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无效的“天谴”

Posted 2022-12-02 传统文化

篇首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无效的“天谴”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无效的“天谴”

　　我国书画作伪的历史，一般都认为肇始于晋唐时期，其依据源于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书载：“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偤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宣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遍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上述文字为证实晋代出现以牟利为目的而造假书画的史实，提供了文献依据。同时，它也告诉了我们判断书画作伪的一个标准一是否牟利。如若照此标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上诸多看似造假的行为，实质上却偏离作伪甚远。古时为了保存法书名画，制作副本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副本却往往会和赝品混为一谈，真假难辨，招来不少麻烦。

　　按照是否牟利来判断造假，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书画造假实出现在明代的中后期。很有意味的是，该时期不仅书画造假作伪成为一时风气，而且与书画相关的著述也存在着大量的造假之举，时人顾炎武就曾严厉指责这种风气：“至于今代，而著述者几满天下，则有窃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

　　令人纳罕的是，古人一向有忌遭“天谴”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明代却显得异常苍白无力。所谓的“天谴”，即上天的责问和惩罚，古人相信造假作伪之举并非善事，会招来上苍的惩罚，所以时人忌讳此举。清人钱泳(1759～1844年，今江苏无锡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甚广)在其《履园丛话·画学》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件“天谴”的事例：“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丘卖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辨，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绝没，家资荡尽，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也。尚书日：‘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此之谓欤?”

　　明代中期以来，作伪者无视“天谴”，在书画造假方面演出了诸多令后人注目的丑剧。

　　一、道德败坏的造假作伪

　　按照中国传统伦理的规约，晚辈对于逝去的先人理应极为尊崇，如为先人修建祠堂、整理遗书、立名扬事等。但在明代，却出现了书画大家的后世子孙仿造其先人作品而牟利、学生假造老师作品而图财等有悖于伦理的行为，令人不齿。

　　“吴中四子”之一的祝允明，才气横溢，诗文颇负盛名，书法各体具擅，蜚声当时艺坛，又与王宠、文徵明并称为“吴中三大家”。他的书法面貌多样，早岁楷法谨严，颇得唐人遗意；晚年草书奔放雄健，恣肆老辣，独具面目。祝氏殂落以后，他的外孙吴应卯，专习其外祖书法，几能乱真。如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草书五言诗卷》《秋兴八诗卷》《岳阳楼记卷》、行草书《春江词卷》等，大多出十祝氏的这位不肖外孙之手。详予比照，祝氏作品用笔多中锋，落笔则多藏锋重按，形成藏头护尾、沉着痛快的书法体势。而其外孙的仿作则多露锋轻按，痛快过之，却沉着不足，书法体貌也不及其外祖变化多端。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巨擘——文徵明，为中国书画史上的-代宗师，生前惴名煊赫，逝后茂垂勋名。文氏殁后，其五世孙文葆光，就专门伪作其高祖文徵明的好友，大书家祝允明的草书。文葆光的模仿之作，虽有乱真之誉，但较之祝氏墨迹，却显得锋芒毕露，时有轻滑浮躁之笔。其整幅作品粗细大小变化过下突然，用笔尤显疲软，距离祝允明的雄健劲利相差甚远。文葆光的仿作多为高头大卷，所写内容多来自《梅花诗》《梅花咏》《兰花诗》《百花诗》《秋兴诗》《饮中八仙歌》《春夜宴桃李园》等。

　　此外，王宠的门人金用(字元宾，今江苏彭城人)，师事王宠日久，模仿王氏书法儿能乱真；义徵明弟了朱子朗模仿乃师作品也颇令人难以辨别。总而观之，有明一代的书画界，伪作泛滥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传统伦辉道德的衰败。

　　不仅书画造假，连与书画相关的著述也造假。有明一代的书画著述，其数量远超前代，但其中抄袭而成的著作却为数小少。现将公认的抄袭之作列举如下，一一窥当时的作伪风气：

　　王绩的《类编占今画史》，共20卷，其内容大多来自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沈括的《梦溪笔谈》、邓椿的《画继》、赵希鸪的《洞天清录集》、董迪的《广周画跋》、李鹿的《德隅斋画品》、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以及同代文坛领袖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等。王绩将上述诸书杂糅编辑，著成一书。

　　杨慎虽住明代义坛颇负盛名，但其《名画神品录》一书内容多来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等前人著作。

　　几代同竹名家李侃，住前人及白己画竹的经验卜，编成《竹谱》一书，却被明人周履靖采掇而成《淇园肖影》一书。

　　如此抄袭篡改前人著作而冠以己名者，在明代的众多书画著述里俯拾即是。这种恶劣的著述习尚，遭到明以后学者们的议论，对之时有批评以告诫后人：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干游谈，更滋流弊。”——黄宗羲

