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变革年代的多元选择

Posted 2022-12-02 光绪

篇首语：不怕学不成，就怕心不诚。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变革年代的多元选择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变革年代的多元选择

　　甲午、庚子之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朝廷和政治精英选择了多种的变革道路，如堆新运动、排外拒变、立宪运动、清末新政、民主革命等，期望振兴中国。面对不断变换的局势。清廷及上层官僚的应变心态和应变对策慢慢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关键词：清廷；上层官吏；应变心态；对策；清末

　　对于清末社会道路地选择和各种社会思潮的起落，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颇多，对于此时清廷个体官僚尤其朝廷重臣的研究从解放后就一直不断，可谓是汗牛充栋，在此不作赘述。群体的研究也颇多，但是多注重派别来展开，对于清廷及其上层官僚这一国家政治结构重中之重的部分作为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对于这部分人面对清末这许多形势变化的应变心态和对策有着综合分析文章却还没有看到。本文不揣浅薄，做一尝试。

　　鸦片战争后，清廷一步一步的沦为列强鱼肉中国的工具。甲午海战后，政治危机进一步激化，面对空前的危机，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做出了一些改革，主要如下：一，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从惨败的震惊中开始认识到清军军事体制的腐败、落后，纷纷交章议奏练兵之策，要求采用西法，创练新式军队。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从战败中认识到日本“专用西法取胜”，痛感自身军制守旧，有如“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决心仿照西法，改革军制，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１８９４年冬开始，由胡燏菜在天津编练新军，《马关条约》签订后，改由袁世凯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是清王朝为拯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救时之策”。其本意是试图通过改革旧有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借以对外与帝国主义列强稍事对抗周旋，对内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用新型的武装力量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因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从１９０４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至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前夕，全国共编练新军１４个镇１８个协４个标又一禁卫军，约１７万余人。二、整顿财政。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约８０００余万两，仅军饷、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出７０００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２０００余万两，尚短一千数百万两。为了弥补巨额亏空，清政府提出了“裁革陋规，严剔中饱”此外，还决定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于１８９８年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三是派遣留学生。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受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急中拯救出来。新军的出世，不仅没能保住清王朝，反而是武昌起义南方新军揭竿而起，北方新军逼宫相迫，清王朝苦心孤诣培养的保卫者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而编练新军对于袁世凯个人的腾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清末民初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袁世凯自此步步高升，但是身为上层官僚的他并没有把新军的训练看做保卫清王朝的武器，而是把新军训练成了自己的军队，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清政府倾国库所有，全力支持北洋新军。本想借此控制一支拱卫畿辅的威慑力量，达到强干弱枝，江山永固的目的，却又给袁世凯为首得北洋军阀集团创造了合法的土壤和条件，使袁世凯得以乘机扩张个人势力，“隐持朝政”，并最终以逼宫的形式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顿财政对于巨额的赔款和赤字来说，杯水车薪，派遣的留学生后来都走到了清政府愿望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其统治危机。

　　光绪作为清朝皇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自然不甘心清朝覆亡在他的手上，力图改革，康梁等人的出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清政府的守旧势力依然很强大。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发动政变，共１０３天，史称“百日维新”。其实，慈禧太后本意并不反对“戊戌变法”，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与支托维新运动是不会变成如此有声有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陈夔龙称：“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园返京。”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只是“阶级内的内部冲突”，他们都是属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其目标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仅仅是巩固的理念稍有不同而已。戊戌变法本想为清王朝找到航向，但“由于传统的力量委实坚固，一旦改革真的从传统的夹缝中打开一条通路，改革本身却又犹如一条脱缰的野马，恣意驰骋，于是改革便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没有能从根本上为清王朝找到一条发展的坦途，反而使清政府因改革而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中”。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奉行了一条温和的自强革新路线，不允许这么激进的改革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当光绪亲政后。他在试图变法的同时极力削弱慈禧太后的权势，以确立自己的权力中心，而慈禧太后希望光绪继续做傀儡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又发生了谣传光绪、康有为密谋举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又言之凿凿地向太后告密等事件。造成了慈禧太后对光绪和康有为等恨之入骨。“所以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如绷紧而即刻可断的发丝，只要听一点风声，不要太多的证据，即刻会出大事”。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旧派，她总体上是倾向于缓进变革，但这样的变革首先要服从和服务于她的专制统治的需要，她残酷地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反映。

