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金代陶瓷简议

Posted 2022-12-02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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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陶瓷简议

　　金代是女真族于中古时期，在我国北方继辽而起建立的又一个王朝，雄据祖国半壁河山，和南宋对峙长达—百多年。在此时期中，金代陶瓷的发展，取得很大进步，颇有成就。只是此前对金代陶瓷的研究很不够，不仅所谓中国古代名窑言必称定、汝、官、钧之类，这里丝毫没有金瓷的内涵，就是谈历代瓷窑，也没有指出金代有何代表窑场，这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即使是由金代接续烧造的诸窑，也不作整体观察，而是有意无意地为其他时代所掩盖了，比如见有精者皆目为宋代之窑器，其实不然，这当中就有金代的产品，只是因金瓷不显而为人们所忽略罢了。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随着金代城址、遗址、窑藏、墓葬和窑址的考古调查或发掘，大量金代陶瓷出土了，因而我们逐渐认识了这一几乎被历史湮灭的金代陶瓷。

　　金代陶瓷，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它是在已取得很高成就的五代与辽、宋陶瓷基础上而发展形成自己时代特点的。当金灭辽后，即据有了辽朝的各个窑场，如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村窑、辽宁辽阳江（读刚）官屯窑、抚顺大官屯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房山磁家务窑、密云小水峪窑、河北隆化下洼子窑、山西浑源大磁窑村窑，青磁窑村窑等；而在占领北宋土地以后，又拥有了中原地区的窑场，河北曲阳涧磁村与燕山村的定窑、磁县观台镇与东艾口、冶子村的磁州窑、河南禹县神至镇与鹤壁镇、严和店的钧窑、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和山东淄博磁村窑、安徽萧县白土镇窑，还有文献记载的宿州窑、泗州窑、邓州窑（今河南内乡大窑店窑）以及宝丰窑、新安城关书、临汝窑等，如此众多名窑，皆归金朝所有。因此，可以说金代的陶瓷，实际上是包括了中国北部的所有窑场。在当时，各具特点的窑场，以其不同造型、纹饰、釉色和技工窑艺，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产品，于是又形成了一种北中国陶瓷世界异彩纷呈的局面。从这个角度去审视金瓷，应该说也是佳品迭出，名重一时！这种繁盛情况，在近年各地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中，不断被新发现的陶瓷所证明。

　　金代陶瓷的发展，当时是经历了—些曲折，有—个从衰微到恢复和提高的过程。即金朝初年由于和辽、宋多年战争，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在未灭宋之前，仅沿用辽代的窑场，及渐有宋地之后，中原地区的窑工有的随之逃亡，窑业受挫，其产品质量难臻完善；但随着社会的安定，生产发展，陶瓷业也得到了恢复，并进而得到长足的进展。研究金代陶瓷，就其全部内涵来看，成就突出的是瓷器，金代的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各擅胜场，风行于世。由于金代拥有这样多的名窑，故其产品质量很高，遂为时人所重。而此时陶器却退居次要地位，一般产品质地粗疏，器胎较厚，多呈灰色，光素无纹饰，常见的只有在辽代晚期出现的压磨暗条纹较为流行。釉陶仍在继续烧造，而且许多窑场都有这种产品。单色釉占一定数量，黄、绿等色具备，有的并饰有花纹。釉陶中值得注意的，是三彩釉陶器的生产，这是过去很少了解的，近时始被认识。金代三彩，色彩运用得当，釉色自然，颇为难得。今天我们对“金三彩”的提出，在驰名的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的辉煌的窑业中，又多出一个时代的产品而并称于世，深感这是金代陶瓷研究中的巨大收获。因此，从上述所举金代陶瓷的内涵可知，确是极为丰富多彩，只是过去了解不多，研究不够深入，有的作宋瓷看待，有的混入辽瓷中；事实上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陶瓷从窑场分布看，其范围很广，无论是东北地区，还是中原地区，各窑场烧制的陶瓷，均保持了各自独具的特点，分别烧制出不同造型、纹饰和釉色的陶瓷。现在就我们经过考古调查或发掘，并获得重要发现的窑场，已不下数十处，笔者于此略择几处加以说明，即可完全反映出金代陶瓷的发展情况。

　　赤峰缸瓦窑村窑，烧造时间较长，始于辽，终于元，金代亦为该窑之盛时。烧制器物有碗、盘、碟、瓶、罎与其他杂器等。釉色主要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茶末绿釉及酱色釉。白瓷精者和定窑相似，在东北诸窑中，此窑场的产品烧制水平最高。单色釉与三彩釉陶也有烧造，单色釉主要为黄、绿两色。纹饰中印花器较多，也有刻、划花。白釉黑花较有特点，其花纹简洁，装饰性很强，或点才条纹，或卷叶花草，随笔勾画，颇为自然。白釉雕填黑彩，也为此窑产品，一般器型较大，如雕填牡丹花纹大罐，花纹繁复，很有功力，足以反映出此窑的烧造水平。

