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宋元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下

Posted 2022-12-03 陶瓷

篇首语：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宋元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元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下

　　上表排列的这些宋元明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的实物资料，已包括了东南亚的主要地区，从而可以证实这个时期中国陶瓷外销东南亚的范围的确相当广泛；同时，各个时期输出的陶瓷，其数量级明代为最多，这也大体反映出宋元明中国陶瓷外销东南亚的趋势。更可宝贵的是，这些资料还指出烧造外销东南亚陶瓷的国内窑址，除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广东永安窑以及泛称华南窑的之外，还有属于“华南窑”的福建闽南古代窑址，这和近年来许多地区的考古发现，恰恰可以互相参证。

　　福建发现的宋元明时期外销陶瓷窑址

　　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时期的对外交通贸易大港，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从这里大量输往国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渐代替了广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宝庆年间（１２２６年左右）成书的《诸蕃志》，就是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主要根据他在泉州一带所见所闻撰写的。同时，“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这里所谓“福建”应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来外销陶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遥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拔都游历中国记》就明确指出：“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得诸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记载也提及马可波罗从泉州携带瓷器出国的事：“马可波罗（Marcopolo）当福建贸易兴隆时，曾到刺桐城，而马氏于其１２９２年之归途，且依旧俗，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瓯数事，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明代泉州虽渐衰落，但它的对外陶瓷贸易，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厦门（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货物）。在福建沿海港口运出的陶瓷器中，外销东南亚的占居一定的比重。

　　由泉州等港口输出的陶瓷器，除国内其他各窑所出，泉州附近的闽南地区瓷窑的产品，当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个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中的外销东南亚陶瓷，无疑是包括闽南古代的瓷窑产品在内。郑振铎先生认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销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遗址里发现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残片。这就说明了在南洋，在印度，发现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烧制的”。《真腊风土记》为元代闽满南瓷窑生产外销东南亚陶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证据，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说：“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据陈万里的意见，就是泉州附近闽南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说：“元代的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货一概说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经解放后的历次调查，也在事实上发现了例如晋江、同安、德化等一些与外销有关的窑址。近些年来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实物资料。

　　下面将宋元明时期有关外销东南亚的闽南古代窑址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泉州东门外碗窑乡宋代窑址

　　《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记载五代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由此外运陶瓷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数门……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文中仁风即指东门，和现在发现的碗窑遗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说明这个瓷窑的产品外销，由来已久。

　　碗窑乡，因其产品以碗类器为主，故名。它位于泉州东北约８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南面有一条小溪流经该乡，然后注入与后渚港相连的浔美港，会洛阳江出海。据说古代海潮可涨到这里，浔美港就是外运陶瓷的出发点。

　　古窑址分布在该乡南北两个山坡上，分别称为南窑和北窑。北窑在后路村后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积层厚达２～３米；南窑在后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积层厚约１～２米，瓷片暴露较少。当地居民因此处废瓷俯拾皆是，就以烧瓷匣钵堆砌墙基，可见该窑为满足外销需要，生产规模相当巨大。

　　１９５６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此窑时，其产品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种。据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调查考察，此窑釉色则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带黄或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细小冰裂纹。装饰朴素，花纹主要有：莲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器形有碗、大盘、钵、罐、小杯、洗、炉、盒盖等。本窑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盘。其作风凝重浑厚。

　　由本窑址出土的可确定为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吴文良所藏的水坛多件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８.１、口径２.６、底径２.４厘米。口小，边唇外折，颈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质细腻，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浅，底无釉。