　　作为上层官僚的地方大员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在变法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鉌也比较热心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无疑他们心中有数，知道实权还把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他们虽也关心民族的危亡，但是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谭二人，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并不反对变法，１８９８年９月初维新变法达到高潮时，李鸿章还向光绪帝上过一折，提出应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他认为“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索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完善。”“惟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另行详议具奏。庶名虽改而实犹存，不致冒昧从事。致滋贻误。”由此可见，直到此时。李鸿章也不反对变法，而是要使变法切合实际，周善可行。但光绪皇帝不仅没有理睬反而将其免职，于是。李鸿章从保护李氏家族和维护淮军集团根本利益的目标出发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发生了本质变化。他曾暗中唆使儿女亲家、始终顽固反对变法的御史杨崇伊，使用各种官场权谋试图扳倒死敌张荫桓。至天津密谋“政变”和出面奏请慈禧太后“训政”。１８９９年奉命署理两广总督时的主要任务是到康梁的家乡去抓捕维新党人。张之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痛心疾首具折上奏，呈请朝廷“一变旧法”，提出了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求商务工政、派游历人员等９条建议。从甲午战后到戊戌政变前。他先后向清廷举荐梁启超等数十名思想开明、通洋务、懂西学的新派人士。但当北京强学会被清廷查封后。张之洞为明哲保身，“恐忤廷逆”解散了上海强学会。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废弃新政，大肆镇压维新派时，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为表示效忠慈禧太后，便公开与维新派划清政治界线，他公开表示“深恶康党”，并电请总署致函日本政府驱逐流亡的康、梁。并诬蔑维新派为“群奸”、“邪教”。“鼓励”顽固派加紧镇压“异端逆党”。袁世凯１８９５年８月在《遵奉面谕拟条陈呈》中云：“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日本幅员仅敌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彼之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油于拘导旧规，罔思改辙”。１８９７年德国侵入胶州湾事件后，他又云：“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但是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夜访“说袁勤王”。谭走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想的已不在是该不该变法。而是权衡投靠帝党和后党哪一边于己有利。最终。袁世凯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驱使下出卖了维新派。戊戌变法以慈禧举起屠刀、光绪被囚、康梁外逃而结束。

　　之后庚子事变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反省，慈禧在西逃途中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还坦言“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研慈禧对其不顾大局。利用义和团发泄对洋人仇恨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字里行间也蕴含着对自己施政失败的懊丧。在“西狩”途中。慈禧还感到有愧于光绪帝。胡思敬曾言：“庚子西巡以后。孝钦深自引咎，内惭其子。”慈禧在“西狩”途中，从《辛丑条约》的内容中，认识到庚子年所作所为产生的巨大而恶劣的后果。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补救，“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庚子之变使慈禧内心中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变法愿望，成了新政重要的诱导因素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命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及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撵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然后再“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统治集团内部在立宪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期间，御史刘汝骥便上奏公开反对立宪，说：“查近今之政治家，其论国体也有三：日君主。日民主。日君民共主。其论国政也亦有三：日专制，日立宪，或日共和立宪。大致在抑君权以长民权。自其表现观之，专制之不若共和，夫人而知之矣。虽然君子之谋国也，必先究其病之根源。以为下药之次序。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我则官教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知立宪之利，而不知立宪之害，彼日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日立宪、立宪！是犹之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乌堇猛烈之剂也，奚其可？且夫立宪之说行之彼国，犹利害相兼者也，施之我国，则有百害而无利。”另一御史赵炳麟则自呈早就主张立宪，吹嘘自己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便“进呈防乱论吁求立宪”，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又“条陈国本请考察宪政”。自诩是一位主张立宪的老前辈，但他在奏折中的言论却明显的表露出了反对立宪的真正意图，他说：“夫立宪本欲尊君，而其弊乃至陵君；立宪本欲保民，而其弊乃至虐民，此所谓大臣专制政体也。民不堪其虐，揭竿起事，海外会党而利用之，必有更宪法伸民权为名，阴行其革命之术者。兴言及此，臣为中国危，臣为民生恸矣。”他谈宪色变，将立宪几乎等同于革命，几乎相当于犯上作乱涂炭生民的暴政。当然，是必须严加防范的。清廷“预备立宪”的上谕颁布后，仍有大臣坚决反对立宪，比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文海、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麒德和内阁中书王宝田就是其中的典型，麒德是宗室，他指斥所谓立宪，只不过是袭外国之“皮毛”，对“现行新政”毫无“裨益”，反而将“旧有典章概从废弃，甚非计之得也。”这些人此唱彼和，其主调不外乎是要求全面否定立宪。但是，如此僵硬固执的人终究是少数。

