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董其昌的书画艺术·代笔人·市场行情

Posted 2022-12-02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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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书画艺术·代笔人·市场行情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以科举入仕，官至礼部尚书。他学识渊博，一生中无论是书法、绘画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以至他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享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董其昌出生在华亭（今上海）。华亭地区，历史上又称松江，自古以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像元代身为高官的文人画家曹之白、画马名家任仁发、人物画家张中等人都活动在这一地区。董其昌正是受这种地域、人文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苏州地区吴门画派衰落之际，他以渊博的学识，特殊的高官身份，一举成为中国古代书画史上颇具影响的松江画派的主帅人物。松江画派的开山鼻祖是顾正谊和莫是龙。顾正谊（生卒年不详），字仲方，万历时官至中书舍人，绘画初师马琬，又师于黄公望和吴镇。莫是龙（？—1587年），字云卿，工诗词书画，精于鉴赏，家族显赫。据《吴声诗史》记载，董其昌早年的绘画创作直接受顾正谊的指教，于少年时代就读于莫家私垫，他的绘画理论思想及“南北宗论”应是受莫是龙的影响最大。我们从董其昌的画论及书画题跋中可领悟到，董其昌的精神领袖是元代文人山水画家高克恭，他的绘画技法渊源于以黄公望为首、具有文人画传统的元四家。

　　董其昌山水画法大体可分成两种，一种足水墨兼用浅绛法，另一种是青绿设色或间以没骨法。水墨浅绛法又以表现笔法为主，大多师法黄公望、倪瓒，山石用笔勾画轮廓后略加皴点，层次清晰，用笔干淡而融厚，充分显示出笔法的丰富变化和立体感。他的山水画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拙中带秀，层次清晰，有一股“生”、“拙”的味道，并可供欣赏，有唯美倾向。他自己也认为“生”、“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又可从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看出，他师古而不泥古，这也正足董其昌书画艺术的成功之处，为此颇得同仁们的一致赞誉。《画史绘要》中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他的山水画代表作有《云山卜隐图》、《烟江叠嶂图》、《遥山泼翠图》、《流云烟树图》、《高逸图轴》、《赠稼轩山水轴》、《江干三树图轴》、《关山雪霁图》、《昼锦堂图卷》等。

　　董其昌的绘画对明末画坛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书画实践把中国元明以来的文人山水画创作推向历史的新高度，以至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在晚明错综繁复的派系中独领风骚，后人争相仿效其画风，一时追随者众多，为此形成诸多支流派系。如以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1588—1639年）为首的“华亭派”；以他的学生赵左为首的“苏松派”；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等。他们以仿古为宗，继承元四家传统，注重笔墨趣味，追求率真、平淡的文人画风格。清代的“四王”、石涛、八大等人都对董其昌的文人山水画情有独钟。因此，董其昌的绘画影响之大已波及到清代及近代画坛。

　　董其昌书法早年从学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又学钟繇、“二王”，并吸取李邕、徐诰、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晚年仍归入颜真卿。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以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视角，以反常人的思维来看待赵、文二人的书法水平，审视书坛的风格走向，为此他发表了一些独有建树的书法理论。如在他的绘画论著《画旨》中曾这样写到：“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他的书法代表作有《自书三世诰命卷》（楷书）、《书昼锦堂记引首并记》行书、《题杨文骢浅降山水卷跋文》（行书）、《临淳化阁帖册》（行书、楷书）等。董其昌的书法以“生”、“拙”之气给晚明书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理论在晚明书坛引起了强有力的反响。清初之际，他的书法倍受康熙、乾隆皇帝的极度偏爱，两位皇帝号召大家以董书为宗，以至清代书坛董其昌书风颇为盛行，董书以压倒群雄之势左右了一代书法潮流，并在赵孟頫和文徵明之后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董其昌的作品真伪鉴定问题是书画鉴定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董其昌的代笔人多的原因之一是他身处松江画坛的主帅位置，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原因之二是董其昌书法负有盛名，但客观地讲，他的绘画功力不足。所以当求画者甚多之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乞求他的学生及弟子、画工们代笔，从而给董其昌作品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鉴于董其昌书画代笔人的存疑问题，书画鉴定界权威人士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都对此发表过学术文章。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和启功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都明确地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大约有十几个人之多，即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赵洞、叶有年、杨继鹏、僧常莹、李流芳、王鉴等人。启功先生认为，董其昌的代笔问题是能力高者为能力低者代笔。所以他的代笔人是具有一定名气的小名家。主要代笔人是赵左（字文度，华亭人，宋旭弟子，创苏松派山水）和沈士充（字子居，华亭人，宋懋晋弟子，兼师赵左），从他们的本款作品来看大多为精到之作，所以，写有董其昌款的精品之作大致出于这两位画家之手，而且他们还长时间为董其昌代笔。像李流芳（字长衡，号檀园）、王鉴等人偶尔代之，吴易（字素友，一作楚侯，松江人，崇祯时授文渊阁中书舍人）是董其昌书法的专门代笔人。杨继鹏的绘画风格最接近董其昌，然而其他代笔人的画风与董其昌有一定的距离。关于赵左等人的代笔问题，特举例说明，董其昌的《垂钓望山图》轴，款识为董其昌65岁，实际是赵左的代笔作。款识董其昌78岁的《烟江叠嶂图》轴，实际足吴振（字振之，号竹屿，华亭人）的代笔作。在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158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致沈士充的信札中这样写到：“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见于《青霞馆论画绝句》）由此明白可见赵左、沈士充等人为董其昌代笔的事实真相。

