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Posted 2022-12-02 青瓷

篇首语：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东亚古代瓷业的发展中，高丽青瓷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生产最早、质量最优的青瓷。因而，它在世界瓷业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亦享极高盛誉。据南宋《袖中锦》刊载，当时被南宋誉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记有“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

　　在此时期，作为瓷器故乡的中国，制瓷业生产正进入空前蓬勃发展的两宋繁荣时期，新兴窑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创建，名窑名瓷不断涌现，新生的瓷窑体系亦一批批形成。然而正在此时，作为瓷器发祥地的中国却赞颂“高丽秘色”“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中国人在南宋古文献中的这种称颂，应是对高丽青瓷中世纪高峰发展期真实面貌的如实记载。

　　优美怡人的高丽青瓷，是高丽陶工学习了中国制瓷工艺后的创造，它是高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为研究两国陶瓷工艺的交流和升华，本文想就中国青瓷和高丽青瓷的关系谈点看法，高丽青瓷和越窑、汝窑的关系古文献中曾有记载，而将耀州窑和高丽青瓷联系在一起的想法，产生在1985年，当时自己从耀州窑遗址发掘出五代天青釉和唐代青釉白彩瓷，曾将此想法告诉过一些学者，还给西北大学和台湾刘良佑先生的学生讲课时谈论过，但一直未能写出文章，1997年受韩国美术研究所之邀，曾就耀瓷和高丽青瓷的关系写了一篇探讨性文章，登载于次年该所出版的《美术史论坛》第7期上。

　　近几年盛蒙韩国留台的李恩敬和留学北京大学的金英美帮助，又看到一些高丽青瓷的资料，对此问题增加了认识，想在此再谈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高丽青瓷的渊源与发展

　　从考古资料得知，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远古时期的新石欺时代，该半岛的先民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生产的半球形和大口深腹圜底红陶钵，往往采用篦纹和附加堆纹进行装饰。进入青铜时代，红陶多为素面，有平底罐和圜底釜，又出现了彩陶和黑陶，器物种类增加了圜底壶和长颈壶。进入公元初，半岛形成了高勾丽、新罗、百济并雄的三国时代，受到战国秦汉灰陶、瓦当和原始瓷器的影响。此时亦生产灰陶瓦当和褐绿色陶器。此时的陶器很多用作墓葬陪葬品，出现了一些象生的雕塑品，如女俑和骑马武士俑之类，带有鲜明的古坟文化性质。到了7世纪，半岛成为新罗统一的时代，在中国的影响下开发了低温绿色铅釉和初期的高温石灰釉瓷。

　　新罗王朝曾派出佛教僧侣（留学僧）和学者（留学生）到中国唐朝修学。有不少新罗人亦到唐朝来定居，还在中国的居留地建起“新罗坊”。在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使半岛的瓷器生产得以萌芽。八世纪新罗衰微，分裂为新罗、后百济、泰奉后三国，但所奉行的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的政策则继续进行。

　　九世纪初，海将张保皋进而从中国招聘生产瓷器的工匠，使之移居到新罗专门从事陶器生产。这些迁居新罗的制瓷工匠，为朝鲜半岛带来了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此时引进的中国先进制瓷工艺，与当地传统的古陶艺相结合，开始了半岛青瓷器的制作。约在9世纪后半叶，新罗已烧制出与唐代玉壁底造型相似的青瓷器，它为日后高丽青瓷的创烧和鼎盛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应是高丽青瓷的起源和预备期。

　　公元918年，后三国泰奉的侍卫王建自立为王，定都开城，国号高丽，于936年同意了半岛，是为高丽王朝，直至1392年灭亡，为时474年。在此四百多年中，高丽王朝烧造出举世闻名的高丽青瓷，为世界瓷器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高丽青瓷的发展历程，根据郑良谟先生研究大体可分为初期、发展成熟期、鼎盛期、衰退期四个大阶段。

　　1、初期（10世纪）：此阶段高丽青瓷的生产，接续了9世纪新罗时期的青瓷工艺。烧造的青瓷有两种型式。一种形式为类似中国越窑晚唐时期的器型，称为“玉璧底青瓷”，其造型为敞口、浅腹、缓斜壁、圈足大而矮。是“釉色漂亮、胎质致密、瓷化好”的优质青瓷。另一种形式为敞口、深腹、急倾斜壁，小圈足造型，胎粗松，釉色青绿偏灰，称之为“绿青瓷”，是民间用的粗青瓷。

　　2、发展成熟期（11世纪）：此阶段是高丽青瓷工艺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正是北宋的陶瓷艺术空前繁荣发展，各名窑辈出，以不同品种和风格见长的各个窑系逐渐形成之成。当时的高丽国在抵御契约侵扰的同时，大力兴办教育，振兴文化艺术，也加强了和宋朝的文化科技交流，优秀的北宋陶瓷艺术对高丽青瓷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日后高丽青瓷的飞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发展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1世纪中期前段的高丽青瓷，制作提高，出现了花口和口沿外翻的碗盘，器壁由原来的斜腹变为弧腹，圈足日渐变窄，开始流行阴线刻划、印花、铁花和堆花，纹饰以唐草和水波纹为多，亦有鹦鹉纹。

