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汝窑研究误区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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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研究误区刍议
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人们研究它、赞美它是很自然的事。但从一些研究文章、鉴赏文章以及拍卖图录说明中,却给人一种印象:汝窑=清凉寺窑、清凉寺窑=汝官窑(或“官汝窑”)、汝窑=北宋官窑。这显然是汝窑研究中的误区。
误区之一:汝窑即清凉寺窑
汝窑是一个窑系,是汝州宋代所有窑口的泛称,而非专指清凉寺窑。前几年,笔者曾先后两次到河南汝州市就汝窑的有关问题进行过考察,并特地请教著名汝瓷研究专家朱文立先生:宋代汝州市周围有多少烧汝瓷的窑口?朱文立先生说,有一百多个,现已发现的文庙、张公巷窑生产的汝瓷比清凉寺窑生产的还要精美。有关科学测定显示,文庙、张公巷窑汝瓷胎釉成分的稳定性、烧制温度的控制、施釉的精细程度及釉面呈色的稳定性,都比清凉寺窑要好。随后,他带我们去一个离清凉寺窑比较远的古窑址考察,该古窑址现在已是麦地一片,然而笔者仍然有幸捡到了几块具有代表性的汝瓷标本。可见历史上汝州附近制瓷业十分兴旺,可以说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由此可知,汝窑是汝州宋代所有窑口的泛称,而不是专指,是多元而不是一元。汝窑与各窑口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毫无疑问,清凉寺窑是烧制汝瓷的众多窑口之中最好的窑口之一,但不能说,汝窑就是单指清凉寺窑,不能以偏概全。明确此点十分重要,可以避免鉴定判断上带来偏差。须知古代的窑工也会“人才流动”,技术也会传播、转移,各窑口之间也会存在竞争,在胎釉配方、形制、工艺上会各有千秋。假如出土文物或传世品中出现了与清凉寺窑汝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青瓷器,你判定它不是清凉寺窑汝瓷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判定它是赝品,则会产生“冤假错案”。我们应该从历史时空的高度和广度来看待汝窑,而不能固守“汝窑即清凉寺窑”的狭小偏见。
误区之二:清凉寺窑即“汝官窑”(或“官汝窑”)
清凉寺窑即“汝官窑”(或“官汝窑”),这一提法是给清凉寺窑“加官”定性。现在很多研究文章、鉴赏文章以及拍卖图录,使用“汝官窑”(或“官汝窑”)这个词比比皆是,显然是不妥的。查从宋代至明、清有关历史文献对汝窑的论述,从未出现过“汝官窑”(或“官汝窑”)的记录。尽管汝窑生产的青瓷宋代就已很出名,被选入宫中使用,也戴上了“汝窑为魁”的桂冠,但却从未加封过清凉寺汝窑为“汝官窑”(或“官汝窑”)。它的性质只能说是“贡窑”。从《汝州全志》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幸清河郡王张俊第,进奉汝窑”瓷器十六件的事实,也足以说明汝窑是贡窑。这与宫中“选美”的性质是一样的,民间长得美丽的姑娘虽然被选入宫中当“宫女”,但她的出身家庭却并非“宫家”。同样,不能因为清凉寺窑向宫中进贡了一些精美的青瓷,就“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汝官窑”(或“官汝窑”)。假如向宫中进贡过瓷器的窑口可以封为“官窑”,那么越窑、定窑、钧窑、耀州窑、龙泉窑、建阳窑等一些曾经向宫中进贡过瓷器的窑口,是否也要封为“官窑”呢?按说官窑,应是朝廷投资,由专门机构、专职官员进行规划、运筹、管理、设计、监造、检验并严格监控的。其产品只能供皇宫内使用,下臣必须由皇帝赐给方可使用。可我们从未看到过相关的历史资料,证明清凉寺窑是朝廷直接投资管理的“汝官窑”(或“官汝窑”)。
给清凉寺窑定性为“汝官窑”(或“官汝窑”)是上世纪80年代清凉寺窑被发现发掘以后的事,这样给清凉寺窑定性,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严肃、严谨、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不是随便可以任人摆布、梳妆打扮的小姑娘。汝窑就是汝窑,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汝官窑”(或“官汝窑”)。
误区之三:汝窑即北宋官窑