　　辽阳江官屯窑，原系辽建窑场，后亦烧至元代。该窑场面积很大，在太子河边分布，长达十余里，称其为“十里窑场”并非夸大之辞。器物有碗、盘、碟、钵、罐、壶、瓶等。在烧制器物特点上，与磁州窑相近，其釉色有白釉和黑釉，也有少量低温色釉。此窑在烧制瓷器窑艺最突出之处，是不用匣钵，而是采用各种不同规格的耐火砖障火与支、垫等窑具装烧，这说明窑艺技术是很进步的。但不用匣钵，也有其缺欠的地方，由于窑室内的烟尘随处飘落，可以接触到烧制的器物，因而使釉面显得混浊，光洁度不强。白釉器大多光素无纹饰，刻、划花较少。一般有花纹的，皆为较大型的器物。白釉黑花器较有特点，窑址中出土过黑花瓷枕，颇为雅致。黑釉器有碗、碟、罐和茶盏等，但多数是大型维器。此外，窑场还生产各种手捏的人物、狗、马等小玩具，小巧玲珑，稚拙可爱。

　　抚顺大官屯窑，是一处金代较为重要的窑场。烧制碗、碟、钵、瓶、罐、瓷雷与狗、羊等小玩具；瓶多有系，在肩颈部，有双系、三系、四系不同。釉色有白釉、黑釉、酱色釉和茶末绿釉等。此窑采用支钉烧法，因此碗、盘内底都残留有三或五个支钉痕（1）。

　　门头沟龙泉务窑，此窑始创于辽，至金代后才停烧。产品以碗、盘为主，还有瓶、罐、盆、盒、壶、缸及小动物玩具等。釉主要为白色，也有黑、褐、酱、绿和青色。装饰花纹有刻花和印花。窑具使用匣钵、支钉，因此碗、盘等器中均残存有三或四个支钉痕。此窑受定窑和磁州窑影响很明显，其白瓷产品也和定窑相近（2）。

　　房山磁家务窑，是一处较大的窑场，从辽时始烧，金代有较大发展，直到元代才停烧。生产的器物有碗、盘、瓶、罐与小动物玩具等。釉色有白釉、黑釉和酱色釉。纹饰有刻花与划花、印花等。窑艺采用匣钵、支托、垫圈装烧。白瓷受定窑影响较大，有的瓷器口边无釉，说明也有覆烧；由于使用垫圈，器物内底有一圈无釉，这种窑艺也是定窑的一个特点。

　　密云小水峪窑，是一处辽金时期的窑场。生产器物的形制、釉色和技工窑艺和龙泉务窑相同。所烧主要为白瓷，也有青釉和褐釉。装饰花纹见有刻花器（3）。

　　隆化下洼子窑，以民用生活瓷为主，器型有碗、碟、瓶等。釉色以白釉为主，也有黑釉与酱色釉。纹饰主要是绘黑花写意花草及书写文字（4）。

　　浑源大磁窑村窑、青瓷窑村窑，是现已调查得知金、元时期较大的窑场。两处窑场听挠器物基本相同，有碗、盘、盆、罐、瓮、枕等。釉色以白釉和黑釉为主，也有钧釉，可以明显看出此窑场的产品是仿定窑、磁州窑和钧窑。纹饰有划花、剔花、剔划花、贴花、昼黑花与印花，以黑釉剔花最富代表性（5）。