　　11世纪中期以后，高丽青瓷制作技术成熟，胎土呈浅灰色，含铁量减少。釉呈半透明状的青绿色，釉中气泡多。器物造型曲线柔和，由中国式样逐步向本土高丽式样变化。装饰手法中镶嵌纹样逐步增多，阳刻和阴刻线条都较犀利。在纹样图案中以菊花唐草纹为主，但开始出现了折枝花和云鹤纹。　　3、鼎盛期（12—13世纪前半期）：高丽青瓷鼎盛发展期长达130多年，其中又可分为前期的纯青瓷鼎盛期和后期的镶嵌青瓷鼎盛期两阶段。纯青瓷鼎盛期，是在12世纪前50年。此时高丽青瓷的发展状况，曾被宋徽宗宣和五年派往高丽的使者徐兢所目睹，并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此时的青瓷，青釉釉层较薄，呈翡翠般绿色，釉呈半透明状，内含大量的微小气泡。在装饰手法上有素面、阴刻、阳刻、象生造型等。图案由以前的满地装，向主纹和从属纹相结合的方向发展。青瓷纹样几乎不见此前的菊花唐草纹，出现了牧丹唐草、宝相唐草、莲花唐草和相同内容的折枝花等。同时镶嵌手法有所发展，由此前的粗糙工艺变得精湛，除用作从属纹饰外，也以折枝花的形式单独出现。此外还采用了青釉下绘红彩、绘黑彩、画金、堆白等装饰手法，上述装饰方法还往往结合起来使用。

　　镶嵌青瓷的鼎盛期，是在12世纪后50年至13世纪20年代。此时的高丽瓷以镶嵌青瓷为主迅速发展。此种镶嵌工艺，是先在器胎上划出阴纹，再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最后施釉烧成。烧出的镶嵌填彩呈现出黑色和白色的花纹。与绘画花纹相比，工艺费时费工，但花纹的立体感较强，是高丽陶工在世界瓷器史上的一个贡献。鼎盛期的这种高丽镶嵌青瓷，青釉透明度强，以亮丽为特征，因釉的硬度大，使器表出现了大量的开片。纹样则由此前的写实性逐渐转向程式化和图案化。在大量采用镶嵌装饰手法的同时，还配合采用了绘红彩、绘黑彩、堆白等装饰手法。在釉色、纹样和器物造型方面，都已由原来的中国式样变化为高丽式样。

　　4、衰退期（13世纪中期以后）：亦可分为三个阶段，但总起来看此时的高丽青瓷日渐衰退，这种衰退主要表现为工艺水平上的粗糙。器胎粗劣，且有黑色杂质；青釉不纯正，往往呈褐、黄色；造型厚重，修坯不精细；纹饰结构和装饰手法改变，主体镶嵌纹样日减，再从辅助镶嵌纹样增多发展到押花印花纹样，这种押印花成为日后李朝印花技法的渊源。

　　通过以上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简略论述，可以看出它的产生和发展，除其本土的条件的因素外，曾经与中国的瓷业有很大的关系。笔者在学习和初步研究高丽青瓷的过程中发现，对高丽青瓷有过影响的中国瓷窑较多，目前可看出的有越窑、定窑、汝窑、耀州窑、磁州窑、修武窑、吉州窑等。这些瓷窑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高丽青瓷起到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越窑、汝窑、耀州窑三个青瓷窑场。

　　二、越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述了他在高丽的见闻。在该书卷三·十二器皿条中载有：“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樽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陶炉，狁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在此段记述中，徐兢明确指出高丽青瓷和定窑、越窑、汝窑有密切关系。关于与定窑的关系，他指出“其酒樽之状如瓜”和“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情况谈的很明确，此处不再论述。值得研究的是“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的一段记述。我们在此将该文字记载前后换个次序。这段话的文意就成了：除酒樽和陶炉是仿照定窑制度外，“其余”的高丽青瓷“则大概相类”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此文献记载表明，处于纯青瓷鼎盛期的高丽青瓷与越窑和汝窑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要了解中国和高丽瓷业的工艺技术交流，首先需要研究越窑和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

　　相类的青瓷色釉：越州秘色瓷具有青绿纯净的“千峰翠色”。高丽青瓷在学习“越州古秘色”的过程中，所烧的青瓷色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初期釉色青中偏黄褐，进而青中偏灰。到成熟期，釉呈半透明的青绿色，其色调与越窑秘色和接近，但透明度比越窑要好。到其鼎盛期，所烧青瓷的釉色从青绿变为偏兰的天青色，与越州秘色瓷釉有了区别。

