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Posted 2022-12-02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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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摘要】金代定窑瓷器的丰富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定窑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也使金代定窑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在广泛搜集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对其行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历来在关于定窑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定窑生产的鼎盛时期是北宋晚期，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这种观点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往往忽略其他时期定窑的发展，而且常把一些精美的刻划花、印花定瓷作品都归于北宋晚期。近年来，随着金代和南方南宋墓葬及其他有明确纪年的遗址中定瓷的不断发现，金代定窑瓷器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定窑》[1]一书中，充分利用金代包括南方南宋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的资料，从原来归于北宋晚期的定窑瓷器中划分出了不少的金代产品。这种研究方法在窑址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为我们研究金代定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后来研究定窑的学者们所广泛采用。一、金代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情况窑址地层资料的缺乏是人们对定窑的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许多问题无法深入探讨，人们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为自己留有余地。各地金代遗址中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资料相对要丰富得多，且纪年资料也较多，这毫无疑问为金代定窑瓷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标准器。发现金代定窑瓷器的遗址、遗迹包括有绝对纪年的墓葬、有钱币出土可供年代参考的遗址以及非纪年墓葬、窖藏、古城址、水井等（见表一、表二、表三）。

　　纪年墓葬是研究瓷器绝对年代和分期断代的有效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出土有金代定瓷（包括南宋范围内）的有绝对纪年的墓葬有16座（表一）。另外，河北曲阳定窑遗址金代纪年印花模子的发现，为金代定瓷的研究提供了绝对的年代资料[2]。

　　宋、辽、金时期货币使用较为混乱，尤其是金代多使用辽、宋旧钱，因此这一时期出土的钱币是不可以作为墓葬纪年标准来使用的。但是，遗址中出土的钱币仍然可以作为判断墓葬年代上限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如有金代钱币出土，则可以确定遗址的年代为金代以后无疑（表二）。

　　宋、辽、金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瓷器窖藏现象，这些窖藏中发现了不少定窑瓷器。出土有定窑瓷器的窖藏集中发现于金代晚期的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是吉林农安窖藏[3]和山东临淄窖藏[4]，南方则在四川地区有所发现。山东临淄窖藏的原发掘者依据曲阳定窑窑址的调查和试掘资料，将其年代推定为北宋晚期，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5]，认为从其装饰风格看，应该是金代的产品。

　　四川地区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瓷器，以往学者多认为是北宋晚期的产品[6]。但定窑瓷器在南宋窖藏中的发现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同一类型的瓷器往往会同时有多件出土，体现了商品的特征，毫无疑问它们反映了当时瓷器的使用和流行情况，出土的瓷器和窖藏的年代在时间跨度上也不应该很长。

　　在以往人们定为辽代的墓葬中，有一些现在看来应该属于金代，这些墓葬中也出土有定窑瓷器。北京丰台镇桥南发现的石椁墓出土了一批定窑白瓷[7]，冯先铭、谢明良、穆青等诸位学者都将其作为北宋中期定窑瓷器的重要资料来进行研究[8]。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对这座墓葬的年代不断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这种由六块大石板组成的石椁墓为金代墓葬的一种典型形式[9]。刘涛先生也将这座墓中出土的定瓷划入金代[10]。日本学者推测墓中伴出的白瓷水注应属11世纪中期产品[11]，但从图片资料看，它和山西大同南郊金正隆四年（1159年）壁画墓中出土的白瓷水注的造型和风格很相似[12]，而且墓中所出定窑刻花白瓷也是金代常见的风格。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瓷器风格等，这座墓葬的年代应为金代。金代古城址中定窑瓷器的发现更为普遍（表三），可见在金代定窑瓷器的使用是非常普遍和流行的。二、器物型制分析定窑瓷器以碗、盘、洗、钵、碟类占绝大多数，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中更是以碗、盘为大宗，越到晚期碗、盘的数量越多。（一）平底碟敞口、斜直腹、大平底造型的平底碟是定窑的传统造型之一，多发现于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也有少量发现。目前所见最早出土这种平底碟的纪年墓葬是北京辽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墓[13]，属于辽代晚期的河北涿鹿壁画墓以及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墓[14]中也有发现。更多的平底碟则发现于金代的墓葬和遗址之中。

