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名士胸怀，高人杖履——徐新周篆刻艺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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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胸怀，高人杖履——徐新周篆刻艺术(下)
徐新周的交游
徐新周结交者多是同时代之名人大家。在徐新周的印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蒲华（作英）、潘飞声（兰史）、顺德蔡守、周庆奎（紫垣）、平湖葛昌楹、谢磊明等人治印甚夥，有的达二三十方甚至更多，也曾为黄宾虹等书画家刻印。
蒲华（1832—1911），晚清“海派”画坛具有创造精神的代表画家。原名成，字作英，号胥山野史，种竹道人，浙江省嘉兴人。后寓上海鬻书画为生。曾结鸳湖诗社，发起组织上海书画研究会。与吴昌硕、何汝穆、徐新周友善。与任伯年、虚谷、吴昌硕齐名的“海派四家”之一。擅画墨竹，不拘于形似，笔墨纵逸奔放，苍劲老辣，豪拓有情势。亦善书法。曾游历日本，艺为彼邦人士所重。著有《芙蓉庵燹余草》。
《徐星州印存》初集2册收录朱迹共34方，竟为潘飞声（兰史）刻老兰填词、罗浮、翦松阁、桃叶渡填词等18方。已过半数。其中“词赋动江关” 一印的边款记曰：“老兰先生著作等身，足迹半天下，刻印奉赠。滨虹记，星州刻。”边款文字为黄宾虹撰文，星州奏刀，是两人的合力之作。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记曰：“与广东印人邓尔雅有交谊，尝为其制印数十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所用印，多出所制。”王中秀《黄宾虹年谱》中多次提到徐星州刻印事。1917年7月，胡适留学归国，道经上海，与之（黄宾虹）相晤。不久，胡适北上就北京大学教授职，托南下过沪之马小进带印石三方与润金请黄宾虹转求篆刻家徐星洲为之治印。
徐新周与岭南蔡守交往尤多。蔡守《印林闲话》对星州用心于精丽妩媚之小印多有赞语。他说：“徐新周之学吴（昌硕），无论工细觕（粗）豪，都能毕肖，故称入室弟子。且吴六十后，凡有求印者，亦必言明只可自己摹印，而嘱徐新周奏刀。徐定能会其意。吴氏只捉刀署印款，而每字已定笔金十两。余请新周治印约数百钮，多半乃昌硕篆，而徐新周奏刀者。但徐新周早年能刻至工至小之印，且余与邓尔雅早年凡遇有难配字之印，多请徐新周、杨千里二人篆刻。盖徐、杨二人篆印无论如何难配之字，亦必能安稳。”
《印林闲话》集印史、印论、技法、印人、流派、用具及所见名印为一书，是蔡守撰著的一部重要的印学著述。它阐发印学精微，颇多卓见，知重当世。《印林闲话》在香港《华字日报》连载，流播深远。“余请新周治印约数百钮”，一位篆刻家为一人刻如此多印，古今未闻，实为奇事，但亦决非虚言。其必然性可从蔡守在书画篆刻界的地位、蔡守与吴昌硕的交往、蔡守收藏家的身份等几个方面考察：
1905年，蔡守在上海与黄宾虹（1865—1955）共同协助邓实(秋枚)编辑《国学丛书》。后为《国粹学报》从事《博物图画》的创作。1909年任《天荒杂志》、《国粹学报》主笔。《国粹学报·博物图画》出版了一百多期，多工笔钩勤，或没骨画，所绘动物等珍禽猛兽、奇花异草皆栩栩如生、真实感人。辅以长篇题跋，真草隶篆，兴由己出，变化多端，无不精妙。钤记启首、压脚、姓名、斋馆印一应俱全，十分讲究；有的一画用六印，一般也有两三方印；一百多方印文不同、款式各异的印章皆出自蔡守之手，属岭南印派流风，精妙有致。《博物图画》轰动海上，影响艺林，奠定了蔡守在书画篆刻界的地位。