　　二、晋江瓷灶镇宋窑址

　　瓷灶至今仍在生产瓮、罐、壶、钵之属等粗货，这类产品，尤其用以装盛咸菜的菜瓮，并运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据《晋江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外销东南亚诸国）。”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窑所产，也以粗器为主，同时除供国内需要，也还运销东南亚诸国。沙善德：《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关的考古证据，他说：“在古代之陶瓷贸易中，自宋以还，皆以各式‘龙瓮’为主要，所谓‘龙瓮’者，盖瓶上绘有一龙绕于此瓮。此种‘龙瓮’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密之法宝。……余曾多年来致力研究此种‘龙瓮’之来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铺－泉州，余相信即为马可波罗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该店之暗角中，余见绘有团龙之钵瓮与宋代一式。余几不能自制余之兴奋，该店中告余谓种□瓶系来自附近制陶乡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该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业活动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其瓷堆及今日之制造，皆足证明此地纵非‘龙瓮’之‘唯一’来源；亦为来源之一。由该村瓷堆中所获之古瓮碎片，与菲律宾及南海诸岛所出者，及宋明时代出口之古瓷，均属相符。目下虽经千年之久，然该村之陶业仍以制造‘龙瓮’相传习”。其所谓向以生产“龙瓮”相传习的泉州附近的“制陶乡村”，无疑即指瓷灶。据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外销东南亚大小埕、瓮、罐之类粗陶，瓷灶所产，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于今，这里所出的粗器输往东南亚，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了。

　　瓷灶因以制瓷为传统职业，故得其名。它位于泉州西南２０多公里处。梅溪横贯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东，与晋江汇流，再注入泉州湾，古代的陶瓷外运，就是从这里出海的。

　　瓷灶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许山和宫仔山四处，特别是蜘蛛山最为丰富，后二遗址则经破坏，宫仔山更甚。遗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积，厚达１～３米左右。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两次调查，此窑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匀，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现象。绿釉、酱色釉器釉汗比较光亮，青釉器有细小的冰裂纹。器物施釉情况：碗、碟内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处施釉。壶、罐器内无釉，有的器表及底部无釉。露胎面积大，露胎处呈灰色、黄色、或淡黄色。胎骨一般较厚重，质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红褐色、黄色或淡黄色。其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纹种类有缠枝花纹、牡丹花纹、龙纹、莲瓣纹、圆环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出土物器形有：壶（绿釉长颈壶、军持、有柄小壶、酱色釉长颈壶、青釉壶、黑釉壶、褐色釉壶、未施釉四系长颈壶、军持、长颈壶和小壶），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缠枝花瓶、长颈瓶、弦纹瓶和连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酱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钵、盒（均未施釉），炉（褐色釉三足炉），（未施釉器盖和盒盖）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壶、瓶、碗特多。

　　经初步鉴定，此窑曾经外销东南亚的品种有如下几种：

　　（１）军持有绿釉和未施釉两种。绿釉军持１件，高１２、口径６、底径５.５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鼓腹，底近于平而微凹。流短，附于肩部。肩腹之间两边各印有一条龙，腹下部有一道弦纹，近底部印莲瓣纹。未施釉军持2件，形制与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黄色。这类器物在菲律宾曾有发现，可确定为瓷灶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２）青釉碟7件，均已残破。

　　Ⅰ式２件，高２.６，口径约１１厘米，口沿内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宽大，宽达８.４厘米。底部印有缠枝花纹和菊花。

　　Ⅱ式５件，一般高３、口径９、足径３.２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

　　（３）长颈瓶1件，颇完整，高２.７、口径５.５厘米、底径８.３厘米。撇口，边唇外折，颈长而细，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无任何纹饰，朴素大方。

　　（４）长颈壶２７件。有酱色釉，绿釉和未施釉三种。

　　酱色釉壶：

　　Ⅰ式高约１６.５、口径５～６、底径２.１厘米。颈长，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长，几与口部齐高。器身自颈部以下逐渐增广，至腹中部最广，形成一道圆圈凸棱，以下又逐渐收缩，底平微凹。

　　Ⅱ式高１７.８、口径６、底径６.２厘米。形制与Ⅰ式略同，唯器较矮，显得小型。流部较Ⅰ式为短。

　　绿釉壶６件。高１８、口径５.８、底径7厘米。口部分内外唇，内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并有１～２道弦纹。腹部突出，上下有两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长流，底平。

