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齐白石绘画中的“渔樵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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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绘画中的“渔樵耕读”

  近百年中国画家要谈得上是家传户晓的,首推齐白石(1864-1957)、张大千(1899-1983)无疑。两位大师以其高超的画艺及独特的面目鹤立于近现代画坛,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及书画爱好者的青睐。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士,均会因应某种原因对某些画家作品情有独钟,最普遍是考虑其名气、艺术及经济价值,或是基于一些特定历史及社会因素。清代江南一带的文人雅士,便以拥有弘仁(1610—1664)这位明遗民、僧人画家的作品为傲,成为“以有无定雅俗”的一种品味及身份象征。又如乾隆时期的扬州,当地商人阶级崇尚新奇品味,而迂怪新异的“扬州八怪”画作遂得到广泛欢迎。近人对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趋之若鹜,多少亦因为基于某种指针意义。然而,特别之处是他们的画作并不只限于收藏界的爱好,甚至更深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层面。尤其是齐白石的作品,从艺术馆、画廊、拍卖行,以至餐馆装饰、邮票、饰物、贺咭设计等,均经常被广泛展陈和应用。

  张大千博览古今,经他收藏及过目的书画名迹不计其数,他的画艺上溯北宋董源(?-962)、巨然(活跃于约960-约986)下纳清初“四僧”,尽得文人画传统的精髓,而又能自出机杼。他早年即饱游名山大川,后期更得天时地利,足迹遍及世界,构成了他博大、全能又多元化的艺术气格。从他细致精确的敦煌壁画手稿、工笔仕女,及至气吞山河的大写意泼彩山水作品,无不令观者赞叹而蜚声国际。加上他交游广博与擅于酬酢的个性,造就了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大千曾多次到访香港,为朋友、门生创作了不少书画,留下之艺事掌故至今仍为本地艺坛所津津乐道。

  齐白石来自农家,早年曾当木匠,出身与张大千无可比拟。他的艺术风格源出于民间的乡土工艺,早年学画始于临摹一本残缺的《芥子园画谱》,能师承者均为民间画师或是名气不大的地方画家,后期主要是摄取了明代徐渭(152l—1593)及清代的八大山人(1626-l705)、石涛(1642-1707)、吴昌硕(1844—1927)的写意元素以至于成熟。他亦有别于大部分的画家会兼事收藏,而有载他的谈艺录也极少触及古代书画,尤其是明清以前的作品。可以说齐白石涉猎的文人画传统殊不深入、也不全面。至于他的游历、际遇亦不能与张大千的传奇一生相比;他早年便有此表白: “我不希望发甚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少的嘴,于愿已足;并不作远游之想。”后来得到了诤友的规劝,力陈为艺之道切忌“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而必须于游历中求进境,遂有“五出五归”之行。

  齐白石“五出五归”的游历主要是往还于城市之间如西安、北京、南昌、钦州、广州,与及途经的风景名胜如华山、庐山、桂林等。齐白石算是踏出内地的只有越南和香港,前者是1906年客居钦州时,因其地界与越南只有一河之隔,遂趁机过境一睹当地风光,并绘有《绿天过客图》作记。香港则是他先后往返钦州时路经之地,其中1909年那次南下,在他的《寄园日记》里有较详尽的记录。

  齐白石此行是他“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于是年3月7日(己酉年二月十六日) 自家乡湖南湘潭出发,同行数人沿长江经湖北武汉、江西九江、安徽芜湖,至江苏南通、浙江上海,然后出东海南下。齐白石这段江上旅程过得颇为惬意,为沿途的小姑山及采石矶做了详细的速写记录。但自3月14日转乘轮船出海后,则经历了数天“欲呕不呕之苦难堪矣”的旅程,令他“游情甚怯”。这大概亦是齐白石再没有为途经景物写生的原因。他于3月17日午后抵香港,入住了中环的泰安栈。香港中环一带自1904年填海后便以干诺道为新海旁,沿岸主要为客货轮码头,并设有不少客栈旅馆。齐白石前后在香港逗留了八天,于3月24日早上乘船离开。从《寄园日记》得知,他停留期间主要是在中环地区活动,抵港当晚则往离中环较远的太平戏院,观看了他评为“殊不足观”的粤剧。翌日上午参观了博物院,晚上则看了日本的默片电影,内容是关于西洋的人情风俗。香港当时的博物院即是中环旧大会堂,为现今香港艺术馆的前身,它建于1869年,是香港的首座文化活动中心。当时展陈物品由矿石、动物标本到家具,内容包罗万有,故齐白石记道:“物颇繁不胜记载。”又翌日,他穿过后街欲登山寻幽探景,但未及半山便因疲累而放弃。3月20日,他在日记写道:“与同游少游,得见熊一、豹一、小猩猩二。”查香港当时只有动植物园会饲养这类罕有动物供公众观看,其位置在中环之督宪府后面,至今尚存。3月21日他继续逛市,买了一件称意的长夹衫。适时香港已值春夏之交,天气回暖,对来自湖南的齐白石乃有此观察:“此地与故乡大异,是时无着棉衣者。”随后他走进一菜市场,仔细地叙述了:“见有黄瓜、紫茄、辣椒、扁豆等果类。尚有橘在树间。”

