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上）

Posted 2022-12-02 官窑

篇首语：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击败的。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上）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上）

　　——同李辉柄先生商榷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学者在研究课题时经常采用的治学方法之一。然而，读《宋代官窑瓷器》后让人感到，李辉柄先生对“汝窑即汴京官窑”的假设，大胆方面过了头离了谱，而求证方面则显得十分草率。因此，对宋代官窑瓷器所作的结论，让人觉得费解。请看其文章最末部分的结语：

　　宫中传世并保存至今的宋代“官窑”瓷器，其窑口可分为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两类；北宋官窑包括官汝窑、官钧窑；南宋官窑有修内司窑与郊坛窑，凡四种。现在，北宋汝窑、钧窑及南宋郊坛窑遗址已经发现并进行了发掘。所谓的“汴京官窑”即不见文献记载，其地域又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而实为乌有。修内司官窑的存在应是历史事实，宫中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实为修内司官窑瓷器；龙泉大窑、溪口等处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文献中的“哥窑”就是“龙泉哥窑”；“传世官窑”瓷器也就是郊坛官窑瓷器。

　　汝窑是北宋后期建立的第一个“官窑”。据《笔衡》的“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证明北宋后期宫中曾先命汝州烧制贡瓷，而后自置官窑烧造，即所谓的官汝窑。

　　不难看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其名称及所对应的窑口，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有了新的落定：哥窑瓷，一部分划入修内司窑，一部分归入龙泉哥窑；不幸的是“北宋官窑”，宋代文献上明明有“京师自置官窑烧造”的记载，却被李辉柄先生以“既不见文献记载，其地域又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而实为乌有”，一笔勾销，取而代之是距离京师有二、三百公里地的宝丰清凉寺汝窑。

　　《宋代官窑瓷器》出版于1993年。有关李先生上述的两宋官窑论断，学术界持怎样的看法？

　　1995年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经耿宝昌、叶佩兰、白云哲等57位专家集体审定的“官窑”名词解释为：宋代著名瓷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宣和至政和年间，朝廷在汴京自置瓷窑，专烧宫廷用瓷，称为北宋官窑。北宋灭亡，高宗南渡后在杭州置窑于修内司，名为内窑，又称“修内司窑”。后在郊坛下立新窑，名“郊坛下窑”。“修内司窑”在杭州凤凰山下，“郊坛下窑”在杭州乌龟山下。此两窑统称南宋官窑。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及杭州修内司窑的窑址至今均未发现。

　　1998年由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在窑口“汴京官窑”条目中称：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南北之分，北宋后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以后明、清文献多因袭此说。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北宋汴京官窑，按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的观点，窑址在今开封地下，目前未曾发掘，无法取证。但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制御用瓷器的窑口，器物形制与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官窑器形多仿古，釉色为粉青、月白色，釉质晶莹润泽，釉面开片纹，有文献上所描述的紫口铁足特征，底部有支烧痕。另一观点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这也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本文注：据该图典《后记》介绍，“窑口”条目撰写者为冯小琦、李辉柄、于文荣三人。

　　由此获悉，绝大多数专家对“北宋后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的见解仍是明确的，此观点依旧为陶瓷界所公认。尽管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把另一“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的观点也作了反映，尽管这一“另一观点”事实上是少部分人的看法，甚或是因李先生参与了此条目的撰写缘故。但科学探讨总要有一个过程，对有争议的问题不回避，并摆出来，符合学术讨论的公平原则。

　　倘若，李先生仅仅在其《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立异，即使论点难以成立，即使把学术上流行的“宋代官窑三分法”，再作分解，变成“四分法”（如先生结语中的“凡四种”），别人一般没必要说三道四。因为，书中反映的只是作者个人见解，并不能代表学术界。从学术争鸣角度讲，这类书籍多多益善，可开拓大家思路。何况学术领域里有不少成就，系来自质疑中的发现。但是，如此“标新”的观点，要想代表集体研究成果，并在起示范作用的陶瓷专著上成为公论，就应当用事实让同行们认可。可是，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上，李辉柄先生凭借主编地位，就把这“另一观点”，演变成当今学术界的唯一观点，使神圣的学术尊严，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害。

　　　　　　　　一篇妄断臆说的“总论”