　　“明朝人不读书，已成习惯。”——梁启超

　　“叫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章学诚

　　“盖明之末年，土大夫多喜著书，而竞尚狂弹，以潦草脱略为尚，不复精审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书画作伪无非射利，而书画著述造假，其动机就仪非一“射利”可言了。

　　二、狂热作伪的动机探微

　　明代的商品经济，其发展水平早已为众多史家所旨定，利益驱使使得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逐利色彩。书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注目，不仅商人从事书画经营，文人亦染指书画买卖，处于下层的平民百姓也偶有接触者，此种现象在中国的书画鉴藏史卜堪为独步。

　　尤其是当时南方的江浙地区，长期崇尚收藏，所集藏品并不亚于北方。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私家收藏之风炽盛，藏家络绎，譬如嘉靖时的严嵩和严世藩父子、华夏、文徵明家族、项元汴家族、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韩世能和韩逢禧父子、董其昌、黄琳、张孝思、钱能、郭衢阶、李日华、张丑、朱之赤、曹溶、莫是龙、陈继儒、刘子大、嵇文甫、郁逢庆、詹景凤等。当时的著名书画鉴藏家张丑(1577～1643年，字青甫，号米庵，江苏昆山人。他在万历十四年著成的《清河书画舫》·书，对于研究古书画的鉴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历来备受学者重视)，其祖上“已耽书画，交石田(沈周)衡山(文微明)诸君子，矜挈最深，家有春草兰香之堂，栎金之轩，秋山之阁，名流图写，形诸歌咏。青父既濡染家学，又生有夙慧，益事铅椠。年二十二，纂稗官家言，为名山藏_二百卷”。他不仅收藏颇丰，而且与当时大文豪、火藏家王世贞相友善，还与文徵明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当时“吴中文物方盛，嗜古博雅之耆旧余风未沫”，张丑“频往来三泖五湖之间，见闻益扩，网罗日富”(明张丑《清河书画舫》)。

　　此外，还有一部分活跃住南方的收藏代理人，他们协助藏家刚罗信息，收购藏品。如著有《书画记》的安徽占玩商人吴其贞，经常往来于汀浙各地，穿梭于诸多鉴藏家之间。江苏苏州人吴升，自幼喜好古鼎彝器，尤精于书画鉴赏，与孙承泽、梁清标等大藏家过从频繁。北京的著名装裱匠王济之，长期在苏州“蹲点”，并获得了大量书画藏品。据《书画记》记载，曾收藏于浙江嘉兴长达百年之久的98幅主要书画藏品被北京的装裱匠运到北方后，吴其贞深受触动，他连连感叹道这是“地运”造成。

　　当时的苏州大商人归希之，家富资财，却不喜修饰，也不购田置业。他利用明清易祚之际书画藏品的大量流散，用经商所赚钱财大肆收购唐、宋书画名迹，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南宋文天祥的行草书《木鸡集序》就曾藏于他家。其收藏印章有“归希之”“希之”等。

　　明人染指书画买卖的群体，虽然出身有别，但其动机却无外乎如下两条：

　　一是牟利。书画买卖的利益空间远较其他门类为大，而且又是一桩相对风雅的美事。从事这一行当，不仅可以清玩，且可结交士人，名利双收，参与者自然颇多。更有利用伪著述来进行牟利的，如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上海人张泰阶，就根据自己家的“宝绘楼”藏品，写了一部著录书目《宝绘录》。这20卷的长篇巨作，所录作品“自六朝至元朝，无家不备”，而且皆为晋唐宋元大名家的作品。岂知书中所录作品几无一真迹，宛然一部赫赫有名的伪著录书!清人吴修在其《论画绝句》中就明确指出张泰阶的良苦用心：“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此事早已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上传为笑柄，无须在此赘言。

　　二是留名。在古人眼中，作为一名成功的士人，无非有如下三个层次：其一立德，成为万世景仰的“圣人”，如孔孟之辈；其二立功，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泽被后世子孙；其三立言，留下自己的著作，广为后人阅览，列于名士之林。这就是有明一代乌七八糟的书画著述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中国人自古就有敬天地事鬼神的文化品格，所谓的“天谴”即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种意识无形中对文人造成了一种伦理规约，使其有所景仰和忌惮。但是，明代中后期书画界的狂热造假作伪，却使得“天谴”变得苍白无效。在当下这个鸡鸣即起、孳孳为利的社会，明人的这种时风似乎就是我们眼前的一道景观，虽远却近，使人回环遐想，颇值得思索。

　　摘自：《收藏》200704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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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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