  齐白石在《寄园日记》里所叙述有关香港的情况均是一般见闻,并没有关于艺事的记载。他在南方的见闻能够影响他的画艺要算是绘画荔枝,这是他在1907年那次造访钦州时,首次见到荔枝便开始以之入画,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荔枝图轴》便有“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的题识。

  齐白石与张大千的艺术有不少迥异之处,其中较明显的是张大千画山水较多,不少又与他的游历息息相关。齐白石则多绘花鸟虫鱼,艺评亦大多视他为一位花鸟画家。他的山水画数量明显较少,题识中有直接指名画某地风景的更属罕有。另方面,张大干的艺术因承传自中国文人画传统,作品皆尽以表现文人的精致优雅品味为能事。齐白石则不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均以率直、粗豪的风格见称,又把一般文人画家弃如敝履的市井、农村题材入画。难得的是齐白石能成功地将民间艺术的通俗本质提升至“雅”的层次,因此亦博得传统文人及收藏家的欣赏。齐白石1919年移居北京发展,适时民国初年,北方画坛仍是以保守的画风为主导;大部分活跃画家均恪守传统,如陈半丁(1876-1970)、金城(1878-1926)、萧悉(1883-1944)、俞明(1884-1田5)、于非厂(1888—1959)、溥畲(1896-1963)、陈少梅(1909-1954)等。齐白石跻身其中却能脱颖而出,亦在于他建立了一套雅俗兼容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清代“扬州八怪”率先以迥异时流的手法打破了中国画雅俗的藩篱,那么齐白石则是在20世纪以个人更鲜明的艺术面目再辟新径。

  中国文人、士大夫向来以“诗言志”,但受到唐代王维(701-761)“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影响,绘画亦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另一重要媒体。历来文人每遭逢厄困或有感于时之际,大多会走上韬光养晦的退隐之路。但基于出身及思维的局限性,他们中很多未能彻底脱离现实生活而避世山林,绘画乃成为他们遁入理想世界的重要途径。他们向往农居渔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恬淡生活,另方面又希望保持只有城市才能提供的方便,得以继续书画酬唱,过其精致的书斋生活。他们固然可以选择陶渊明(365-427)“结庐在人境”的半隐式生活,但只有绘画才能令他们全然寄托心目中“渔樵耕读”的理想世界。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画家,从他们的画作,以至他们设计的城市园林,均充分反映出这种心态。

  齐白石的一生,从童年种田放牛、当木匠学徒,到画肖像维生,然后正式学画、刻印、作诗,均说明了他一步步踏上真实的“渔樵耕读”,而非出自一种仿古而进入被文人高度美化的虚拟世界。齐白石三十二岁时开始参与文人圈子的活动,并组织了诗社,诗友尽是科举中的读书人。但齐白石对于他们拘泥板滞、不见生气的诗作颇不以为然,尝道:“他们能用典故,讲究声律,这是我比不上的,若说做些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这反映了齐白石对于传统文人的“读”是有他个人的会意与演译;乃是建基于他真情的、自然的“渔樵耕”的生活体验。做诗如是,绘画亦如是,齐白石的艺术成就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炼过程。他刻有一方白文印“砚田农”;少年时又曾画过一幅自画像《白石草衣像》,绘一蓑衣乡夫手持着象征文人雅士的古琴并背负书函,两者均形象化地概括了他融合雅与俗、文与野于一身的艺术特质。事实上,齐白石的绘画作品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民间乡土艺术所蕴含的率直、真挚、朴素与及清新的本质,他的一幅《渔家乐》可作说明。