　　需要说明，15卷《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当今陶瓷专著中工程浩大、著录瓷器数量最多的一套书籍。遗憾的是在第七卷宋代部分，一篇名为《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的“总论”，以撰写者的主观偏见，封杀了学术界主流观点，又武断地将北宋汴京官窑逐出《中国陶瓷全集》，从而歪曲了中国陶瓷发展史。

　　在此篇“总论”中，撰写者可以凭自己主观愿望，随意变换事实界限，把贡御性质的汝窑提升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专置官窑。既然如此，对同样具有贡御质的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在此篇“总结”中，撰写者可以无视文献记载确切，实物流传有序的事实，以“无窑址印证”为由扼杀北宋官窑。既然如此，对同样难以辨明窑口所在地的哥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在此篇“总论”中，撰写者可以因“我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非指地名”的个人臆想，曲解古文献本义，指鹿为马。既然如此，对曾被北宋朝廷长期垄断的越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

　　李辉柄先生上述不合逻辑的论断，出现在皇皇巨著中，又发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宋代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误。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没有汴京官窑器？院外人士只好以李辉柄先生之言为是了。可是，按《中国古陶瓷图典》“汴京官窑”条目“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制御用瓷器的窑口，器物形制与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字意识读，北京故宫本是该有的，则现在却不见了。所幸台北故宫有清宫旧藏的汴京官窑青瓷25件及南宋官窑青瓷110件，已于1989年都见诸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宋官窑特展》图录，这些两宋官窑器物，它们不会因为李先生的个人观点，便随随便便改了姓；更不会因了李先生的理论，就被逐出历史舞台。

　　李先生否定汴京官窑的论断，引起古陶瓷界舆论的哗然。现摘取著名古陶瓷学家叶喆民先生发表于2002年2月26日中国文物报上的一段文字，以便与读者一齐进行辨析。此文的标题为《河南窑址考察记略（众说纷纭的宋代御用青瓷器——官窑）》：

　　最近更有人进而解释“京师”一词并非地点，而是“朝廷”，断定“北宋官窑即是汝窑”。然而，细读《坦斋笔衡》全文，则在“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句前，还有“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一语，不可忽略。首先，照一般对“京师”一词的理解，多是指地点而言，即首都的旧称。按《公羊传（桓公九年）》的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这一首都的代称沿用已久，人所共知。至于它和朝廷能否视为同义词，则未见有先例可援。既然前文所述的“京师”和“汝州”同属地方名称，前后呼应，而且“自置”与“遂命”含义也不相等，假使“汝窑即是官窑”，则何必费此周折而既自置又敕命？况且宋人文献和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之说，何不直接指名为“官器”？即使在明人笔记内，也多有将此二窑相对评比之论。例如信誉卓著的曹昭《格古要论》也曾具体说明：“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王世懋《窥天外乘》则加以品评说：“宋时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窑次之。”由此观之，在宋、明人心目中，官窑和汝窑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窑器。试想，岂有明人不懂宋人词语，反不如今日外人之善解中国古文之理？何况那些南宋学者对北宋往事的回忆实录，总与千年以后的妄断臆测有着霄壤之别。

　　在对河南窑址考察过程中，我还曾两次到过传为“旧官”即北宋官窑窑址所在的汴京（开封市）。《坦斋笔衡》记载“京师自置窑烧造”，这京师当是指的北宋首都汴梁，而多年来传说官窑即设在宫廷内。这种设置证诸南宋宫廷设有“修内司”，清代宫廷也设有“造办处”，兼司烧造御用瓷器之事，原不足奇。

　　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相应的古汉语知识，李辉柄先生对古籍字义的理解，便同宋人词语原义大相径庭。由此得出，并写在《中国陶瓷全集》上的“官汝窑即是北宋官窑，亦即是汴京官窑”的结论，也就同历史真相南辕北辙得无边无际了。

　　李先生发现，京广铁路以东，历史上缺少唐、宋时期的古窑遗址，他认为，这是缺乏烧瓷原料的表现。进而推断，位于京广铁路以东的开封，同样因“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因此，先生绘制了两张图，一张为河南省煤系露头示意图；一张是标有京广铁路的古陶瓷窑分布图，并于《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演绎成结论。又以此为研究成果，在《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的“总结”上断言：“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址。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先生的上述三段论，在汴梁官窑遗址不易或见情况下，让“北宋官窑不存在”之说，似乎有了证据。

