太仆寺卿。祖之藻，戊戌会魁，癸卯福建典试，历任太仆寺卿。父长桥，邑庠生。”

　　《名理探》的作序者是监生李次虨，而《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中李禧熊的父亲则是“邑庠生”李长桥，由此可见，李之藻至少有两个儿子，即李次虨和李长楙。从名字上来推断，李长楙应为兄，李次虨应为弟。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曾说，李之藻在信奉天主教之前，“允许全家人和下属都成为基督徒”。曾德昭也说，李之藻“愿让他的全家领洗”。崇祯八年（1635），宁波天童寺的密云禅师在其批判天主教的《辨天二说》中写道：“适我存李先生公子引人人教在座”。可证利玛窦、曾德昭的说法是正确的，即李之藻的儿子也是天主教徒。但我们不清楚密云所说的那位“引人人教在座”的李公子是李次影还李长楙。

　　根据《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李禧熊的字为“省薇”，出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八月二十一日（10月7日），他曾做过“礼部观政”。《康熙仁和县志》还说他“仕至工部主事”。

　　方豪40年前曾非常感慨地写道：“民国以来，马良（相伯）、英华（敛之）、陈垣（援庵）、徐宗泽（润农）、徐景贤（庐伽）、向达（觉明）、王重民（有三）、范适（行准）诸先生皆留意于之藻事迹;外人若裴化行（治堂）（Henri Bernard）、德礼贤、彭舒理咸知出入海内外图书馆、档案室，埋首故纸堆中，得片纸只字之有关之藻者，则驰函相告，然而所得仅此，实天厄之也！夫何言哉？”

传统文化 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

传统文化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