　　未施釉壶１４件。形制与酱色釉、绿釉壶大抵相同。

　　印花缠枝花瓶：

　　Ⅰ式１件。通高２３.８、口径５.７、底径7厘米。口稍外侈，宽沿微作外折，唇厚１.２厘米。颈长而粗，两边附有耳，作兽头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纹，肩部也有三道弦纹，肩颈间有装饰花纹。自肩部以下渐广，底部丰满，腹部印有缠枝牡丹花纹，底腹间印有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矮圈足，足高１.１厘米，轮制，器内外尚留有轮旋纹。

　　Ⅱ式８件，通高１８.５、口径４.５、底径６.７厘米。口稍外侈，颈长，肩部以下渐广。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复的缠枝花纹。底腹之间印有两层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圈足高１.３～１.４厘米。底部微内凹，轮制。

　　德化宋元明窑址：

　　德化窑的瓷器特别是白釉瓷器驰名世界。《中国美术》一书说：“其窑之特别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国白’之谓），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之东方各瓷，迥然不同。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若软瓷之面泽然”。其产品外销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该书说：“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nujuy,冯注为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由此说明元时此窑瓷器，已经大量由泉州港销往国外。清乾嘉间德化郑兼才《窑工》诗有“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之句，是说清初该窑生产已颇仰赖外销了。明代德化瓷外销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也是相当繁盛。特别是何朝宗的瓷雕，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近年来国外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该窑产品的巨量输出。例如，印尼苏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据前述东南亚考古资料在所谓“华南窑”品中，可定为德化所产的，就有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盘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据一些著作的图录，此窑产品甚至远销到非洲和欧洲。可见德化窑是福建的一处极重要的古外销窑址。

　　古窑址在德化县东、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县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遗址主要有：屈斗宫、祖龙宫、岑兜、后窑、后所窑、西门头、坂头、大坂碗洋坑、碗坪仓、孝坊山、宝寮格、洞岭窑、上寮窑、尾林窑、内坂窑、家春岭、碗窑、湖枫林窑、新窑、旧窑、新墘、寨窑、下仓尾窑、蒋山窑、洋条窑等一百八十多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古外销瓷产品的窑址就有二十八处之多。由此可见，德化自宋代以来所烧造的瓷器就销售外国。例如盖德碗坪仓窑址出土的军持，是该窑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器形属喇叭口，颈细而长，鼓腹，平底微凹，有流无把，腹部模印莲瓣纹（由仰覆莲瓣组成）或卷草纹、缠枝花纹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这类军持与晋江磁灶所出军持（印有双龙纹，绿色釉）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属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主要产品。

　　再如屈斗宫等窑址，自１９６３年起，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发现宋元明清时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时代瓷器居多。该窑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带青、白釉和青花几种，而以白釉器为主。青白釉器，类似影青，晶莹润泽，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带青或带黄，有的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坚硬细腻，且薄，器腹和圆底之间，在日光和灯光下，不仅映见指影，而且显出肉红色。装饰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划花，花纹有莲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缠枝花等，虽不太繁缛，但亦清秀别致。颇为雅观。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盏、碟、洗、盘、罐、瓶、羹匙、灯座和雕塑品等。

　　由该窑址获得的外销瓷标本不少，主要的产品有瓶、碟、壶、盒、洗、碗、杯、钵、罐等。

　　瓶或称小花瓶、花瓶，这类标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仓、内坂、家春岭和屈斗宫等窑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圆腹，圈足内凹器，表饰有线状纹。莲花瓣纹或卷草纹等，器形为分段模制，花纹也是模印的。这类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珑，颇为别致。器内外上釉，釉色青白，晶莹明亮，透明感强，是一种新发现的产品。在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确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产品无疑。

　　此外，还有一种小口瓶，小口，丰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面无纹饰。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出土，同属德化窑外销瓷产品之一种。

　　碟或称小碟，浅形碟。此类器物甚为普遍，在屈斗宫、家春岭等窑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宫窑址出土数量最多。芒口、浅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内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头状。釉白而微带青黄，可能与火候低有关。有的没有上釉，质地松脆，表面呈淡黄色。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叶纹、莲瓣纹或凤鸟纹。