　　然而，先生的此项立论，漏洞太大。姑且不说铁轨两侧各百多公里地域处的瓷土原矿带，是否真有天壤之别，单就推理而言，先生的论述已经不合逻辑。因为，“宋五大名窑，河南占三”，各时期古窑又无数，汴梁起码该有“天势地利人和”之便利才对。再说，京师当时制作的是“经济上不惜工本”的“御用瓷”，凭什么就随随便便没有了瓷土与燃料。

　　无独有偶，亦属我国唐、宋古窑遗址集中地之一的湖南，有一座近百年才红火起来的名窑。醴陵，地处湖南省东部，不但地理方位，就连周边古窑分布及铁轨走向，都与开封在河南所处状况雷同。这座现在被众人誉为“红色官窑”的醴陵窑，据1948年出版的《醴陵县志》记载，该处的制瓷，始于清代雍正年间。“初期生产粗瓷，本世纪初始生产细瓷，并创造釉下五彩新工艺，产品几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均获奖。”（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醴陵窑“不可斗量”的建树，对先生之“没有古瓷窑遗存……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论断，该是极有力的批驳。先生此说的不科学还在于，中国从来没有达到过“全民烧瓷”地步。烧与不烧，通常由地方视产业需要而定，未必同“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相关。

　　先生借铁路“以西”、“以东”论英雄，说明先生对“专置官窑”的认识，对瓷器烧造是门艺术的认识，大概是模糊的。所以，先生对宋徽宗在京师建“艮岳”时所表现出的个人意志及其在瓷器方面的天赋，会置若罔闻，就连汴梁同宝丰都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的如此显见事实，也视而不见。

　　因此，漏缺开封地名的煤系图和标有现代铁轨的古窑图，先生应当重画。最好是读熟了《清明上河图》后再画。出自北宋张择端之手的《清明上河图》，由于作者居住汴梁，加之描绘细腻，乃把徽宗时代的京师风貌尽收眼底。鉴于此，《清明上河图》上繁华似锦的都城景象和550余人物的勃勃朝气，倒是一份可以说明古开封生态环境良好和百姓不愁“木柴与煤”的真凭实据，更是一份可用来探讨“京师自置窑”乃系水到渠成并无任何不可的历史佐证。据图还可推断，莫说北宋官窑“时烧时停”，就是后代各朝烧窑不止，烧造至今，亦不大会出现瓷土或“木柴与煤”之短缺，持这种看法，兴许为许多专家的共识，所以，叶喆民先生在《河南窑址考察记略》一文中，特意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盛会：“例如1984年6月，开封工艺美术公司就曾仿制过一批‘北宋官窑’瓷器，并且举办了‘仿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我在应邀出席期间，曾伴浙江美术学院邓白教授、南京博物院宋伯胤院长、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研究员等人，抽闲到附近几处名胜古迹作片刻之游”。叶先生叙述这段旧事时，似乎很谨慎。他明白，一张嘴，会因记错看错乃至说出错话，“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诗），就意味深长地通报了三位同志姓名。三张嘴三双眼，不至于都看错记错说错，此属“孤证不立”原则的延伸。

　　今年8月8日，笔者应邀参加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讨”报告会，并以《瓷粥罐起始年代探讨》为题作发言。中午用餐恰与郭演仪研究员同席，特就当年开封仿制北宋官窑青瓷一事请教郭先生。郭教授用“貌似神随”四个字，形容他对这批仿官瓷的感受。他还说起冯先铭、李国桢、李知宴、汪庆正、赵青云等共34位专家，应邀也参加了那次由中国轻工业部委托的“仿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研制单位和鉴定委员会部分成员名单），共同为开封用河南当地原料仿制出的“质感效果似宋官窑的产品”作了见证。专家们通过论证，肯定汴京官窑的存在，并对北宋朝廷利用汴梁周边资源在古开封置窑烧瓷的能力，均表示没有疑义。另一位刚到过开封、郑州的专家还告知，如今开封仿官窑产品铺天盖地，这些“汴京官窑”器，不但开封宋都御街古玩店里有，连省会郑州古玩城几乎家家在卖，还辟有“仿北宋官窑瓷”专卖店。价格数百元一件，精品开价一、二千元，但作品都缺失古拙感。