　　曲阳定窑，是—处规模极大的窑场。烧造历史悠久，是白瓷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名窑之首，影响深远。该窑场从晚唐以来，经五代，历北宋，至金仍继续烧造，大约至元末废止，前后烧造约达五百年。金代定窑白瓷，制作规整，胎质洁白细腻，瓷化程度很高；釉色莹润，呈牙白色或略闪青灰，光洁明亮；花纹生动流畅，印花、雕划花极富装饰效果。在窑场中过去曾出土过“大定二十九年”印花范和墨书“泰和三年”印花范，说明了金代在定窑窑场的生产情况。金代定窑，除保留前代覆烧工艺外，为满足一般社会对瓷器的大量需求，还创造了垫圈叠烧法，即碗、盘等无花纹的敞口器内底一圈无釉，以避免叠装器间烧窑粘结，这一工艺对后来影响很大，不仅当时许多北方窑场采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还有某些地方瓷窑仍在沿用此工艺烧造（6）。这种新工艺的产生，在窑业上应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磁县观台镇磁州窑，近年经过发掘，已获知这裏是一处从宋到元的大窑场。金代烧造器型很多，有碗、盘、碟、托盏、酒盅、盆、罐、瓶、三足炉、灯、枕与小瓷人玩具等。釉色以白釉为主，白釉器多造型秀丽，胎质较薄，还有黄、绿釉及黑釉、酱色釉等，花纹最多的是划花，布局严密，多为花草，也有白釉画黑花者，只有稀疏几笔，画出草叶或花朵，还有印花，花纹凸起于器面之上（7）。磁州窑的代表作品，是白釉黑花和黑白釉雕花或填黑釉白粉，即所谓离剔填粉，也有红、绿、黄三色加彩器。磁州窑所画题材丰富，人物、花卉、飞凤、芦雁、水波游鱼以及各种禽鸟等，无一不有。还有题写诗文的作法，以此作为装饰，并常出警句以策世人，顿富新意，磁州窑的瓷枕，无论造型、纹饰，还是画面内涵及用笔，均颇为清新和雅洁可爱，是很有特点的产品。而生产的小人、小马等各种加彩玩具，则是其他处窑场昕不多见的。

　　禹县钧窑（8），大约始烧于宋，至金而发展很快，遂成为—个著名窑系。产品以碗为最多，也有花盆与尊、炉等，而考古发现几乎都为前者。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蓝乳光釉，深者为天蓝，较淡的为天青，再浅者为月白。钧窑虽烧这种乳浊稠厚的蓝釉，在窑场也发现烧制属于耀州窑的青瓷。钧窑一般无纹饰，有的有红紫色斑块“窑变”。但并非每器都有，近年出土者虽然不少，但也只偶尔见之，较为难得。钧瓷的窑变十分瑰丽，古人曾有“绿如春水初升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诗句来形容，可见钧窑瓷的超然品质和可爱程度。钧瓷到元代后期窑场衰落，遂使其产品颇为珍贵。因此，后世仿烧钧瓷者甚多，虽然刻意求之，但终不及当年产品的古朴自然。钩窑在金代是—个重要发展时期，产品质量很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钧窑应是金代有代表性的窑场。

　　铜川黄堡镇耀州窑，近年对该窑址曾进行过科学发掘。金代层中的瓷器，有碗、盘、盆、壶、罐、盅、盒、瓶、瓷人、鸡、狗小玩具等。釉色以姜黄色青釉为主，也有黑釉与月白色青釉和白釉。纹饰主要为印花，也有范印并间刻、划者，还有白釉加黑花的。在窑场金代文化层中，出土有“正隆元宝”铜钱和“大安二年”青釉瓷片；大安二年（公元二二0年）为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的年号，此时已到金代晚期，该窑场还在生产（9）。

　　淄博磁村窑，是一处经历唐、宋，至金而达到烧窑工艺高峰的窑场。产品以碗、盆、罐居多，其次有盘、碟、托盏、钵、灯、瓷人和小型玩具等。釉色以白釉为主，也有黑釉与酱色釉。装饰技法丰富多彩，除宋时即应用的剔花、划花外，此时还出现了篦纹划花、白釉黑花、加彩和绞釉等。尤其是黑釉凸起白线纹器，是金代此窑场最有特点的产品之—。而釉上加彩也很有代表性，即在烧成的瓷釉面上，再施红、黄、绿诸彩，入低温窑“彩烧”颇为新颖别致；并且在这类瓷器上，还发现了有“泰和”，“正大”等年款，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是“宋加彩”的不正确认识三乇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正大是金哀宗完颜守绪的年号，可证金代确曾烧制这种“加彩”瓷器。

　　萧县白土镇窑，最早建于唐代，末时于其地重又建窑，而金代烧造又有了新发展。生产的器物有碗、罐、枕和马、牛、鸡、蛙等小动物玩具。此窑釉色除仿定窑白釉外，即为具有磁州窑特点的黑白釉器和白釉黑花器，也见黄釉器。在此窑场末发现匣钵，其窑艺技法可能与辽阳江官屯窑相同。窑场中还曾出土过一件白瓷瓶，器身有刻划文字，腹部为“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奉本寺”，圈足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日造乍一)真皇统元年（公元一一四一年）是金朝前期熙宗完颜宣的年号，由此可知，萧县白上镇窑的生产，在金代开始烧瓷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可能在金初获得白上镇后就继续烧窑了。

