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说锡器（上）

Posted 2022-12-03 锡矿

篇首语：不怕路长，只怕志短。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说锡器（上）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说锡器（上）

　　人们对老锡器，多半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人们大多见过或听说过锡壶、锡灯盏之类的老家什；陌生，是因为老锡器太普通，没人为之立传树碑，故相识而不相知，对其详情是不甚了然的。

　　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青铜文化，历来为世人所重，其实所谓“青铜”，乃以铜为基的铜锡合金。青铜文化，实质上也就是铜锡文化。青铜文化在上，不愧“居庙堂之高”，锡文化在下，则可谓“处江湖之远”。如果说青铜文化代表的是庙堂文化，那么锡文化代表的，就是“江湖”、民间或民俗文化。青铜器受重视，历代皆然，锡器受冷落，则应当成为过去。有人说历史是礼拜仪式上的长篇大论，其中每个小标点的重要性不低于整段整段的文章……那些和我们父辈、祖辈们朝夕与共的老锡器，以及它们所展示的旧时生活摇曳多姿的琐碎细节，正在被我们忘记……

　　锡之为器

　　了解老锡器，不妨从金属锡开始。锡是一种银白略泛珍珠色的金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之一，有人称其为“史前金属”。地壳中平均含锡为0.004％，锡的矿床分为脉锡矿床和砂锡矿床两大类。脉锡矿床为厚生矿而砂锡矿床为次生矿。锡有两种同素异形体——灰锡和白锡。我们通常所说的锡是白锡。灰锡的密度5.85克／立方厘米，属等轴晶系的半导体，白锡的密度（比重）为7.3克／立方厘米，属正方晶系的金属，其结晶转变温度为18℃，白锡温度低于13.2℃开始转变为灰锡，但转变速度极慢，当过冷至－30℃时，转变速度达到最大值。据说有一年冬天，俄国彼得堡的军队发下了冬装。可奇怪的是所有的衣服上都没有纽扣。沙皇雷霆震怒，要拿监制冬装的大臣问罪，大臣不服，亲自到仓库查验，结果所有衣服上的锡制纽扣全都不翼而飞。这件事被一位科学家知道，他向沙皇解释说，这些衣服上原来都是有纽扣的，只是锡制的纽扣在低温下发生“病变”了。为了证实科学家的论断，在皇宫花园的石凳上放了一把锡壶，几天后，锡壶变成了白色的粉末。这是因为彼得堡冬天的气温经常在零下45℃，锡制的纽扣自然要发生晶形转变。

　　由白锡转变为灰锡，属晶形转变，称为“锡疫”。锡疫会使白锡发生膨胀、出现麻点，进而分裂散碎，直至成为粉末。锡的熔点为232℃，沸点为2625（正负）℃。锡较软，具有良好的展性，而延性却很差，可以碾压成厚仅为0.04毫米以下的锡箔，却不能拉成锡丝。锡于常温下是不受影响的，长期在潮湿空气中，锡的表面会生成一种极薄的氧化膜而阻止进一步氧化。

　　科学探测告诉我们，我国是锡矿较丰富的国家，矿藏分布主要在南方，大致可划为三带：两广沿海带——以开采砂锡矿为主。

　　除上述产地之外，后又在四川、蒙古和新疆等地发现了锡矿。

　　目前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锡器的历史略晚于青铜器，但锡器却比青铜器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古代遗迹中，锡器发现不多。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80—1350年）金字塔中发现的锡手镯和锡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锡制品。最晚至商代，我国就已经有了锡制器物。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出土的锡块和外镀厚锡层的虎面铜盔，表明锡的特殊物理性能此时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大司空村殷墟中出土的6件锡戈，以及楚雄万家坝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锡制49件饰品，则已经是纯粹意义上的锡器。1975年底至1976年初，云南省博物馆在楚雄万家坝考古发掘了79座墓葬，其中在三座人古墓中发现三种锡器：一种是圆形孔锡饰，共5件；一种是锡片，共13件，一种是锡管，共36根。这些锡器含锡量相当高，有的含锡竞高达99.15％。这些锡器在当时用于高级装饰。经科学测定，这些锡器断代在2600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云南省最古老的锡器。这一发现，说明了云南从古至今就是产锡制锡器的重要地区。

　　先秦时期，锡业是由专设机构经营管理的，《周礼·地官》“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就是明证。