　　由此可知，李辉柄先生显现在手绘图上的“事实”，同历史及现实状况非常不相符。李先生所谓“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之说，纯粹是虚拟的。李先生之所以要形而上学地推断汴梁“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之所以要想方设法把烧造贡御品的汝窑提升成“北宋官窑”，目的只一个，为其立论的“汝窑即汴京官窑”观点，寻找、或者创造理论依据。

　　由于李先生把汝窑同汴京官窑混为一谈，相互矛盾的论点在“总论”中比比皆是，特别在关于官窑概念的论述上，先生始终不能自圆其说，例如：

　　“官窑瓷器严禁民用，而且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事实上，民窑仿官多多。例如鬲式炉、簋式炉、贯耳瓶、琮式瓶等，南宋时龙泉窑曾长期仿造，不仅数量多，窑口之众亦颇为壮观。除以“龙泉仿官瓷”著称的溪口窑外，“龙泉金村、大窑也烧造与郊坛下官窑相类的器物。云和亦有仿官窑器的制品，在赤石坡的仿官器，主要是黑胎，在梓坊有灰青、淡米黄胎。”（《简明陶瓷词典》“官窑”条目）就在李辉柄先生任主编的《中国陶瓷全集》第八卷（宋代南方窑口）上，彩图65、74的南宋粉青釉把杯（图15）与南宋龙泉窑黑胎贯耳瓶（图16），即为典型的龙泉窑仿官瓷：前者见诸于朱伯谦《龙泉窑青瓷》（1998年版），被定性为“龙泉仿官瓷”，此次刊出，湖州市博物馆依旧断其为龙仿官；后者图版说明上，收藏单位浙江省博物馆以同样明白无误的文字告知读者，“在同时期的南宋官窑中也有生产”。面对这样明明白白的客观存在，可总论上还是出现“不得仿造”之谬误，实属不应该。至于“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因字义含糊，不知先生确切所指？如系指官窑，分处南北地域的两宋官窑，顾名思义当为官窑青瓷体系，不然，“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就全没有意义。话到这一层，似乎得设一个假定：假使汴京官窑果真若先生所言是宝丰“汝窑”，那么，“袭故京遗制”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便成了事实上的“南汝”，它同跨地区的宝丰汝窑，形成了有嫡传关系的“汝窑系”。因此，先生还应该为两宋官窑的称谓正名才是，称宝丰汝窑为“北汝”；谓临安修内司窑为“南汝”，这样更科学。如果先生“不得仿造，故不能形成窑系。”实指民窑，那些以龙仿官瓷著称的大窑、金村、溪口等窑场，它们组成的“龙泉窑系”，早为陶瓷界公认。就连先生列为“第二座北宋官窑”的钧窑，在它影响下，宋时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形成一个庞大“钧窑系”，亦同样是历史客观存在的。

　　“官窑生产具有保密性质，弃窑时，需作现场处理。这种弃窑的作法，是官窑独具的一个生要标志，也是考古发掘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且不说“官窑生产具有保密性质”的依据，系来自文献记载抑或先生自己判断！亦不谈后朝明清时期的“官搭民烧”，究意是怎么回事？只想请教先生，当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北宋政权有没有可能，为官窑“保密”，对窑址“作现场处理”？就算窑场处理了，那窑址周围成千上万张活口，基本“保密”需要，又该作何种处理？加上先生眼中“汝窑即北宋官窑”，就是说，在汴京城门将被金兵击破之际，朝廷还务必抽调兵力赶赴清凉寺，为汝窑的“弃窑”“作现场处理”，这合乎情理吗！更妙是，890年前这支宋朝部队，靠什么装备，竟能在往返近千里路上，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倘若按先生“弃窑的作法，是官窑独具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考古发掘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的说法去界定、去思考。迄今找不到遗址的十数处宋代古窑（参见冯先铭《瓷器浅说》），包括《坦斋笔衡》“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中的河北（即河北窑，窑址所在地河南汲县）、唐（即唐邑窑，窑址所在地河南唐河县）、邓（即邓州窑，窑址所在地河南邓县）等，都该属宋代官窑！它们遗迹杳无音信，不正是“官窑独具的一个重要标志”？进而细想是要吓出一身冷汗！假如，元、明、清封建皇朝倒台时，对各自的官窑，都作一番“现场处理”，这烙下累累伤痕的中国瓷器，还能称之谓China？还能代表中国吗？幸好，先生之说实为乌有。不然，中国陶瓷发展史非血迹四溅、支离破碎不可。