　　1、刻花（包括素面）平底碟刻花纹饰基本上都是内底饰单枝莲花配以茎叶的纹饰布局，为北宋晚期以来的传统造型，在金代前期依旧兴盛，且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大同南郊金墓M1（图一，1）、内蒙古敖汉旗金墓、北京通县M2、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北京先农坛金墓（图一，2）、辽宁朝阳金墓、吉林农安金代窖藏、辽宁清原窖藏、山东临淄窖藏、辽宁铁岭金墓、四川简阳窖藏以及浙江绍兴南宋水井（图一，3）中都有出土。综合分析各地刻花平底碟的发现情况，可以以金大定十七年左右为界，分前、后两期来探讨。前期，刻划花装饰普遍出现，素面较少，尺寸也较小。后期刻划花装饰已较前期大为减少，且纹饰愈为草率，体现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到金代晚期，有的平底碟上出现了极浅的圈足痕迹。 2、印花平底碟

　　最早见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2，为花式口，有芒，曲腹，平底，内底模印鸳鸯荷花图案，口径11.4厘米，高2厘米（图一，4），毫无疑问是金代前期印花平底碟的代表。北京西城区福绥境大玉胡同墓中曾出土了印花小盘5件[15]，可能属于金前期的定窑产品。而更多的发现是在窖藏中，如吉林农安窖藏（图一，5）、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图一，6）都有出土。辽宁铁岭金章宗泰和五年（1204年）墓出土白瓷印花小碟，从纹饰布局到图案都与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印花花果纹平底小碟极为相似，体现了时代上的一致性，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印花小碟的年代属于金代后期。就整个金代来说，前期继续沿袭北宋晚期以来的工艺，流行刻花单枝莲花纹，印花也有少量发现，到中后期，刻花开始走向衰落，印花逐渐流行起来。

　　（二）圈足盘 1、折腹盘折腹盘（有的学者称其为折腰盘）也是宋金时期流行的器型之一，见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北京先农坛金墓、浙江绍兴缪家桥南宋水井、河北三河辽末金初墓葬[16]、内蒙古敖汉旗羊山2号辽墓、江苏江阴夏港宋墓、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17]以及其他的宋金墓葬之中。折腹盘不仅见于定窑产品，在南北方各地窑口也有普遍发现。河南密县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冯京夫妇墓出土的白瓷折腹盘，花口斜壁，折为平底，圈足较深且外撇，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此式盘的早期样式[18]。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存在腹部深浅不同的两种折腹盘。一种腹较浅，高与口径之比约为1∶6，如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的Ⅵ式刻海水双鱼纹盘（图二，1），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图二，2）、北京先农坛金墓、河北三河县辽末金初墓葬等也有出土。北宋永定禅院出土的一件刻花折腹盘，腹内折成平底［[19]，应早于定窑遗址出土的折腹刻花双鱼纹盘。这类盘的尺寸不大，金代晚期尚未发现。另一种腹较深，折腹明显，尺寸较大。在宋辽晚期的考古资料中已能见到[20]。江苏江阴夏港出土一件，侈口，斜腹下部内折，碗内壁满饰刻莲荷萱草纹（图二，3）。浙江绍兴南宋水井所出的刻花潦草，代表了这种造型的折腹盘在金代晚期的情况。 2、浅斜腹小圈足盘小圈足、浅斜腹的造型最为常见。较早的发现包括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山西大同南郊金墓M2（图二，4）和北京通县金墓M2。大量刻花、印花盘出现于北方金代中晚期的遗址和窖藏中，并形成了几种装饰风格。