　　秦汉以后，虽然青铜已由铁器替代，但锡的用途却日趋广泛，其产量有增无减。汉代，有相当一部分锡被用来铸钱，那时所铸的钱币史上著名的“白金三品”，采用的就是银锡合金。锡在当时，并不十分贵重，但也绝非平常随用之物。汉文帝节俭治国，其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班固《赞》曰：“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后代有人感叹文帝之薄葬：“……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为饰，炳然载诸史册……”

　　我国最早有关锡的文字见于《周礼》，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赤锡的记载，其后《汉书·地理志》、西晋《华阳国志》、隋代《颜氏家训》、唐代《蛮书》直到宋代《续博物志》均有对锡的论述。

　　汉以后，锡器照样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使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其所指的锡人，即殉葬用的锡制人形。唐代用锡有明确的规定，《唐书·食货志》：“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开成元年时，岁产锡仅“万七千斤”，因而朝廷对包括锡在内的部分金属，仍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唐书·食货志》：“山泽之利……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由于锡器容易产生锡疫的缘故，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古锡器未被存留

　　下来，这或许是古锡器考古发现极少的缘故。

　　到了宋代，文献中关于锡器的记述增多，文献内容则表明社会普遍使用锡器的时代已经到来。

　　宋代仍有将大量锡器作为殉葬品的，宋代范公偁《过庭录》载有这样一件趣事：“文正长子监薄纯佑，幼有智略，与富彦国家子弟游。富氏引葬，陈设从葬祭用甚盛，观者如堵，器用盖锡造者。监薄在侧，取一器掰而示众曰：‘此锡器，尔等谓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为笑己。监薄徐谓曰：‘尔何所见？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茔耳。’富子叹服。时始十余岁。”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杨髡发陵》……高宗之陵骨发尽化，略无寸骸，止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

　　同时，民间锡器之普及，已大大超越了前代。此时的锡器无疑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打锡器成了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同时也成了市井之中不可或缺的热门行当。吴自牧《梦梁录·铺席》有“……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胡家冯家粉心铺、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

　　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邕州溪洞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道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主，次以锡，次陶器，次瓢……以为凉脑快膈……”“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

　　锡制品的特殊物理性能，人们也能熟练地加以利用。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有：“眼药有九龙膏，方用冬青叶一栲栳，洗净，投锡器内，用水满煮令黑色，及一半起，入宣黄连十两，洗净剁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仅有一盏，胶粘如糖，然后取起，重娟滤过，令极冷，入脑子二钱半，罐子内封藏。每用少许点眼。”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等记载。

　　锡器之审美自觉

　　器物诞生之初，多少会带有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哪怕纯为实用制作的器物，也是如此。伴随人类文明史的器物，带有时代和制作者个人的审美主张，这不等于说，器物的审美，一开始就成为了制作者的自觉追求。纵观锡器的历史，唐代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随着锡器的大量普及，其制作工艺逐渐具备了多样化的条件，同时由于锡器长时期伴随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足够的认识，而锡器本身那质朴无华的风韵，也在无意间契合了文人们清虚静默、野逸浑朴的审美格调。

　　近年一些古代日用锡器的出土，证实自宋代以后，锡器仍在民间广为使用，制作亦日见精良。

　　明代器用制度同样有明确的规范。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政府曾明文规定各阶层的器用制度。《大明会典》卷二十六：“凡器皿，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器木器……；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瓷、漆……”

　　明代一方面由于锡不受社会地位的限制，一些在野的文人，可以毫无拘束地使用锡制品，另一方面锡器手工工艺更加成熟，可以更加随意地模仿其他工艺的特点，而制成各式各样的锡器。有人受紫砂工艺的启发，制作出观赏性极强，适合把玩的仿紫砂锡器，将锡器制作推上了纯艺术的高度，锡器历史上以把玩为目的的文人锡器诞生了。

　　仿紫砂锡器刚一面市，就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浓厚兴致，一批制作精良的锡器作为独特艺术品被迅速推向市场，使锡器一举跻身珍品雅玩的行列，也使锡器制作进入到工艺审美的自觉阶段。明代由于锡器，尤其是文人玩耍的锡壶引起众多爱家的关注，一时间锡壶制作名家辈出，他们不惜工本，反复实验，制作出许多美轮美奂的文人锡壶。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人赵良璧制锡器，仿时大彬的紫砂式样，开一代新风，同时也成为仿紫砂文人锡壶制作第一人，可惜其作品已无流传。稍后，归复初继之，仿紫砂锡壶名声始大盛于世。归复初，字懋德，也是苏州人。他以生锡制壶身，用檀木作壶把，以玉作壶嘴和盖顶，其作品在当时卖价就很贵。清代谢堃壶“取其夏贮茶无宿味，年久生鲇鱼斑者佳。”可见“归壶”之“品地”确乎不凡。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锡壶一件，款字为“己丑冬日归复初制”。按己丑即明万历十七年（1589）。谢堑用久生“鲇鱼斑”，就是在灰色锡壶上生一种黄褐色不规则之斑块。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