　　“官窑瓷器由于专供皇室享用，故均为宫中传世瓷器，宫外偶而见之，亦皆因故由皇室内流出。”假若，汝窑属“北宋官窑”，那么，宋人周辉《清波杂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该句怎样读解？那些等候“供御拣退”后掏钱的北宋买家，同“近尤难得”的南宋欲购者，难道先生能肯定，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否则，“专供皇室享用”岂不成大白话！还有，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述南宋将领张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2年）十月进奉高宗16件汝瓷，这是咋回事？一下子亮出16件，能属“宫外偶而见之”？让人尤为感兴趣是，此16件汝瓷，算不算“官窑瓷器”？答案如果肯定，时年67岁的张俊，藏匿16件汝瓷达50年之久，又平安无事，说明先生“专供皇室享用”论点错误；答案如果否定，即证明汝窑，确为北宋晚期一座贡御性质的民窑。而行伍出身的张俊，之所以不怕，是自恃有功，此功是把自己在当兵时买下的汝瓷，献给了皇上。当然，张俊因此还有功于今人，留下铁证说明先生上述方论全错，不管此项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再有，先生说“汝窑即汴京官窑”，又称“官窑属于非商品制作”，“官窑瓷器严禁民用”。可事实上，汝瓷既可买卖，又可以民用。对于自己的这些论点，先生不觉得与文献记载充满矛盾吗？

　　以上种种，说明先生在“总结”上的学说，很不严谨，多以妄断臆测为理由，鲜有事实根据。

　　　　　　　　汝窑及其所带来的思考

　　世界上许多地方有瓷土，为什么发明瓷器的是中国人？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名瓷、名窑，为什么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后来最出名？上列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但真正要回答完整，却并不容易。我们择其最简单答案是：因为中华民族聪明勤劳；因为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集瓷器大成、又能不断创新。

　　天底下拥有优质制瓷粘土的地方不少，远的不多说，近郊国家就有日本、韩国。韩国于新罗统一时代时，已有很好的灰釉陶。由于中国越州青瓷的输入，使韩国在高丽建国初期出现的青瓷，有了长足进步。12世纪初，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将高丽青瓷与中国古越州窑瓷、新汝窑器相提并论，可见高丽青瓷的制作，于北宋宣和时期已达到很高水准；日本友人对唐、宋、元、明及清代早期的中国瓷器，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那时尚处在尚陶时代；但对于部分清代瓷器，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日本瓷的瓷化度更高。我们亦有这样经验，在分辨中国造，还是日本18世纪仿景德镇五彩或青花瓷器时，除纹饰之外，最快速的鉴别依据有时来自胎骨瓷化度。

　　两千年以来，中国制瓷业五花八门的成就，让世人眼花缭乱。中国瓷器伟大，是因为博大精深：瓷窑遍布大江南北，装饰技法层出不穷；瓷器名品代代辈出，呈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充分显示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有人以为，中国瓷器的胜出，乃是靠了上帝赐于我们一方水土。但是，在对许多古窑及其所出瓷器，作过深入研究后会发觉，上帝并不总是很公平，不少蜚声唐、宋的古窑，它们所持有的瓷土远非人们想象那么完美。而能造出如此精微雅致的瓷器，主要是靠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