　　①内壁刻一周弦纹，弦纹内刻花，是金代一种比较流行的品种。弦纹内的图案多为单枝荷叶托荷花，但茎或向左或向右撇。口沿外展，腹壁斜直，口径多在16～17厘米，高3厘米左右，底径5～5.6厘米之间，成为一种固定的式样。黑龙江绥滨中兴墓群（图二，5）、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吉林前郭尔罗斯辽金塔虎城、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辽宁清原县二道沟窖藏、辽宁西丰凉泉金代窖藏[21]、辽宁铁岭金泰和五年墓以及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图二，6）均有发现。②六棱刻花盘，六出花口，盘心划一周弦纹，盘内壁从花式口下至盘心弦纹有六条凸棱，有的内底弦纹内无纹饰，而更多的是刻划双鱼水波纹或荷叶托荷花纹。它的发现与上述刻花盘一样普遍，曾同出于辽宁西丰凉泉窖藏及辽宁铁岭金墓中，可见其并无早晚演进关系，应同在金代，尤其是在金代晚期流行，只是尺寸稍大，口径多在19～20厘米左右，且多发现于窖藏之中（图二，7）。③印花小圈足浅腹盘在山东临淄窖藏中出土不少，江苏江浦黄悦岭章氏墓、湖北谷城南宋墓（图二，8）和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也有发现。内壁以双凤牡丹纹最为常见，内底多水波双鱼纹。 3、大圈足印花盘

　　内蒙古林西县窖藏（图二，9）和山东临淄窖藏出土了几件大小和装饰风格相同的印花盘，圈足较大。在井陉窑遗址发现的金代印花模子中也有这种风格，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开光双鹅游水园景图碟模（96HM∶8）[22]，为这种印花盘的断代提供了依据。这种盘也见于传世定瓷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印花犀牛望月纹盘、印花螭纹盘都是此种造型[23]。

　　4、折沿刻花盘

　　见于北京丰台镇桥南金墓、北京通县金墓（图二，10）和北京先农坛金墓。从照片看，丰台镇桥南金墓出土的折沿盘口沿外缘微上卷，呈六出花式口，盘心内底刻划一株莲花纹，口沿至器内壁与花口相对处饰有六条直线出戟。金正隆四年（1159年）前后的大同南郊M1出土过一件折沿折腹盘，其折沿及沿上起六棱的做法与丰台镇桥南金墓所出非常相似，这种造型在金银器中可以见到，应是仿金银器的产品[24]。 5、花口折沿印花盘折沿盘多为花口，盘内及外口沿处均模印花纹，大圈足。吉林农安窖藏（图二，11）、山东临淄窖藏以及黑龙江绥滨奥里米古城周围的金代墓群、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金代地层中都有发现。河北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有2件。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窖藏性质的墓葬中出土的折沿三足盘造型比较独特，除去三扁足，基本上也是印花平底折沿盘的造型。河南鹤壁金墓所出花口折沿印花盘M3∶1（图二，12）是鹤壁集窑仿定窑产品[25]，与鹤壁集窑金代文化层出土的瓷器一致[26]，墓中出土钱币最晚为金正隆元宝（始铸于正隆三年）。这件折沿盘虽非定窑产品，但也从一个侧面为探讨定窑印花花口盘的年代及器型演变规律提供了参考。（三）碗碗的发现非常普遍，根据腹部造型和纹饰差异可分为以下几种。 1、斗笠碗（盏）斗笠碗，又称斗笠盏，是定窑瓷器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器型，最早出土于江西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宋墓[27]及河北三河辽末金初墓葬（图三，1），其刻花图案包括萱草纹、蟹爪菊瓣纹等，浙江绍兴南宋水井中也有发现。金代印花斗笠碗的发现更为普遍，而在南方南宋时期的遗址中大量发现则体现了它的流行性，如江苏江阴夏港宋墓出土一件印花双凤纹斗笠盏，江苏江浦庆元五年（1199年）张同之妻墓、江苏武进村前宋墓、杭州老和山宋墓M123等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印花双凤花卉纹斗笠盏。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的“甲辰”纪年菊花纹碗模就是此种造型。相同图案的印花斗笠盏还见于曲阳定窑遗址（图三，2）、南京幕府山秦桧家族墓（石榴纹）以及江西吉水南宋墓中（图三，3）。