　　相类的装饰手法：越窑秘色瓷是以“类玉”、“似冰”优美滋润的瓷釉见长，曾被中国上层统治者和文人推崇备至。在晚唐、五代一些著名诗人的笔下被称为“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都是赞扬秘色瓷的青釉。正因为如此，越窑的秘色瓷以素面为多，以便突出造型和青釉的优美。然而其中也采用了一些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其装饰手法有贴塑、划花、透雕、象生雕塑、金饰等。

　　相类似的装饰手法也被高丽青瓷所采用。特别是划花，在高丽青瓷中被称为阴线刻花，在11—12世纪曾被广泛运用。相类的纹样图案：越窑青瓷在唐五代和宋初的器物上曾装饰有不少纹样图案。所见的纹样有莲瓣、缠枝忍冬（唐草）、水波、鹦鹉、缠枝菊、宝相花等等。这些纹样图案在高丽青瓷上也同样被采用。通过以上比较，可清楚看出，越窑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才有了高丽青瓷和“越州古秘色……大概相类”的记述。

　　三、汝窑和高丽青瓷的关系

　　汝窑是北宋时著名的青瓷窑。南宋叶的《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在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以汝窑为首位。徐兢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叙了他所见的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表明汝窑青瓷曾高丽青瓷的生产有过很大的影响。

　　汝窑在徐兢的书中被称作“汝州新窑器”，为此给后人留下了疑问，使人们怀疑在“新窑器”之外是否还有个“旧窑器”。其实。仔细阅读徐兢书中的这段话就不难发现，他所指的“汝州新窑器”是与“越州古秘色”相对而言的词句，在此“新”所对的不是旧，而是“古”，是对比形容越州窑和汝窑烧瓷的时间差距而言。徐兢写书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而越窑秘色瓷生产是在晚唐五代宋初，距宋宣和年间已有200多年，所以用了“越州古秘色”之说。而汝窑奉宫中之命烧制淡天青釉汝瓷的时间。

　　陈万里先生考证“是从哲宗元佑元年到崇宁四年（1086—1105年）”。叶喆民先生考证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佑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即哲宗、徽宗时期”。两种考证虽有区别，但都认为是哲宗元佑元年奉命烧制御用淡天青釉汝瓷的，期间距徐兢写书的时间也仅有38年，因此他才用“汝州新窑器”来称呼这种与高丽青瓷相类的淡天青汝瓷。当然，在奉命烧制淡天青汝瓷之前，其地就已经有了窑场，烧制一些民用白瓷和青瓷，而奉烧之汝窑是在其基础上兴建起来的。

　　汝瓷的发展，接受了越窑秘色和耀州窑淡青釉的影响，同时与禹县和汝州钧窑中的天兰乳浊釉有密切的关系。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融汇上述名窑之长，烧出了“内有玛瑙为釉”的优美青瓷，汝窑青瓷多呈淡天青色，釉层均匀较薄，釉质滋润，带有玉质的半乳浊状，多有细碎开片纹，开片往往呈鱼鳞状，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到“廖若晨星”般稀疏明亮的大气泡。这种淡天青釉对高丽青瓷的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只要观察不同时期的高丽青瓷就回发现，其青釉的色调前后有着明显的变化。11世纪中期以前，高丽青瓷的色调青中多偏绿；在此以后的青瓷色调，则呈现出一种天青和淡天青色，这种青瓷色调给人一种安详、平静、淡雅、柔和的气韵，很符合高丽民族的审美意识。不仅被高丽青瓷快速引进和推广，而且在此种青瓷釉的基础上，高丽青瓷的发展得以升华飞跃，在12和13世纪烧造出具有高丽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优美瓷器。

　　另外，汝窑采用的满釉裹足和支钉烧的方法也影响了高丽青瓷。汝窑的支钉细小如芝麻粒，支钉痕数量多见三、五个，少见六个。高丽青瓷初期采用了越窑的泥条和锯齿形支烧具，烧成后遗留的支烧痕较大，影响了器物的美观。后又受耀州窑的影响，采用三角支垫；

　　到11世纪晚期学习了汝窑，使支钉痕变得相当细小。

　　11世纪晚期以后，高丽青瓷在器物造型上也有一些与汝窑“相类”的器物，如铜锣形瓷碟和盘，四曲倭角台式套盒，花口深腹注碗等，都是仿照汝窑器制作的青瓷器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丽青瓷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汝窑的很大影响。此影响与越窑的影响相比，出现的较晚。但因正处在高丽青瓷鼎盛发展的前夕，汝窑的特点与高丽民族的心理素质又相吻合，所以影响力度相当大，进而更将此种影响融入高丽陶瓷文化之中，成为高丽民族的一种传统特色。

传统文化 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传统文化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