　　譬如始烧于中唐、极盛于晚唐时期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它开创的釉下彩绘工艺，对宋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吉州窑的白地褐花以及元、明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就是这么座在晚唐被称为天下第一烧的长沙铜官窑，到了五代却突然间衰落了。它后来不但被同属湖南地的衡山窑、岳州窑和益阳窑所超越，竟然还到了生存难以为继的地步。原因固然多方面，如，受当时战争困挠；定窑白瓷及景德镇青白瓷兴起，缺乏持续有创意的新品种；胎的泥土质量差（在1957年窑址被发现之前，长沙窑瓷曾被一些专家疑为陶制品）等。诸多因素中，后期产品缺少创意和泥料粗劣，显然是重要原因。江郎才尽的长沙窑在沉寂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于清代康熙年间才恢复生产，此时的它，以制陶为主。但从它的兴衰中我们可总结出一点，瓷土上毫无优势可言的长沙窑，由于适时地应用模印贴花及点彩技艺，适时地把诗文题记等书法艺术移植至瓷器装饰、又领先一步创立了釉下彩绘工艺，因而在越窑青瓷同邢窑白瓷占统治地位的唐代，照样可迅速崛起，并有效地把产品推向全国与海外，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瓷窑。这是一方水土培育一方人的结果。长沙窑凭借自身难能的多种创新，谱写了陶瓷史上极具激情的篇章。同时，又以被历史淘汰的无情事实，讲述了名窑的艰辛和时代的进步。

　　汝窑的兴衰，及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又何尝不是呢？在众多创下“天下第一烧”的名窑中，最让人瞩目的应该是汝窑。北宋晚期，造瓷历史较短的这位后起之秀，由于借鉴越窑，耀州窑和岳州窑的工艺之长，又以玛瑙入釉，成功地烧制出天青釉瓷。

　　天青釉，相传为周世宗柴氏时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这便是迷人的柴窑。然而，历史上的柴窑及“雨过天青”颜色，惟见明代时有记述，“而成器者不复见矣。”可汝窑，不只以传世70余件器物证明了自己业绩，尤以新近面世的无数青釉瓷片，展示自身在釉、胎及盛衰兴替上的奥秘。

　　有关汝窑青瓷的玛瑙釉特征，笔者在《解读汝窑青瓷》（《收藏家》总77期）一文中，曾作过如下呈述：

　　汝瓷釉面的光泽，不如官、哥瓷晶莹，更逊于龙泉青瓷，与同为贡御性质并亦为出土的定瓷、龙泉瓷标本作比较，汝釉的光泽度，大抵只及后者三分之一略强。这说明，玛瑙入釉，致汝釉的玻化程度及釉质的抗腐蚀性均有所下降。反过来则说明，缺乏明显玻璃质感，是玛瑙为釉的一个重特征；

　　汝窑瓷片的断面，肉眼可见许多气泡嵌在釉层的中、下方。用放大镜于釉面上观察，中层的这些气泡，于釉层内呈稀疏的星辰状，大的如星斗。但是，蕴藏在釉层最底下的另一部分气泡，从釉面上则很难透见。汝瓷在其紧靠胎体的釉层间，有一排肉眼可见的大小气泡，这类同宋龙泉、南宋官窑等青瓷体系釉内气泡排列有异的景象，属玛瑙釉为釉的又一特征。同时表明，玛瑙的粘度很强，以致釉内与胎体中的空气，在烧制过程中无法正常溢出，较多的被封闭在釉的下层；

　　由于玛瑙的加入，釉子的粘性骤然增强，降低了釉料在溶融时的正常流动，使得釉面自行修补厚薄不匀的过程受阻……

　　汝窑的胎，亦同样别具一格；

　　汝窑青瓷的胎体，普遍较厚，与同类器型的定窑白瓷比照，前者胎体厚度，普遍为后者1至2倍；

　　汝瓷的胎骨，以香灰色为主，该色类似燃过后的香灰，于浅灰中微微闪黄。另有少量汝瓷的胎骨呈土灰色或灰白色；

　　汝瓷的胎质，明显疏松，远不及同时代的越瓷、定瓷、龙泉瓷来得坚致，手感亦相对较轻，特别其胎骨断面，缺乏瓷器通常应有的玻璃相；

　　……再从胎质干枯发涩及出现较多间隙等现象来看，汝瓷坯泥的成份存在着某些先天失调该是确切的。考虑到长石与绢云母的特点为高温下粘度大、熔融范围宽，能促成瓷化并提供足够的玻璃相，而石英起减粘作用，过多的石英不利于熔融。因而可以断定，汝瓷胎泥中的长石及绢云母不足，或者石英过量，是造成其瓷化不良的主因。由此还可以断定，正是地域性的土质原因，才使烧成后的汝胎，近似陶胎；也正由于汝州清凉寺的坯泥存在这一先天性不足，为质量计宜，汝官窑的瓷胎，才被宋代汝州人做得格外地厚实，以此弥补瓷骨粘结度及强度之不逮。