　　2、深腹碗 ①侈口深腹碗金代侈口碗的发现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多，从已发现的资料分析，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六出花口式，在辽末金初的墓葬、遗址中较为普遍，年代明确的有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北京先农坛金墓、黑龙江绥滨中兴金墓M5。吉林农安窖藏出土的六出花口碗，内壁分成六瓣，碗心饰一周凹弦纹（图三，4）。相似装饰风格的碗在定窑遗址也有出土（T7①∶10）。这种白釉侈口深腹凸线纹碗也见于磁州窑[28]，发掘者将出土地层定为金海陵王天德年间（1150～1153年）到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对这种器物年代的判断。另一种为素面，腹稍浅，尺寸也稍小，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1（图三，5）、黑龙江绥滨奥里米古城、吉林农安窖藏及定窑遗址（标本T7①∶8）都有发现。从出土情况看，这两种不同风格的侈口碗应该是同时共存，并有着各自的发展演变进程。②直口深腹碗数量很少，只见于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墓（图三，6 ）、江苏江阴夏港宋墓和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墓葬中。其中简阳东溪园艺场所出的无论是器型特征还是装饰纹饰都和江苏江阴夏港宋墓的非常相似。虽然这种碗出土数量并不多，但仍可看出演变的大致规律。3、斜壁深腹大碗是宋金以来定瓷常见的器型，多有发现。根据装饰风格的不同，又可分成几种类型。

　　①六棱刻花大碗与前面提到的六棱刻花盘的装饰风格一样，时代上也应一致。定窑遗址曾采集1件（编号942），碗内满刻萱草莲荷纹饰，腹向上斜收至口微敛（图三，7）。相似造型风格的瓷器见于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址二期后段出土的仿定瓷器中[29]，时代为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可能代表了这种造型瓷器的较早期特点。北京大玉胡同墓葬[30]、河北定窑遗址及北方辽金时代的城址中多有发现。这种六棱碗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见于江苏吴江庆元元年（1195年）邹氏墓[31]。这类器物的尺寸大致相似，似乎也形成了特定的装饰风格，一度较流行。

　　②刻花萱草纹大碗发现较早的为辽代晚期内蒙古敖汉旗羊山2号墓所出（M2∶1）[32]，类似装饰风格的还见于浙江杭州北大桥宋墓（图三，8）、江西吉水南宋墓、浙江绍兴缪家桥南宋水井，只是绍兴水井所出内壁刻划花草纹，纹饰显得简单、潦草。这种变化似乎也代表了北宋晚期以后盛行起来的定瓷刻花装饰的发展演变轨迹。③印花大碗山东临淄窖藏、湖北谷城宋墓（图三，9）、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墓葬中均有发现，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的“泰和丙寅岁”（1206年）四季花卉碗模（图三，10）也是此种造型。吉林地区窖藏中还出土了褐釉六分格印四季花卉纹碗[33]，和“泰和丙寅岁”碗模的装饰风格一致。从造型看，湖北谷城宋墓所出可能稍早，碗腹部向上有稍敛的趋势，其余均属金代晚期。④素面大碗素面大碗在金代遗址中也有不少出土。黑龙江绥滨奥里米古城金代墓群（图三，11）、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界壕边堡、吉林塔虎城遗址、吉林公主岭市金代窖藏、吉林农安窖藏中均有发现。除了这些典型的碗、盘之类，金前期墓葬中常见一些素面小尺寸的杯、碗、碟类，至早中期非常普遍，到金代较晚时期则出现了涩圈叠烧的情况。（四）洗考古发现中洗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墓出有一件葵瓣刻花洗（图四，1），为这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了参考依据。这种花式口大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其外腹壁近底处斜削一周，这种做法还见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两座金墓中的一些器物，体现了时代上的接近。