　　启功先生继而论述说：“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上酬应繁多，所以不能不乞用于代笔，图利的人又乘机伪造，于是董氏书画，越发混淆莫辨了，我们从前人记述直到董氏自作的书札中得若干条，再来印证他的书画作品，是分明易见的。”启功先生认为名家代笔大致分两种情况：一、像沈周、文徵明等大家，有熟练的技能，由于应酬过多，因而由弟子、子女、学生们代笔。二、由于自己画技并不高，或为名，或为利，雇用别人代笔。而董其昌是这两类各占一部分的。启功先生说：“因为一切技艺的事，造诣生熟，一览可见，在同一类的艺事中，已经真‘能’或真‘熟’的人，必不可能复有真‘生’或真‘拙’之作。至于书画，一个作者年龄的老幼，工具的好坏，与会高低，甚至遇病臂伤指之类，也就有其规律可寻，决不能同一时期的作品，笔性竟然出两人之手。”所以说，董其昌“书深画浅”，画技本来有限，所以不得不乞求于代笔人。为此董其昌的绘画伪作多，他的责任较大；书法伪作多，他的责任较小，由于他的书法水平之高，也的确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果一个人功力很强，要画出很拙的东西也是很难的，即“由熟返生，大巧若拙。”董其昌的作品可分两类：一类是秀中见拙的；一类是行气重的。所以一般而言，代笔作应是行气较重的；他本款作品应是有“秀”、“拙”之气的。关于董其昌的代笔问题，书画鉴定家已有明确定论，所以客观地评价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对于鉴定董其昌书画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书画也是继房地产、股票之后的第三大热点投资项目。中国的书画市场日趋活跃，价格不断攀升，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他的作品是书画收藏家们重点搜寻的对象，尽管他的作品真伪鉴别有一定的风险，也许正足因为买家所要承受的风险性之大，反而使董其昌的作品倍受青睐，他的作品一旦被书画鉴定家确认为真迹，人们不惜重金争相购之。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书画拍卖市场上，董其昌书画作品就有可观的市场行情。如1989年6月，董其昌的山水画作品《婉娈草堂图》在美国纽约书画拍卖市场上以165万美元成交，一时引起海内外书画收藏家及媒体的极度关注。这幅作品被专家认可，据史料记载，此作曾经王鸿绪、安岐、乾隆皇帝收藏，著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笈三编》。此作品笔墨厚重，皴法细密，富有雄浑之气韵，可谓董其昌山水画的上乘佳作，在当时中国书画拍卖成交价上仅次于《元人秋猎图》而高居第二位。同年他的一幅草书在纽约拍卖市场以1.98万美元售出。1992年6月，他的《山水》立轴以15万美元成交；行书扇面以2200美元成交。在国内的书画市场上董其昌的作品也有不凡的价位。如1997年，行书手卷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成交价为33万元；1999年，山水画代表作《鹊华秋色图》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是132万元；2001年《烟岭雨意图》扇面在上海敬华拍卖会上以3.85万元成交，同年，楷书十五开册页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170.5万元成交；2002午，《山水图》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上以242万元成交，同年，《楷行书临诸家帖卷》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以174.9万元的价位再创历史新高。而在2003年至2006年之间，其作品拍卖价格依然一路攀升，成交价过百万元者有37件，其中超过五百万元的就有6件。在2005年广东保利的冬季拍卖会上，一件《青绿山水》手卷竟突破千万元大关，以1375万元的高价成交，同时创下董其昌个人作品的最高拍卖成交纪录。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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