　　写于2002年初的上述文字，系凭传统“眼学”观察所获，唯缺少科技测试依据。以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陶光仪、阮美玲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袁海清四位研究员，在论文《汝官窑的颜色、质感、斜开片及蚀斑的形成原因》（郭景坤主编《2002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讲座会论文集》）中所列举的测试数据：

　　“有的文章说汝官窑胎质致密，但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多数汝官窑胎有不同程度的微生烧，断面干涩而没有玻璃光泽，有时还可看到大大小小的空洞和断层，有明显吸红现象，特别是月白和粉青更甚，而北宋临汝窑、钧窑、耀州窑及南宋龙泉白胎青瓷则基本不吸红。造成汝官窑胎微生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胎釉配方不匹配，其二是当时偏爱玉质感釉。汝官窑胎的AL203含量介于26%——31%之间。这种高铝低硅质胎至少要烧到1300℃才能完成致密化，但汝官窑釉属于高石灰釉，烧成温度不能超过1220℃，如超过这个温度，就不会得到玉质感，同时釉要流淌，为了迁就釉，胎就不能完全致密化。”

　　“显微结构大致有下面四种类型：1、烧成温度为1050℃——1100℃的月白釉呈完全失透感；2、烧成温度介于1100℃——1200℃的粉青釉呈玉质感——未熔釉料和钙长石比完全失透感的釉明显减少，但气泡没有明显减少；3、烧成温度为1200℃——1230℃的天青釉开始出现玻璃质感——钙长石比玉质感釉明显减少；4、烧成温度超过1250℃的釉出现较强玻璃质感——釉已完全玻化，钙长石和云雾状物基本消失。”

　　“新仿汝窑的配方和烧造工艺同古代不完全一样，胎釉化学组成和汝官窑存在明显差别，另外，胎的致密化度，纹片形态以及釉色、质感等外观特征方面也有明显差别，两者不难鉴别。”

　　仪器测得的结果表明，笔者前述的目鉴基本正确。同时，还印证了当时为之捏一把汗，临到投稿时仍犹豫再三的一段文字：“以几滴天然水，通过测试瓷骨断面的吸水性，亦能起到区分真假汝官瓷的效果……”（《收藏家》总77期）而这些目鉴的内容，因涉及到历代文献“一概不提”的汝胎，理当特别慎重。可是，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忠实“本相”的标本，倾其胎、釉所承载的显性与隐性的历史信息，昭示了汝窑在宋时的盛衰演变轨迹：“玛瑙入釉”的确有许多独到之处，最显殊是釉泽精光内蕴（系釉内大气泡折光反射之故）和釉呈幽玄静谧的青蓝色。这是北宋汝窑当初成名所在。然而，对于“至少要烧到1300℃才能完成致密化”的胎来讲，代价同样巨大。为“迁就釉，胎就不能完全致密化”。因而，质地干枯发涩、似陶非陶的汝窑，终因“胎釉配方不匹配”，烧造只“约20年”时间，便被汴梁官窑取代。这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在陶瓷史上的重演。　

　　关于汝胎，为何历代文献“一概不提”？估计古代人虽有惑，无奈受科技制约，始终不详其成因。其实，以“眼见为实”论瓷胎，汝胎现象并不为怪，中国有不少古瓷，凭仗泥坯，原本是难以成就一代名瓷的。诸如在胎釉间常需敷一层化妆土的邢窑；坯泥烧结后呈半瓷半陶的潮州窑；瓷质颇粗糙的建窑、磁州窑；还有在传统一元配方制胎基础上作改良，“最早采用二元配方制造出黑胎青瓷的南宋官窑”等等。正是各方人的智慧，才把这火与土的瓷器艺术不断地推向高峰，成就一个又一个特定时代的极致。而釉色最先达到雨过天青蔚蓝境界的汝窑，是其中一颗特别耀眼、璀璨的青瓷之珠，它的艺术光辉，与天地共存。