如果说“汝窑即北宋官窑”,那么北宋汝州附近上百个烧制汝瓷的窑口都是北宋官窑,这显然是荒唐的。如果说清凉寺窑即北宋官窑,显然是对历史文献的误解和对历史状况的误判。正确解读历史文献是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基础。许多专家学者都引用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一段文字“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大家都认为这段文献极具权威性,可信度高。笔者认为,这段文献讲了几层意思,一是“弃定用汝”的理由,定窑“有芒不堪用”,“汝窑为魁”;二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由朝廷自置官窑,即北宋官窑,说明北宋官窑存在;三是中兴渡江后“袭故京遗制”,设“内窑”,即南宋官窑。有人认为这段文字从“命汝州造青瓷器”一直讲到“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都是在讲汝州青瓷器,进而推演出“汝窑即北宋官窑”的结论。这显然是误解。要注意到,文献中的“命汝州造”和“自置”是有完全不同含义的关键词。“命汝州造”是朝廷下令,汝州受命,必须执行。汝州当局可以命有条件的窑口(包括清凉寺窑)烧造贡瓷,也可凭着朝廷“命造”的大理由采取行政措施从各窑口调集“精兵强将”在汝州城内,如文庙、张公巷等地设置窑口烧造青瓷器,以保证贡瓷任务的完成。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汝州新窑器”,很可能就是朝廷“命造”后,汝州新生产的贡瓷。“自置”是朝廷当局自己主动投资、设置、管理官窑的重大举措,与“命造”是两回事。关键是在什么地方“自置”,文献资料的前段没有明确。但我们从下文“袭故京遗制”表述中得到反证。就是说南宋官窑从选址及器皿形制、样式的设计以及管理、监制都是严格沿袭“故京”(汴京)留下的“自置”官窑的法规制度办事。从老虎洞、郊壇下等窑址的发现及挖掘,都证明,南宋官窑窑址均设在京城临安(现杭州)附近,由修内司监造。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宋官窑不但存在,而且也是在“故京”(汴京)附近设置,也是由修内司监造的。至于汴京北宋官窑窑址具体在什么地方,只能有待今后考古发现了。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
正确分析具体历史状况是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依据。持“汝窑即北宋官窑”论者认为,汴京(现开封)附近没有瓷土,靠从外地买入瓷土原料不合算为理由,认定清凉寺窑为北宋官窑。从研究汝瓷标本中我们知道,汝瓷为了获得似玉非玉的天青釉质感,采取了微生烧的技术,使汝瓷的胎质处于半瓷半陶的状态,胎质疏松,吸水性强,抗压力差。可以想像:汝州离汴京路途遥远,道路坎坷不平,靠肩挑、马背、车载,一路颠簸,送到汴京,自然损耗不会少。加上汝瓷“中看不中用”,“耐看不耐碰”,在日常生活使用中的损耗也不会少,“供不应求”的状况一定会常常遇到。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在京师附近“自置窑烧造”,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朝廷自置官窑,从外地调入窑工、原材料,也就是下一道圣旨而已,朝廷是不会计较什么成本的,一切以方便朝廷监造和使用为宗旨。我们不能以常人的心态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就一般常识而言,长途运送原材料造成的损耗要比运送成品瓷器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事实上也是很合算的。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由于历史上黄河屡次泛滥改道,已找不到北宋官窑窑址,无法考证,并认为北宋官窑是搭在汝窑烧制的。笔者认为,有存世品就一定有窑址,暂时找不到,并不等于永远找不到。因暂时找不到就否定它的存在,进而“张冠李戴”,显然是荒唐的逻辑。也许有人会说,元、明、清时期,朝廷不是在遥远的江西景德镇珠山设置官窑么,为何北宋不可能在汝州清凉寺设置官窑?朝廷在哪里设置官窑,那是朝廷的自由。我们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对存世品、文献记载及窑址出土等进行综合分析上。如果清凉寺有珠山那样翔实的资料佐证,谁也不会对它的“官窑”性质说三道四了。
摘自:《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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