蔡守精篆刻，与吴昌硕、丁辅之、王福庵等人均友善。叶为铭(叶叶舟1866—1948)编著《广印人传》于1916年出版，时年蔡守38岁，叶为铭51岁。此书为“篆刻家传记，搜辑并记述历代篆刻家约1800人，又日本篆刻家60余人。其中间有仅记姓名，而无事略者。为研究篆刻史之重要资料。”（岑久发主编《书画篆刻实用辞典》57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该书扉页列参阅姓氏（笔者以为类似今日之顾问或艺术顾问者）汪厚昌、胡钻钁匊邻、吴昌硕、王寿祺福庵、缪荃孙、丁仁辅之、费砚龙丁、吴隐石潜、日本河井仙郎筌庐、王毓岱海帆、蔡守哲夫、丁上左等18人里籍、姓名、字号，并附传曰：“蔡守……工书画、富收藏、善篆刻。著有《寒宬碑目》、《寒宬金石跋》、《续说文古籀补》、《宋锦》、《宋纸考补》、《缪篆分韵》、《印雅》等书。”从传略中的评价及著述来看，在1800名篆刻家中，岭南地区仅蔡守一人列于扉页“参阅姓氏”之列，可见当时蔡守声望远播和叶氏对蔡守推崇之高。
《印林闲话》记曰：“己酉（宣统元年，即1909年）冬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虎丘。余与黄宾虹同如姑苏。时瑞徵为江苏巡抚。老友诸贞庒宗元在其幕中，过访衙斋，与吴昌硕连日晤言一室。吴氏亦在瑞氏幕中，亦自谓印全得力于汉印，教门人治印，亦必先摹汉印为主。濒行，赠己所集《缶庐印存》四册，与后来西泠印社所辑略异。西泠所辑者，初尚是借印原钤；后再版则昌硕不肯借印，乃用锌版制印钤之。故远未逮初印也。……”蔡守凭当时在书画篆刻界的地位以及与吴昌硕的关系，与徐新周友善也是不奇怪的。
蔡守精书画篆刻，善诗词，喜收藏。嗜好骨董，对书画、篆刻、博物、碑帖有广泛的研究。先生性嗜茶，有赠他佳茗者，辄以书画为报。喜蓄壶，曾收藏名壶百余把，有“壶帝”之誉。所接触的朋友也皆为同时之名家，相互唱和，互赠书印，以及历年的寻访购藏，收藏颇丰。人入其室，凡吉金乐石、文房四宝、名人墨迹、瓷器茶壶、秦砖汉瓦、碑帖拓片、名画法帖等触目皆是，琳琅满目，如置身在古玩店中，尽可观赏永日。尝得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归来堂校书砚，清罗两峰夫妇龙尾画砚，诧为奇宝（见郑逸梅《南社丛谈》）。
求诸吴昌硕刻印，必嘱徐新周奏刀。且每字已定笔金十两。徐新周“绝似缶庐”，“取值不昂”，不若直接请徐新周刻印，故有“治印约数百钮”的可能，也足见蔡守对徐新周篆刻艺术的赏识与肯定。
笔者在徐新周的各种印谱中查找这为蔡氏所刻的“数百钮”印时，可以肯定为蔡守刻者，仅获见“蔡守”（图28）、“寒道人”（图29）两印，蔡守说新周治印“无论工细粗豪，都能毕肖（吴昌硕）”，此两印皆雄强豪迈一路，与缶翁“浑厚朴茂”风格稍异。
据笔者推测，这“数百钮” 印大多毁于日寇占领广州、南京的烧掠中。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施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蔡守夫妇逃难当涂。1938年4月，月色师回宁，在淮海路住宅废墟中仅拾得“三个陶瓶两古砖”，终年苦心经营收藏的古董尽付于火，破国亡家之恨并上心头，于是赋诗三首述怀。同年9月，蔡守夫妇在广州收藏的千余册善本书籍、碑帖、印谱、画册及众多文物古玩亦毁于日军侵占广州的战火之中。谈师请虞虞山刻“丁丑十一月七日当涂罹难，戊寅八月二十八日广州家破”，黄肇豫刻“寒翁六十家破后登来”数印，寄托自己愤懑的心情。
尽管蔡氏夫妇两遭家破，但月色师的藏品中仍有一盒民国早期著名篆刻家的印作（图30），可见其视如珍宝，避难当涂时也随身携带，实属珍贵。这盒印作计32方。其中徐星周刻20方，杨千里刻5方，邓尔雅刻5方，月色师、今颀各一方。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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