　　还应当说，汝窑是在优胜劣汰竞争中败北的。持这个观点基于两方面事实：其一，同时期汝州张公巷汝窑、汝州文庙汝窑的青瓷胎体，瓷化程度大致较好，不同于清凉寺汝窑。尽管釉色以豆绿及碗豆青为主，全没了天青色或天蓝色，成了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称的“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的这类器物。但从中反馈了来自宝丰周边窑口的烧造信息：在制瓷匠师们的眼里，牺牲胎体粘结度及强度的做法，未必真正可取。其二，两宋时的其它南北青瓷窑场，比如龙泉窑、临汝窑等，没在一座窑口将玛瑙引入釉内。既然天下烧瓷人尽知“汝窑为魁”，为什么当时及其后，没有紧跟者，包括两宋的三个官窑。内中原委，不尽是原料和技术难度缘故。可想而知，追求产品质量与实用性，当是维系窑场生存和立足诚信的首要考虑。

　　只要竞争，就会有失败者。成功与失败是相对的，由此得到的技术更新和制瓷业上的快速发展，才是永恒的。例如始烧于北宋元丰年间的龙泉窑，它“是以越窑的终点为起点的”。但越窑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制瓷技术的消歇”，相反，涌入龙泉的这种“制瓷技术的迁移”，使千年越窑的传统制瓷工艺，在新的生产环境里，又得到更有效延续（龙泉窑烧造至清，有七百多年历史）。从龙泉青瓷于北宋晚期初创时的釉薄、开片，至南宋时期迅速“达到青釉史的高峰”，成功地烧成了粉青釉与梅子青釉”（《中国古陶瓷图典》）这个典型事例上，我们可以领悟到烧瓷上所谓成功与失败的真正含义。以史为鉴，对于官窑取代汝窑、汝窑替代定窑，以及定窑代替邢窑的这类在古代窑口经常出现的此消彼长现象，也就容易理解了。中国制瓷业之所以繁荣昌盛，就因为各时期的名品争艳斗奇，又时时推陈出新；就因为不断有窑场达到一个个新的历史高度，又不断有窑口从一个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

　　再仔细品味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句，可发觉失败名单上不单有定，还有不及“汝窑为魁”的“唐、邓、耀州”，甚至有江南初具规模的“龙泉县窑”。

　　有目共睹，在诸多的青瓷窑口中，汝窑确实技艺超群。比如圈足，比如支烧痕，汝窑虽说借鉴越窑、耀州和岳州窑工艺，但从其圈足外卷时的优美弧线及底部支痕细小挣钉、形如芝麻状所反映出的心痕手迹，汝窑这位宋时出生的小弟，比起汉唐已见名传的三位大哥，显然已是技高一筹。再裹足满釉，通体青一色，加上釉呈失透状，致深不可测、欲看不透，汝窑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赢得宫廷青睐实属必然。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失宠萧墙之何在？《笔衡》没明说，想必受用者自明。则下面的“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似乎是暗示，赵佶于置窑前，曾看好浙江龙泉窑，因虑其远在“处州”，且“质颇粗厚”，才作罢。如此看来，汝釉的不亮不透，汝胎的粗厚久烧，尤其断面干枯发涩，徽宗不可能不作计较。这计较，当然是在使用或玩赏过程中，从不经意间从破损处，由察觉至深究，慢慢转变而来。再说，汝窑自待诏供奉以来，多用一些圆器贡御，这些既通俗又较划一的器形，十数年下来，是会让博雅好古的皇上看腻的。加之窑场距京师显得亦稍远了些，于朝廷征集和皇室的享用，多有不便。于是政和间，就有了官窑兴、汝窑跌入低谷的故事。

　　宋徽宗是一位极具造诣的皇帝，擅长书画又格外痴迷石头，以至有史评家认定是“花石纲”，导致北宋王朝的倾覆。比如，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僚郝经曾云：“自古中原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郝经的诗句，兴许带些政治偏见，可赵佶迷恋三样石头确有史实：玩得最疯狂数“奇石”；玩得最典雅属“玉石”；玩得最长久系“瓷石。在位期间，瓷之进贡者计有定窑、建窑、汝窑、钧窑，最末，徽宗干脆自烧之，名曰官窑。对于这样一位玩瓷大家，对于这样一位开启了制瓷史上“专置官窑”先河的皇帝，他不懂得汝窑品质上的优与劣，显然是我们过于天真。（待续）

传统文化 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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