　　黄元吉，浙江嘉兴人，所造各式茶具都极精巧。他所制锡器色泽似银，壶盖和壶身十分严密，合上之后，提盖而壶身亦起，与时大彬的紫砂壶特点相同。至于器身倾侧，则绝无落帽之病。每制一壶，人们视为珍品。《茶余客话》、《阳羡陶说》、《浙江通志》等书均曾提起他。一度有人将其误为“王元吉”，因为 “吴越之音，每王、黄不辨”（明代陆容《菽园杂记》）。

　　明代宣德年间，苏州有个叫朱端的匠人，以锡制各种器皿，造型奇古，人称“朱家鼻”。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锡壶有赵良壁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这里所说的“黄锡”，是指万历年间黄裳所制的锡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曾说：“里中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模范百出而精雅绝伦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作像赞，又乞余予数语漫应之”。黄裳也是嘉兴人，精于设计，制器“模范百出”。

　　据亨利王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记载：“1514年（正德九年）1月6日，安德鲁葛沙列斯(Andrew Corsalis)致鲁伦初美德旗公爵（Duke Lorenzo de Medici）书，谓‘中国商人，亦涉大海湾，载运麝香、大黄、珍珠、锡、瓷器、生丝及各种纺织品……，至满刺加贸易。”’可见明代中后期，锡器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至少已经有商人将其携带出洋，用于海外贸易。只是此间锡器贸易的多寡，尚无资料可予说明。

　　入清以来，一方面文人锡壶承明代之余绪，仍旧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另一方面，民间日用锡制品造型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清代初期至中期，文人锡器仍旧倍受士绅阶层的青睐，涌现出不少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锡器工艺大师和锡作高手，他们在锡壶制作工艺、材料、装饰等方面，都有一些崭新的突破，制作了一批独具创意的锡器精品。清代承明制锡壶工艺的第一位名家是沈存周。

　　沈氏字鹭雍，号竹居主人。活跃于康熙时代，浙江嘉兴人。清代大诗人朱竹坨过生日，沈曾为之制一锡渣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其所制圆锡壶一件，盖面上凸，上有白玉球形钮，壶把为紫檀木嵌制。壶身一面刻行书“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款字“陆希声句，沈存周书”。另面亦刻行书“爱甚真成癖，尝多合乃仙”，款署“徐玄句，存周再笔”。壶身有印章四，壶底正中有篆书印章“竹居主人”。锡质温润，古朴雅致。沈存周之后尚有沈朗亭亦以善制锡壶名世，故宫藏有其桃式锡壶一件。

　　卢葵生，名栋，扬州人，是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漆工。卢能书善画，精雕刻，有创新意识，漆沙砚就是经他之手改制发扬的。而把锡壶与漆器结合更是他的创造。他以锡作壶胎，外以漆制壶形，这就是有名的“锡胎漆壶”。现有4件存世品为人所知：一为仿紫砂梅花壶。圆形扁矮，色泽与型制完全仿紫砂，不细观难以发现是漆制。壶身刻梅花，花下刻行书：“竹叶浅斟，梅花细嚼，一夕清淡，几回小坐”。款字“葵生”，下有小方印“栋”。一为圆方四棱体，鳝鱼清色漆沙皮，锡胎。壶身一面刻篆书：“春芽细煎，东风一帘。今日何日，谷雨之前。”款字为“竹汀居土书”，下白文印“大昕”。壶身另一面刻山石人物，乃一幅烹茶图。山石右下角刻阴文“葵生”小方印。此壶为钱大昕书铭、陈农绘图、葵生刻制，三名家联手而成。另二件均为高庄圆壶。

　　与卢葵生同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朱石梅。朱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名坚，能书，擅画，工治印，精鉴赏。因其文化底蕴深厚，时贤名士多与其交往。朱氏首创砂胎锡壶，锡求上佳，工求精绝。《画林新咏》作者陈文述咏朱氏壶云：“仿佛宣和博古图，昆刀珍重切云腴。盛名甘让朱公叔，茶谱何劳比曼壶。”其为人开朗，纵饮放谈，老而弥狂，席间无其参与则不足以尽兴。