　　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一件定窑葵瓣口器物，发掘报告称为盘，腹内有八条凸棱，平底内凹，从造型风格和刻花纹饰上似乎与北京通县金墓出土的刻花洗存在某种关系。四川峨嵋山罗目镇窖藏曾出土一件与之相似的器物（图四，2）[34]，发掘者认为是景德镇窑的产品，它为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刻花洗提供了年代上的参考。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2中有一件被称为盘的器物，类似的造型在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出土2件（图四，3），同样被称为盘。但冯先铭先生把四川简阳这处遗址的年代定为南宋晚期[35]，称这种大圈足敞口印花器物为洗。此类器也见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山西大同南郊金正隆四年（1159年）陈庆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刻花单柄洗（图四，4），这种造型也见于耀州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中。据学者考证，目前各地出土的单柄洗，凡有纪年依据者，年代都在12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36]。（五）钵

　　1、平底钵这种钵在发掘报告中常被称为碗，一般尺寸不大，多素面无纹，其时代多属于金代前期。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和M2（图五，1、2）、北京磁器口金墓[37]、北京通县大定十七年金墓中均有出土。

　　2、盖钵吉林公主岭窖藏、辽宁西丰凉泉窖藏（图五，3）、山东临淄窖藏（图五，4）都有出土，河北曲阳定窑遗址也曾采集到1件（015）[38]。据学者研究，定瓷钵上出现的这种刻花竖线装饰是仿磁州窑的，这种风格的瓷器在磁州窑遗址尤其在北宋后期到金代比较多见，主要用于碗、钵类圆器的装饰。定窑在金元时期也生产这种竖线刻花装饰的钵[39]，山东临淄窖藏所出和河北曲阳定窑遗址的采集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北宋晚期定窑资料中已能见到这种装饰[40]。 3、深腹大钵吉林农安窖藏出土了一批刻花钵，器型很大，纹饰包括刻莲花纹和水波鱼纹等，有的外壁为素面，有的则刻多层莲瓣纹饰，体现了金代的装饰特色（图五，5）。以上代表了金代定窑较为流行的一些器型，除此之外还见有少量的瓶、执壶、罐、盒等，它们多出于金代前期的墓葬。三、相关问题探讨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金代定窑的生产依旧繁盛，并在北宋晚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器型和刻划花纹饰上体现着一定的延续性。折腹盘、斗笠碗、平底盘等都是北宋晚期以后的典型器型，刻花萱草纹、双鱼纹、单枝莲花纹等也都是北宋晚期以后的流行纹饰。整个金代以覆烧产品最为普遍和流行。金前期刻划花装饰依旧盛行，但从整体看，没有北宋晚期的规整、细致，而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且到金代中晚期，印花装饰大量出现和流行，逐渐取代了刻划花装饰。金灭辽后，南下攻宋，关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的记载屡见史册，但有的记载不免有夸张渲染之嫌，事实上北宋统治中心河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徐淮等地遭受的破坏较大。宋金战争对定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金代前期和北宋晚期的定窑生产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并非人们所认为的中间有几十年的中断。近年来随着辽末金初、宋末金初墓葬的不断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初定窑仍在继续烧造的事实[41]，也只有在金代初年持续生产的基础之上，在大定以后，定窑的生产才能达到如此的高度。定窑并不处于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它虽也曾为北宋宫廷生产过一定数量的贡瓷，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民窑性质。它更多的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宋政权的南迁而衰落，或者像汝窑、官窑等北宋宫廷直接控制的窑场一样突然消亡。金占领中原以后，女真族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措施，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金统治范围扩大后，定窑所在地中山府（定州）正处于金统治中心，从而拥有了整个北方广大的市场。从大量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在许多宋墓和辽墓中，不论等级高低，均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南方瓷器，特别是青白瓷的发现非常普遍。而金代的墓葬或遗址中虽然偶然也会见到青白瓷、龙泉青瓷等品种，但是这种情况很少[42]，定窑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金代的北方市场。南方瓷器在金的统治范围内很少出土，说明少了南方瓷器的竞争，为包括定窑、磁州窑等在内的北方瓷窑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广大市场。金代定窑产品大规模的行销，不仅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很普遍，而且在南宋统治的南方地区也较普遍。且南方的墓葬中定瓷常与银器等精美贵重的器物同时出土，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定瓷是作为银器的补充而为人们所使用的[43]。金与南宋两个政权南北对立，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割断联系，特别是绍兴和议以后，南北贸易频繁。金和南宋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走私贸易和朝廷之间的朝贡贸易。金代的定窑瓷器正是通过各种途径大量销售到了南方，集中发现于江苏、浙江、四川等宋金交界地区、南宋统治中心附近以及南宋经济发达的城市中。泗州是宋金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榷场，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44]中记载的在这个地区出现仿定窑的泗州窑，正是定窑大规模行销引起仿制的典型代表。在宋金贸易中，金朝不得不从南宋输入大量的茶叶及其它物资，但又认为“以丝绢易茶”为“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尔”[45]，后不得不改用盐和杂物来换茶，而这里的杂物之中，很重要的一项就应该是瓷器。