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名家名品] 苏轼的书法艺术

Posted 2022-12-02 黄庭坚

篇首语：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 [名家名品] 苏轼的书法艺术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名家名品] 苏轼的书法艺术

宋苏轼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

宋苏轼致知县朝奉尺牍

宋苏轼致梦得秘校阁下尺牍

宋苏轼次辩才韵诗

宋苏轼覆盆子帖

宋苏轼桤木诗卷

宋苏轼前赤壁赋卷（一）

宋苏轼致长官董侯阁下尺牍

宋苏轼致坐主久上人尺牍

宋苏轼跋语

宋苏轼尺牍

宋苏轼尺牍纵28.6cm、横40.2cm。

宋苏轼李白仙诗卷

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纵34.3厘米、横78厘米。

宋苏轼阳羡帖纵27.5cm，横22.6cm。

宋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

宋苏轼行书致定国承议使君尺牍

宋苏轼祭黄几道文卷

宋苏轼行书洞庭春色赋

宋苏轼行书中山松醪赋

宋苏轼隶书柳州罗池庙碑

宋苏轼致季常尺牍纵27.6cm 横45.2cm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忧民之说，为世称道。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能画竹，学文同。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轼因而被捕下狱。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绍圣元年（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有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诗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与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创新。“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渊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胜，即可见一斑。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泼，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今人侯镜昶也认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苏轼首先激赏颜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采撷。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书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鞏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编辑：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