  画中虽未署年款,但从题识“客于京华”可知是齐白石五十七岁离开家乡后之作。他在另一幅相若的作品题有“久客京华思乡时也”,更道出他绘画这题材时所蕴藉之思乡浓情。齐白石完全秉承了中国农民那种厚土重迁的心态,“五出五归”之后他已年届五十多,更不打算再作远游。惟是湖南此时动乱纷起,在“官迫税捐、匪迫钱谷”的威胁下,最后还是忍受不了惶恐终日的生活,黯然离开家乡到北京定居。北京的日子是齐白石整个人生及艺术的转折点:生计不但得到极大改善,艺术路途更遇上了陈师曾(1876—1923)、徐悲鸿(1895-1953)等伯乐、知交,毅然进行了“衰年变法”而致声名鹊起,最终以一代大师之美誉志于艺术史册里。可以说若没有北京的岁月,齐白石可能像他家乡湘潭的教画老师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地方画家。经济及艺术上的成就毕竟令齐白石选择了留居北京,然而,基于深植在心坎里的农民本性,他完全未能舍弃老家的一切。齐白石自号“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又经常在题识用上“客于京华”,在反映了他对于故乡的缱绻,与及不忘归乡的心理状态。绘画故乡风物更成为他寻觅思乡情怀的途径,也逐渐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泉源。齐白石早于八岁时便曾撕了写字本的白纸,绘画他在家乡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渔家乐》可见是他的乡村生活体验与记忆的写照,亦是他熟识的题材。他后期又曾在一幅画上题道:“余欲大翻陈案,将少小时所用过之物器一一画之。”这幅《渔家乐》正是他要绘画的寻常渔家器具。作品中纤幼的渔竿斜贯了整幅窄,长的画面,将上半幅大片的留白与下方的藤篮、鱼获、板凳牵引一起。这种上虚下实的构图方式,在不少齐白石的立轴作品中均可见到。藤篮用交织的渴笔线条绘画,板凳则寥寥数笔以浓重湿墨抹染而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凸显了二者鲜明的形象。齐白石以最简约的构图、最直率的手法,表达了他最纯朴的乡情。渔夫和渔家生活这内容是历代骚人墨客及画家用以托物寄情的题材,例如: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7)“沧浪渔歌”的典故: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武陵捕渔人角色;文人画题常用的“寒江独钓图”、“远浦归帆图”、“渔父图”;园林景观之命名如“网师园”、“渔隐小圃”等等,均是带有“江海寄余生”的退隐寓意。对于现代人,尤其是久居城市的尘网中人,要领略及欣赏这类经过洗炼、净化的理想境界,就如隔着一层薄纱观看虚无缥缈的景物一样,总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虚浮感。《渔家乐》取材的却是生活上实际存在的器物,是渔夫赖以谋生的工具。这几件简单器具蕴含着的是渔家的辛劳勤奋、自足乐天的意义,并不是文人画中“不载渔归只载诗”(元·唐肃《题寒江独钓图》)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

  齐白石的绘画题材非常丰富,除了简单的器物之外,尚有山水、人物、鸟兽、花果、草虫、水族等等,但能够被认为是齐白石艺术最具代表性之标记,便是他画的虾。他的虾笔致简练,浓淡水墨在宣纸上渗化浑然天成,表现出活虾通体透明、栩栩欲动的生态,观赏者无不为之动容。不少有关齐白石艺术的讨论均以他画的虾作说明实例,尤其集中在他的“画虾三变”等技法研究;这亦是解说齐白石最重要的画论“似与不似之间”的常用题材。然而,画虾对于齐白石来说却不纯粹是技法和艺术的课题。齐白石在《自述》中记载少时在家乡星斗塘洗脚,被水里的虾用钳子夹破脚趾头流血,他的父亲却戏谑道:“这是草虾欺侮了我儿啦!”作品《芦虾》上有题识: “五十年前作小娃,绵花为饵钓芦虾。今朝画此头全白,依旧芦茅未着花。”作品钩沉了画家孩提时代纯朴却又带顽皮的童真。我们或可想象当齐白石在画案铺开宣纸,提笔沉思准备画虾的时候,他手上画笔所濡满的不单是物质性的水和墨,而是同时饱蘸着他童年在家乡的温情及纯真。

  齐白石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将他的生活经验陶冶为美感,这经验虽是他个人的,但却能引发观者的共鸣,是因为它存在着一种子人可即可亲的感觉:这感觉并不为时空所规限,而是出自人们对生活事物情趣的普遍性及原始本能的追求。齐白石作品里的一件农具、一只虾、一草一木、一只昆虫……均是他管窥和谐大自然的介体,此中洋溢着他对万物有情的质朴情愫,这正是他的艺术能得到广大认同和赞赏的根源。

  摘自:《收藏拍卖》200612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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