　　壶或称水壶、滴壶。出自屈斗宫窑址，数量还多，大都残破，但可复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带盖，鼓腹，底平而微内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别模印卷草纹和莲瓣纹。与瓶或碟一样同为模制。釉呈黄褐色，质松脆，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缘故。其用途当是装水的。为德化窑新发现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这种器物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发现。

　　盒称粉盒或印泥盒。此类产品，在很多窑址均有发现，如屈斗宫、盖德、家春岭等，特别是前两处窑址出土最多，这种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盖顶模印各种不同形式的花纹，图案富于变化，有简单花纹，但更多的是繁复的缠枝花、花朵、花枝或凤鸟纹。周边一般印有直道纹。盖顶中心除印有花枢外，还常见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寿”、“金玉”、“福海寿山”、“金玉满堂”、“长寿新船”等等。印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盒，这与泛海外销有密切联系，寓意很深，耐人寻味。这种盒在国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窑早期烧造的外销瓷，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均有发现。

　　洗或称为弦纹洗、枢府碗。这种器物发现于屈斗宫窑址，为数很多，也是这里的主要产品之一。形状是敞口，折腹，实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纹一道，故称为弦纹洗。与这种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镇枢府窑烧造的，印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碗”。德化屈斗宫所出的弦纹洗，亦可称为“枢府式”碗或“枢府型”碗。

　　碗或称凤碗、凤鸟碗。出自屈斗宫窑址和家春岭窑址。形制敞口，微内敛，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凤鸟纹（外国称为不死鸟）故称为飞凤碗。这种器物在菲律宾亦有发现。

　　杯即高足杯。为屈斗宫窑址发掘出土，数量亦不少，造型颇奇特，烧造也颇讲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为素面，但也有模印线状纹和花纹，但不很多。这类产品在菲律宾也有发现，当为古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还有一些同属宋元时期德化窑的外销瓷产品，例如钵类器和罐类器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一一赘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２件，完整。１件高９.２、口径１３.２、足长６、宽４.５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边唇厚０.３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干，作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色泽为牙白色。１件高４.３、口径６.４、足长３.２、宽２.１厘米。形状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两种。大的高５.３、口径８.３、边唇厚０.４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与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较矮，而紧贴于杯的底部。小的１件，高４.３、口径６.７、足架长３.６、宽２.９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

　　Ⅲ式２件。１件高６.７厘米、口径５.８。口沿外侈，边唇０.３、底厚０.４厘米，颇厚重，外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现有小气孔。外腹壁亦堆上两朵梅花。１件高６、口径约４.８、足长３.９、宽３厘米。胎壁薄，边唇厚０.２、底周厚０.３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纯白色，光泽滋润。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足架亦同样紧贴于杯的底部。

　　瓷狮子在屈斗宫窑址出土几件，有的为群众所收藏，我们仅得1件。狮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带管状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与《中国美术》一书所载以及传世品比较起来非常相似，可以确定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上面提到的两类白釉瓷器，俱见波西尔《中国美术》一书采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东南亚一带在古代既为中国陶瓷贸易的中心，完全可能运销这些品类。

　　在屈斗宫还采得圆形印盒１件，口径６.９、底径４.４厘米。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据陈万里先生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发现有白瓷盒，应是德化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陶瓷产品可能外销，尚有同安宋代窑址三处。

　　（１）汀溪水库窑址：在离县城１５华里的上埔村，水库坝头西面四个相连的小山上，都掩盖着碎瓷片和匣钵，堆积丰富，面积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黄釉、灰白釉等几种，器形以碗为主，还有壶、炉、碟、臼等。（２）许坑窑址：在离县城１７华里的许坑村，窑山高２０米左右，中央有一条从山顶到山下的底宽５米的沟痕，瓷片和匣钵的堆积即分布在沟的周围。从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东面堆积厚达２米，分布面积宽２１、长３７米以上；西面探掘处厚达３米，分布面积宽１７、长４７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绿及灰黄色的划花（卷草、篾纹、篾点纹）瓷，器外有放射状直线划纹，还有浅灰釉瓷和浅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为主，还有杯、碟和豆形器等。（３）新民乡窑址：分布于距县城１０华里大墩、桥头、寨仔内、山坪等四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墩遗址，范围长３９、宽１８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黄、灰青、浅灰、灰兰和素胎无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这里窑址数量多，规模大，产品流传国内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县城周围－五十多年前轮船可以来往及此（据说是由渡船载至港口），至今西安桥附近河床旁边还留下１９０４年前后书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轮界址”的碑石，现在的同安港距县城１０华里，距厦门港７４华里，距泉州港也不过１３０华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窑和当时的海外通商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元明外销陶瓷的特色及其对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影响