　　今南京博物馆藏一件朱坚方锡壶，成斛形，青玉螭虎柄，盖正方，上嵌矩形白玉钮。壶身一面刻牡丹图，另一面隶书铭“微润欲沾，雨前吐尖”。款字为“己丑小春月石梅”（己丑为道光九年即公元1829年）。锡黑灰色，内紫砂胎。此壶出土于咸丰元年墓中，真品无疑。另一件朱坚梅花诗句锡壶，圆形短颈鼓腹，扁平短嘴，嘴镶小铜片。墨绿色玉盖钮，清白玉柄。盖有篆文“石梅”小长方印一枚。壶身刻梅花图，另面刻诗：“冰作肌肤玉作神，一枝消受十分春。瑶台若问三生事，如此风姿有几人。”款署“石梅”及长方印“朱坚”。底刻楷书“嘉庆庚辰竹林居土藏”二行。此壶为嘉庆二十五年“竹林居土”特请朱坚所制，可为朱石梅全锡壶（无砂胎）代表作，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亦有朱氏刻梅花锡壶一件，壶之嘴、柄、钮均以玉嵌。《墨林今话》谓朱石梅曾著《壶史》一册，惜已失传。已故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曾云：“吴寒匏喜山阴朱石梅所制之锡壶，偶于朋好家见之，即记其铭识及形式，久之，成《石梅锡壶录》一卷。”此书不知何处能觅。

　　许多锡壶以砂泥作胎，而完成砂胎制作的往往是当时的制砂壶名匠。这种两美合一美的制作，使其越发受到人们的喜爱。流传至今的一些器物内底，常钤有制砂壶艺人的名号。清嘉庆年间制砂壶大师杨彭年就是其中的一位。杨氏乃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一说为浙江桐乡人，生卒不详，字二泉，号大鹏。所制铭壶，玉色晶光，气韵温雅。有的浑朴工致，有的玲珑精巧。虽随意制成，却有天然之趣。精于配泥，其作品历来为艺林所推重。与溧阳知县陈鸿寿（号曼生）合作（曼生设计，彭年制作）的“曼生壶”，更是举世闻名，倍受藏家珍爱。

　　道光咸丰年间尚有王善才、刘仁山、朱贞士等制锡器名手，所制锡器也极为精工。清道光以降，内忧外患不断。国力日衰，百业凋敝。文人锡壶自走入纯商业之道以后，艺术上再无长进。从为个人喜好而制作走向店铺经营，以敷日用以求生。

　　锡器历来从陶器、青铜器、瓷器当中借鉴造型，明代中后期，锡器逐渐有摆脱上述型制的趋势。清代以来，锡器，尤其是民间日用锡器造型，不仅因袭传统，同时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达到了“从心所欲”的艺术高度，所制器物呈现出天真烂漫的朴茂气质。此时的锡器造型，已彻底获得了外观设计的自由，同时也为日后相关的工艺设计，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风格独具的蓝本。现今陕西、扛苏、浙江、福建等地金银器制作的样式，很多都来源于锡器。

　　按流传至今的传统锡器分类，计有礼器、饮具、食具、水具、盛具、灯烛具、烟具、熏具、文具、溺具等等，其中饮具、灯烛具最为常见，而饮具里面又以锡壶为多。

　　清代以来，锡的运用更加广泛，锡不仅被用来制作器物，也被用作建筑材料或某种仪器的零部件。与此同时，民间日用锡器则进一步普及，除少数极寒冷的区域外，中国的城市、集镇与乡村，随处都有锡铺或游走的锡器担子。锡或锡器往往也成了民谚俗语中最容易被人意会的东西。

　　两广总督张之洞喜好锡茶壶，自号“壶公”。一日，有个花银子买官的侯补知府来拜见。张有意考他，便在纸上写下“鍚、荼、壷”三个字，侯补知府粗枝大叶“锡、茶、壶”三字脱口而出。张听后笑道：“能识‘锡、茶、壶’尚可造就，着读书五年，再来听鼓！”侯补知府马马虎虎、疏于观察自是不该，但仔细想想，这场文字游戏，倒很像现今“脑筋急转弯”，因为锡茶壶于那时的人们，实在太过熟悉。

　　宋代及明、清社会生活为题材的许多章回小说也屡屡提到锡器或制锡工具。《聊斋志异》有个害人反害己的故事，描述了能下两种酒鸳鸯锡壶。《红楼梦》形容贾府的污浊，不止一次用了“扒灰的扒灰……”有人考证，旧时人们祭祀，以锡箔包作银锭状，化而为冥钱，灰烬中常余锡渣，久之，沉积渐多，有人搜求以利市，被人称为“扒灰”，乃隐指偷锡(媳)。

传统文化 说锡器（上）

说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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