同时，在宋金贸易对于铜钱的争夺中，瓷器，尤其是定窑瓷器，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金代定窑兴盛的原因。参考文献：［1］［35］冯先铭：《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2］妙济浩、薛增福：《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古》1985年7期。［3］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7期。［4］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考古》1985年3期。［5］秦大树：《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4期；俞永柄：《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4年1期。［6］李辉柄：《遂宁窖藏瓷器浅议——兼谈成都附近县市窖藏瓷器》，《文物》1994年4期。［7］［15］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8］冯先铭：《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台湾学者谢明良借鉴日本学者对墓中出土的白瓷水注年代属11世纪中期的推测，也将这座墓中出土的定窑白瓷器作为北宋中期的定窑资料来进行研究。参见谢明良：《定窑白瓷概说》，载《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9］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7期；秦大树：《金墓概述》，《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2期（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这类土坑石椁墓是金代所特有的，由辽墓演化而来，主要为辽代的旧贵族和金代贵族、官员所使用）。［10］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11］参见谢明良：《定窑白瓷概说》注71，载《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12］［24］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4期。［1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3期。［14］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金墓》，《北方文物》2003年4期。［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考古》1993年12期。［17］［3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护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4期；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永定禅院始建于乾兴元年（1022年），是专门为宋真宗永定陵修建的皇家寺院，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北宋钱币，以宋徽宗“政和通宝”为最晚。宋以后该遗址废弃。［20］［32］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21］铁岭市博物馆张大为等：《西丰凉泉金代窖藏》，《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1期。［22］孟繁峰、杜桃洛：《井陉窑遗址出土金代印花模子》，《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23］台北故宫博物院：《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图119、121，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25］鹤壁市文物工作队：《鹤壁市东头村金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6年3期。［26］鹤壁市博物馆：《河南省鹤壁集瓷窑址1978年发掘简报》，载《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27］余家栋：《江西波阳宋墓》，《考古》1977年4期。［28］［29］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磁县观台磁州窑址发掘简报》，图二十五：5、图一十八：3，《文物》1990年4期。［30］马希桂：《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北京文物与考古》总一期，1983年。［31］苏文：《江苏吴江出土一批宋瓷》，《文物》1973年5期。［33］吉林省博物馆刘燕平：《窖藏“紫定”印花碗》，《文物》1985年8期。［3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峨嵋山市文物管理所：《峨嵋山市罗目镇宋代窖藏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3年1期。［36］刘涛：《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载《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37］王清林、王策：《磁器口出土的金代石椁墓》，《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39］秦大树：《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4期。［40］张兆祥主编：《廊坊文物》，开明出版社，2001年。［41］卢瑞芳、卢河亭：《河北沧州出土的金代瓷器》，《收藏家》2004年2期。［42］彭善国：《辽代青白瓷器初探》，《考古》2002年12期；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4年1期；刘涛：《景德镇等南方地区青白瓷》，载《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秦大树：《金墓概述》，《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2期。［43］杰西卡·罗森著、吕成龙译：《中国银器和瓷器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6期。［44］［宋］周辉：《清波杂志》，明稗海本，卷中第9页。［45］《金史》卷49《食货志》。

传统文化 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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