　　宋代及其以后，中国陶瓷在东南亚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屡见于记载。《诸蕃志》三屿、蒲哩噜条，《瀛涯胜览》占城国条和爪哇国条，均有当地土著喜爱中国瓷器的记录。中国陶瓷既已成为一项销路极大的热门货品，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这样中国陶瓷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就逐渐形成外销陶瓷本身的特点。

　　宋元明外销东南亚陶瓷，就造型来看，军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军持，据《辞海》军持条：“梵语，亦作君迟，裙稚迦，义译为瓶，即水瓶也。僧人游方时皆携带之，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水等……。”军持的造型特殊，是一种长颈、大腹，旁加一乳房状注口的净瓶。现在的印尼雅加达博物院尚藏有搜自玛琅的印度化时代镌有军持图像的石刻，足证其源于印度，是古代印度输到南洋的一种商品。

　　这种具有印度化传统的军持，其乳房状极便于旅行吸饮时应用。马来人改崇伊斯兰教以后的宗教活动对军持的需要更多，日常拜功可为小净之用，朝觐麦加可以贮淡水、朝觐归途为备装返麦加阿必渗渗（The Wele Zum Zum）井水和阿拉伯蔷薇水，以赠送亲友和自用。因而，军持便成为马来人习惯并乐用的一种容器。

　　为了适应马来人的嗜好和需求，明代瓷窑就利用中国固有的胆瓶水樽形式，旁加一乳房状注口，大量烧造军持，专供销售东南亚地区。冯先铭《瓷器浅说》一文说：“……有为专销南洋一带而烧造的青花瓷器，……是适合当地需用的水瓶。瓶具有我国青花瓷器的特点，而乳头状的流又带有外来风格。”文中的水瓶指的军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藏明代军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物例证。

　　在菲律宾描东岸省曾出土有无底瓷碟，据称：“这种无底瓷碟未曾在中国本土出现，仅在菲律宾、苏拉威西和婆罗洲出土，可能是当时中国单为出口而制造的。”

　　至于装饰方面，书阿拉伯文字瓷器可以作为一种代表。这种瓷器的烧造，始于元而终于明嘉靖中叶，这时恰当东南亚开始伊斯兰教化并逐渐深刻的时期；唐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的陶瓷贸易，已极隆盛，却反而不见它烧制的实物证据。由此可见书阿拉伯文字的瓷器，也是专门销售东南亚地区的特殊商品之一。

　　东南亚发现六件这种瓷器的文字内容，大抵都是宣传伊斯兰教。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书阿拉伯文字的青花中碗，其文意就是：“除安拉及其先知，无其他上帝”。据此，韩槐准认为它是一种“传播回教的工具”。这是不够全面的。书阿拉伯文字瓷器既然是一种商品，则必然首先着眼于和开拓市场直接联系的经济利益。它虽也起了宣传伊斯兰教的作用，但这仅仅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这种瓷器当然是因适应东南亚伊斯兰教徒的需要而产生。

　　书阿拉伯文字瓷器溶中、阿图绘于一体，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作风。韩槐准所藏的赶珠龙火云奔马耍娃娃阿拉伯文字青花大盘，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除书阿拉伯文字瓷器外，绘有回回结带纹饰的瓷器，也为东南亚人民所喜爱。