　　综观金代窑场的分布，其范围很广，并且有的窑场在金代获得较奸的发展。因此，金代的陶瓷业比较发达，各种窑系具备，如定窑系的白瓷、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和黑釉白釉雕花器、钧窑系的天蓝釉及窑变彩、耀州窑系的青瓷，以及各地民窑与各窑所烧的黑釉、酱色釉和单色釉、三彩釉陶等，又形成群窑蜂起的局面，生产出许多优秀产品。

　　在金代各窑系中，定窑系白瓷，为各地窑场所效仿烧造，其产量很大，是当时社会主要用瓷，在金朝所辖范围内，可以说无处不有；经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举凡金代城址、遗址、墓葬中，都有出土，这种情况是其他瓷种无法比拟的。烧制白瓷的各地窑场，为适应社会不同阶层需要，其产品精粗不一，而后者所占比重为大，这也是社会需要决定的。磁州窑，在金代也是—个很重要的窑系，其代表性产品白釉黑花器和白釉黑釉雕花器，于此时有相当大的发展，影响所及，各地窑场都有程度不同的烧造，尤其白釉黑花器，仿烧数量很多。磁州窑的白釉黑花器，销行地域也很广，即如远在东北地区，各地也多有出土。辽阳、鞍山、大连、绥中等金代遗址，都出土了这种白釉黑花碗、罐等瓷器，花纹粗重豪放，简洁明快，装饰效果很强。这种黑花深浅不—，有的釉色并不很黑，而是呈现赭色，因此被称为“铁锈花”，其色调亦颇和谐，这是金代瓷器的一个特点。另在北方地区于金代遗址或墓葬中，还见有一种很简略的花纹，即用笔点出来的“王”字碗，这种花纹在磁州窑的窑场中也有发现，这是时代感非常强的产品。在赤峰缸瓦窑屯窑、辽阳江官屯窑及河北的窑址中，还生产有带系的瓷瓶，其系在肩颈部，有双系、三系和四系，这种瓶式，也多饰有黑花，亦为金代所特有。在金代各窑场除生产日常生活所用如碗、盘、瓶、罐等外，还生产其他一些陶瓷制品，较为特殊的如乐器坟、兵器瓷雷、人物瓷偶与马、牛、狗、鸡等小玩具，也都制作得很好；像小玩具这一类，手工捏制，虽似漫不经心，但却有一种生动、自然的感觉，是瓷艺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至于花纹装饰，更见功力，刻、划、印花与剔粉雕填等，其布局结构不仅颇有章法，而且技一刀法亦无不娴熟。笔者在曲阳定窑遗址调查，曾见金代雕花的瓷器印花范，制作工整，花纹繁复瑰丽，才条流畅，枝蔓疏密得当，技巧很高。磁州窑的白釉黑花器，花纹简者或点或绕，虽只寥寥数笔，却富有装饰效果；而繁者则布满全器，有的写意花枝草叶，完全随心所欲，笔酣釉重，粗犷豪放，而有的所绘人物禽鸟，则又娟秀超逸，清新隽永，俨如一幅绝妙绘画小品，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瓷艺佳作。类似上述器物，实不乏见，从中确可窥出金代陶瓷的发展水平。并且由于金朝辖地扩大，超越辽土，南进中原，当时的北方名窑全在其统治之下，在百余年的发展中，生产出具有金代特点的陶瓷，则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仅以所见的瓷枕，即为明显的一例，尽管有前代的基础，但金朝仍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拟形状物，不仅惟妙惟肖，而且其花纹、釉色，均达到了很高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金代的陶瓷是很优秀的。尽管在金朝的初年，由于多年战争关系，陶瓷业受到摧残，生产停滞，但随着以后社会的稳定，生产发展，陶瓷业也得到了陕复，并又有新的提高。承前启后，金朝为后世陶瓷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过去由于对金代陶瓷的文献记载不多，又无考古可以获得大量阔于金代陶瓷的实物资料，因此，长期以来使颇具特点的金代陶瓷被湮灭无闻，这是很遗憾的。今后，要通过深入研究，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金代陶瓷这个缺环，给建立和衔接起来，则是一件很紧迫的事!

　　注释：

　　（1）东北地区窑址，除经笔者实地考古调查外，还考察了旅顺、辽阳、抚顺博物馆等所藏各窑的出土品和有关资料。

　　（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4编第1章第4节《门头沟区军庄乡龙泉务村辽金窑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版。

　　（3）赵光林：《近几年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瓷窑址》，《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姜振利、陶敏：《金元之际的兴州窑瓷器初探》，《辽金史论集》第九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9月版。

　　（5）冯先铭：《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6）参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七章《宋辽金陶瓷》，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7）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

　　（8）参见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1965年1月版。

　　（10）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1）宋伯胤：《萧窑调查记略》，《考古》1962年第3期。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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