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浅说元代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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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 浅说元代铜权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浅说元代铜权
度量衡是人们对客观物体进行评价的手段之一，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对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自秦统一六国以后，我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的发展基本是统一的。
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庞大帝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时期。从世祖建元到顺帝北逃，虽然仅有108年的历史，却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帝国极富传奇色彩，也是众多史学家争相研究的对象。以往对元史的研究多以史籍文献为主，鲜见以物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发表。鉴于此，本文以元代铜权为题，拟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元代铜权的形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上铭文进行探讨，进而发表笔者对元代衡制及其管理制度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元代铜权资料概况
根据现已发表的衡器资料来看，可以说，元代铜权是各个历史时期现存数量最多的。笔者通过查阅期刊，就已搜集元代120余枚，还不完全包括郑绍宗先生在其文中介绍的河北省文管会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64枚有铭铜权。另外，在我国各博物馆亦多有此类收藏，据涂伟华先生介绍，江西省内就有四件元代铜权被定为一级文物 ，笔者也了解到江西省宜春市博物馆、靖安县博物馆也各收藏有一枚，为三级文物。若将未见发表和私人收藏的元代铜权统计在内，保守估计，元代铜权的存世量应有几百，有可能达到千枚。可以说，元代铜权资料是相当丰富的，而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多见，目前所见发表的，除前面二位先生外，还有姜涛、李秀萍二位合著的《元代铜权考略》。
现存的铜权中多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这对于我们研究元代铜权的使用、政治区划、商业流通有着重要的价值。从搜集资料看，东部的河北、山东等地发现较多，南方次之，东北、西北、西南也有少量发现。从埋藏方式看，这些铜权有的出自窖藏，有的出自沉船，更多的是单独出土，尚未见到墓葬随葬的现象。
二、元代以前的权及衡制
如此丰富的元代铜权缘何而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元以前的衡器资料。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始于秦朝，随着社会的发展，度量衡的统一是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秦以前的衡器与衡制，样式纷杂，各具一制。如，在湖北、湖南等地发掘的楚墓中出土有不少环形砝码及衡嘲；齐国有馒头形的“右伯君”铜权存世同；文献记载，商鞅变法有“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措，这说明在秦以前，各国均有自己的衡器和衡制，即使一国之内衡量之制也不尽统一。秦统六国后，刻诏铸版于权上，诏令天下归于一统，其权也仅限官方铸造。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介绍，目前见到的秦权亦有不少，多为馒头形或南瓜形，上有半圆环纽，重者30余公斤，轻者250克左右，最轻7．55克。汉承秦制，许多铜器、漆器上也都刻有重量、容量和尺寸等铭记，量值与秦基本一致。新莽崇古，制发新器，器小而精致，单位量值较以前略小。新莽篡汉如昙花一现，东汉仍袭秦制，由掌管钱谷的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并定期校验。一般认为，经战国至秦汉的发展，衡制已具成型。
汉末至隋统一前。朝代更迭、政权并古，衡制混乱不一。隋的建立，再次为度量衡的统一发展奠定基础。从唐至清，衡制相对固定，偶有调整，并无混乱之势。元代铜权的圆形造型也是在唐时最早出现；宋时又出现了六棱形权。金代也有少量铜权出土，造型和量值与元代相似。
三、元代铜权的形制
前面简略梳理了元代铜权的来源，笔者认为其造型与量值源于隋唐，丰富于宋，金代承袭，元时大量使用。下面我们对这大批铜权进行简单整理、分析，概括一下元代铜权的特点。
从目前所搜集的百余枚铜权的文字介绍和图片来看，按照权体形状，元代铜权形制可以分为四型：
A型：圆形权体。报道资料中对这种形制描述不一，有球形、圆形、束腰圆柱形、塔形、丰肩束腰形等，其实这几种说法都描述了平面图为圆形、剖面略成椭圆的铜权。这一类型的特点就是：权体上部丰圆，下渐收形成束腰(也可称束胫），底承台阶式喇叭形座。在这一类铜权中，有些权，束腰较长，略显腹上移，暂时不易细分，统归A型。
B型：权体为六棱形。报道资料中常描述为六面塔式、六面六棱形等。这一类型的铜权的特点是平肩，(斜)直腹，束腰。根据其权体上下尺寸不同，可分为三式：