　　宋元明陶瓷适应了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因而大量运销东南亚，大大改善和丰富了东南亚人民的物质生活。正如陈万里指出：“宋元明陶瓷，除了瓷器外，还有日用的大小水埕瓮罐之属的粗器，也远涉重洋送到东南亚各地去以满足当地人民日用上的需要，这与改进当地人民的生活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东南亚地区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食器，甚至现在某些地方还有这种遗风。《诸蕃志》登流眉国条：“……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苏吉丹条：“饮食不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渤泥国条：“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但是，中国陶瓷输入东南亚各国，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以后，日常生活用器就改变了。《明史·外国传》文郎马神条：“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

　　根据韩槐准二十多年来搜罗和参观的结果，和近代或现代东南亚发现的宋元明陶瓷资料，中国运销东南亚的陶瓷，有“大盘、大小碗、酒海、水罍、水瓶以及贮水必用之陶瓮等等，其中尤以大盘为最重要。”

　　关于东南亚人民以大盘为食器，《瀛涯胜览》爪哇国条曾说：“国人……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汗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近现代当地人民还保持了这种习惯。在他们宴饮时，置一可代４～８人食用的大盘敷在地上的席中，诸客围坐，手撮共食盘中的姜黄香饭肴。这已具体说明了中国陶瓷输入大大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用具。

　　中国陶瓷制品的输入，还美化了东南亚人民的生活。《星槎胜览》彭坑国条说：“富家子女金圈四五饰于项发，常人五色烧珠穿圈。”这则记载证明当地人民普遍应用烧珠瓷珠进行装饰，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婆罗洲一带对瓷珠尤其珍视，当地大多用瓷珠装饰项圈、手镯、腰带、剑匣、刀鞘之类，富有人家土著甚至有以瓷珠来织衣、帽的。其中中国瓷珠当然占有相当部分，是无可置疑的。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院搜自婆罗洲的中国宋明瓷珠，就为这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

　　宋元明时期，中国在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过程中，对这一地区输入了大量的中国陶瓷，不但改善、丰富和美化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传播烧造陶瓷技术方面也发生了间接和直接的影响。首先，当地原有的制陶工艺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例如１９５７年在菲律宾描东岸的发掘中，除了获得大量的明瓷外，据称：“带有中国式样的菲律宾陶器，也是描东岸出土物的重要部分”。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陶瓷的先进技术传入东南亚地区，《瓷灶的制瓮技术》一文说到明代晋江瓷灶姓吴的陶瓷工人把制造所谓“文奈”的中国瓮技术带入菲律宾的情形：“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繁荣的瓷器贸易的遗迹之一，是南怡老戈省美岸社著名的一项古代工艺－制造一种叫做‘文奈’的中国瓮。虽然没有现存的记录关于这种工艺介绍进入菲律宾，巴文奈渊村的老村民说：‘文奈’的制造是中国工匠在西班牙以前介绍来的工艺之一。这种说法得到佐证，当一个日本瓷器专家在１９６０年间在科伦坡计划方案下访问美岸，说在美岸制造的‘文奈’具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在中国福建省晋江县瓷灶乡，据说村民都是姓吴的亲人，烧瓷谋生，自这小村镇移来的工匠，把这工艺介绍到菲律宾来”。

　　中国制造陶瓷技术传入东南亚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使当地人民能够自己生产大量适用的陶瓷器皿，以供当地人民使用，这就大大扩展和深化了中国陶瓷对东南亚人民生活文化的强烈影响。

　　中国陶瓷质量精良，在东南亚个别地区，还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发生了奇特的联系，韩槐准指出：“在婆罗洲一地各种民族，其习俗极重视我国之陶瓮及瓷瓮；其家中之财富，皆视其所藏之陶瓮瓷瓮之多少以为衡。其最大之需要，乃应用于埋葬，以为妆奁，倘被土人鉴赏家认某一陶瓷瓮属古代遗留之物，以为神圣目之”。可见在婆罗洲的社会生活中，中国陶瓷瓮极受重视，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婆罗洲一地所发现的有关中国古代陶瓷瓮的资料，正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首先，在罗婆罗洲，普遍视中国陶瓷瓮为极其珍贵的稀有财产。霍斯在《自然人》一书中说：“关于婆罗洲各民族之私产，大概与加映人（Kayans）相类，但伊班人（Iban）所有之习惯，多欲以高价搜购中国窑器之瓶（Vases亦可称为瓮），普遍约三英尺高，亦素棕色，饰以神话式动物之浮雕者，然其能使价值加高，其边要有能穿之耳。而色彩深绿之古式瓮，此种瓮均为中国制造，……有甚多此族人之屋宇，均可发现……中国有价值之花瓶（或瓮）。”他们既视中国陶瓷瓮为财产，因而瓮也就当作一项嫁妆。温鲁大《英属北婆罗洲》曾说：“在柏巴（Papar）之风俗，其女嫁时所得之妆奁。必与其母前嫁所得妆奁相同量，例如彼之老母前所得者为……瓮五个……其女嫁时亦当如此数。”同时，中国古陶瓷瓮也被作为可以充分保证债权的借款的抵押品，韩槐准说：“……此种土人家藏之瓮，非易于购得，倘欲罗致，惟有一途。缘为婆罗洲一地，其经营商店者多属华侨，……倘土人财用缺乏时，每携家中所藏之古瓮为抵押品与华侨商店借款，便利议明月息几何，限期若干年月，当依期持款来赎，如过期，债主可自行卖出。搜藏家仅可与华侨商店购得出种过期货而已。……据居住在婆罗洲各地华侨所述，土人以瓮与华侨商店抵押借款一事，在婆罗洲其他各地，莫不皆然。”

　　其次，在婆罗洲民族中还盛行着瓮葬。《东西洋考》文郎马神条说：“文郎马神（婆罗洲东岸的Bahbjermasln）……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瓷器，又好市华人瓷器，画龙其外，人死葬瓮中以藏。”

　　这种风俗，不仅古代已有，即至现代，也还留存。当地土著，除了贫民以硕茂树身为棺外，“多半杜生人（Dusuns）及大部分穆律人（Muutrs），皆用各种价目不同大瓶（即瓮，下同），葬殓其尸。……通常殓法，剪瓶之首部，使口可以容尸。尸坐瓶中，膝碰下巴”然后以锣盖之。封以树胶，藏之宅中七日，同时举行葬礼，锣鼓之声，喧聒不断……。但拖兰的杜生人（Tuaran Dusuns）常从旧墓中取出已经葬过的瓮，掷骨入江，然后再用，因此，一个古瓮，常常葬四五代。而兰敦（Rundum）及朋湘甘（Pensiangam）的穆律人，死者先殓木棺中，一年之后，再开棺移骨入瓮而葬。

　　此外，婆罗洲的杜生族，尤其是在巴把（Papar）、布大中和（Putatan）和拖兰（Tuelen）的杜生人中间，还热心着瓮的崇拜。在他们看来，每个受崇拜的圣瓮，皆有其神话式之起源，这种圣瓮，在该地区总数不超出三十个，价值极高，每个２００磅－３００磅。圣瓮称为“吴西”（Gusi），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东朴大瓮（Tompok）一种是夏加小瓮（Huga haing-haiag）。东朴高约4尺，为青棕半透明之瓷器，由欧人观之，实为华侨之制造品。据Owen Rutter:《北婆罗洲土著之民俗研究》一文说，他们在“圣瓮节”崇拜圣瓮的情形颇为热闹“圣瓮节”当地叫做丽加侯（Menga-hou），所行的仪式称为“摩伯”（Mobog）目的是驱逐村中全年的一种邪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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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宋元明时期我国外销东南亚陶瓷的初步探讨，使我们了解自宋代以后我国外销东南亚陶瓷的一般情形及其对东南亚各国文化生活所作出的有益贡献。中国古陶瓷外销及制造陶瓷技术的外传。为世界人类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这里，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回溯了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传统的文化交流和历史友谊。这种友好交往的传统关系，是受到我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极大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今天，我们通过我国古陶瓷的输出来回顾我国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历史友谊，是感到格外亲切的。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这种悠久的友好交往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谊长河，既然有源远流长的过去，也就一定会有波澜壮阔的将来。

传统文化 宋元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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