BI式：上大下小。也称肩宽收腹。
BII式：上小下大。也称窄肩宽腹。
BIII式：六棱柱形，即上下相同。
AB型：目前仅发现三枚，山东博兴、掖县，湖南芷江各出土一枚。其造型为结合了A、B两型的特点，为六棱圆腹形，圆肩，权体上丰下敛，通体有棱，棱面上分别刻“泰定元年，益都路造”、“天历三年”、“大德七年，潭州路造”铭，前两者为六棱，后者为八棱。
C型：其他形状。目前所见的仅有福建泉州出土的钟形，圆环形鼻纽，体呈钟形，上薄下厚。权体上铸有“至元三十一年造天?泉州路总管府”铭。
从现已发表资料来看，A型铜权的形制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武德五年(622年)．要早于B型；宋“元丰新样”权与元代六棱形权略有不同，后者更显美观、规整。可以说，A型铜权是承袭了以前的形制，B型铜权是经元代发展成熟的权形。二者并行于世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似乎B型权更受民众欢迎，元末农民政权也纷纷铸有六棱形权，如明玉珍所建“大夏”政权所铸“天统三年”权，刘福通等所建“韩宋”政权铸“龙凤六年”权、“龙凤七年”权、“龙凤十二年”权。
四、元代铜权铭文
我们对元代铜权的断代，不仅根据其形制，更重要是权体的铭文。这些铭文有阴文、阳文五分。阴文为多，现所见的阳文铜权仅十余枚，又多集中发现于东南地区的福建、浙江及安徽东南部，这也许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
铭文字数量最多者达20字，也有素面无纹者。铭文内容分为纪年、铸地、匠人、量铭、校验标字等，尚有部分铭文意义不详。这些铭文有的仅为汉文，也有与八思巴文同时出现。两种文字同时出现的多为大都路所造之权，可视为“大都路”权特点之一。
纪年铭文均为年号纪年。据搜集资料统计，目前发现有年号纪年铭文已达46种，共涉及年号13个。元朝有年号的历史为107年，历12帝，共有年号16个。其中，在存世的铜权中最早的年号为“中统二年”(1261年)，是元世祖建元后的第二年，最晚的为“至正二十四年”，距元灭亡仅四年，期间的各年号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元代铸权数量之多，铸造之频繁，也说明当时的市场需求量很大，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是十分繁的。《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颁斗斛权衡”。由此可知，“中统二年”权应是有元一代最早的由政府明令颁行的衡器。
铸地铭文对于我们研究政治区划及铜权的使用流通有重要价值。目前所见地铭有：大都路、益都路、南京路、潭州路、兴元路等十几处地名。元代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县四级，路设总管府。这些铜权上，凡有铸地铭文者，多有某某路、某某路总管府，小部分未见有路名而直接铸州名。据文献记载，蒙古南侵掠大批手工业者，于地方各路、府、州、县均设手工业局院，诸路总管府下有织造局、杂造局。杂造局制造兵器及其他杂物。杂物之中就当有铜权。可以推断铸权权路级政府所有，或由路铸、或由路监州而铸。另外，目前发现的有铸地铭文的铜权其出土地点基本与当时的行政区划一致，部分相异者应是贸易往来或无意搬运等其他原因所致。一路所铸之权主要还是在本路区域之内通行，应是当时普遍的做法。
纪量铭文见有“重廿五斤”、“同一十五”、“二十五斤秤”、“计五十五斤”、“三十五斤秤”、“斤半锤”、“一斤锤”等，这些纪量铭文笔者认为是记录权身自重或与此权配套使用的杆枰量程的。目前发现的这类铭文多与“大都路”铭文同时出现，这当是大都路所铸铜权的另一个特点。我们通过权上所铸量铭也可以推算出元代质量单位，如北京博物馆藏“大德十年大都路造，一十六斤秤，一斤锤”，现测质量为616克；“元贞元年大都路造，斤半锤，三十五斤秤”，现测质量为933克；“大德八年大都路造，三十五斤秤，斤半锤”，现测质量为900克。通过比较三者质量与量铭，可知当时一斤约合610克。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元贞元年，大都路造，三十五斤秤，斤半锤”(重878．4克)推算每斤合585．6克。国家博物馆藏“大德八年大都路造，五十五斤秤，二斤锤”(1275克)推算每斤637．5克。据吴承洛考证元代每斤合今596．82克，现在所测数据相互之间不能完全统一，可能是由于时间久远及铸造误差所致，但当时的单位“斤”合现在的600克左右是肯定的。
较验标字多为“较勘相同”、“较(教)同”等。这是政府核定重量的标字，是合格的印证。山东茌平发现的“至元八年”权，刻有“东平府依样奉尚书户部造”，这类铭文也可视作校验标字。东平府即今山东东平一带。元制，腹里之府直隶中央，“东平府”即为此。元朝曾于至元七年至八年等三次设立尚书省，综理财用。铭文中“尚书”二字即为尚书省，同时，我们由此也知铜权的管理，是由尚书省管辖的户部铸样权，各地皆仿造之。
五、结语
在以往对元史的研究中，多注重以文献资料，从货币在经济发展的地位切入。其实，商品交易中衡量质量的权，其作用也是不容轻视的。元代立国仅百年有余，灭亡至今，已有600余年，能够保存下来的铜权如此丰富，当时社会对铜权需求量可见一斑，这种需求在其他任何时期似乎是没有的。
元代铜权形制规整、实用、美观，普遍重量在1千克以下，最重者也不过2千克，显然是日常交易中使用的杆秤上俗称的“砣”。通过这些“砣”上铭文，可知元代的杆秤量程以十六斤、二十五斤、三十五斤、五十五斤为主。根据现在质量衡量的工具推测，这些量程的秤是日常交易中经常使用的。这些所谓的砣也必需与杆秤组合才能使用，从遗物的发现情况来看，元代应是杆秤使用最频繁的时期，也暗示了元代商业交易的繁荣。
来源：文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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