　　地方大员对于清政府要实施新政是什么态度呢，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例，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撵行新政”由于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做出积极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还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这次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又使他心中产生了疑虑。王电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官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张之洞对王氏传来的信息颇感疑惑不解，接着又询问鹿传霖，鹿传霖认为朝廷对变法充满诚意，但是要注意所提改革力度。以免授人以柄。也许是鹿传霖的忠告提醒了张之洞，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是此后一方面，不急于复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于是便有了各省督抚联衔上奏的动议。后来时局的变化使这一动议没有实行，而是各省单独上奏，之后刘坤一、张之洞两人联合发出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奏折，奏折中也没有超出“上谕”所划定的大框框。这些老于宦场的官僚们，也在窥测形式，不敢触及封建国家根本体制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张之洞思想较为激进，他不仅主张“大变西法”。甚至还提出了“仿行”西方议院和“公举”各级官员的思想。有人称这是他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但作为主稿者，他并没有把这些思想都写进江楚会奏折。（历史论文 www.cha138.com）很明显，一方面想改革，但是在舍身倡导彻底改革与保全自身利益的选择上，他选择了后者。当时朝廷大员中比较开明的张之洞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统治者不具备统领中国摆脱亡国灭种以致走向繁荣富强应有的才能；另一方面，上层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鲜有敢直言彻底改革者。这样的新政。必然走向失败。

　　在清末新政立宪过程中，面对民众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清廷的办法就是拖、推、装、压。拖。开始不明确宣布立宪时间、预备期限。直到１９０８年９月才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后来在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宣布缩短立宪期限。提前到１９１３年召开国会，但也没有满足广大立宪人士的要求；推。把不宣布立宪时间。不愿缩短立宪时间的责任推给老百姓，即所谓国民程度不够；装，清政府把自己装扮成认真要立宪的样子，对于民间的政治活动与言论，凡不合乎清廷胃口的，都采取高压手段。清廷的这种态度。造成了民众的大为不满。各省督抚也纷纷表示改革太慢，要求速开国会，１９１０年６月，云贵总督李经羲专门上奏。要求皇上“乾纲独断，亲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使各部尚书，同为内阁大臣。”与此同时。还请求设立“监督机关。立于对待之地位。”同年八月，李经羲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经过电商之后，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徵、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主、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菜、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骏、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歧、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军机。希望及早成立国会与责任内阁，督抚中仍有不同意见的有：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陕西迎抚思寿。陈夔龙、恩寿主张先设立内阁。后开国会。这基本上是庆亲王奕勖等一帮亲贵的主张。督抚是清王朝坐镇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支柱。现在居然大部分人也联衔电奏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与立宪派为主体的请愿国会运动遥相呼应，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一方面是他们认为不改革清王朝将难以为继，自身利益也将不保。另一方面，清王朝自从预备立宪以来。借立宪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利，各省设谘议局，矛盾下放，过去督抚独断专行。现在受到牵制，难以应付。因此要求中央设责任内阁来统一步调。但又担心内阁权力太大。因此又提出与责任内阁相对待的监督机关——国会，来限制内阁的权力。另外。督抚们联衔电奏开国会及设立责任内阁，是对请愿国会代表的请愿活动的一个支持，使立宪派及主张开国会加速立宪的绅商士民，不仅减轻对他们的对立情绪，而且博得了“开明”的好名声。

　　清政府的新政并没能是广大人民看到希望，１９１０年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后，清政府软硬兼施，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了安抚的政策，主要有：（一）１０月２６日，清廷发出上谕。“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二）１０月３０日清朝皇帝颁发了《罪己诏》。（三）１０月３０日，清廷被迫取消皇族内阁。（四）宣布开党禁和允许革命党人依法组成政党。（五）清廷被迫同意资政院的奏请，下谕即行召开国会。（六）允许资政院协赞宪法及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誓太庙等等。而清政府的上层官僚们却是各有打算，载沣等统治层并没有慈禧太后当年的政治能力。而派出去的荫昌根本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军队。湖北前线两军对峙，袁世凯正在坐观之时，清政府内部的倾轧又起，出现了一股倒阁之风，一些大臣借武昌事件起而指斥以亦助为首的皇族内阁“措置乖方”，要求换人。１０月２８日，弼德院顾问大臣，宣统的师傅陈宝琛奏称“今者用人行政无一恰与民心。平居则酿患无形，临时则补牢无策。此借阁臣应负之咎责……”提出要载沣“立即简择刚正廉明足系人望之大臣，任以总协理，令其另行组织内阁，参照各立宪国通制，俾负完全责任，其军镕府、海陆军大臣，非有精于兵学更历军事者概行撤换，以重责成而符名实。”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资政院等也上奏折请罢皇族内阁。他们无非都有拥袁上台以代奕之意。许多人都认为，袁世凯是个强有力的人，拥袁上台，或仍能支撑住局面。１０月３０日，清廷采纳了资政院的奏议，下谕说：“兹据该院奏称：皇族内阁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请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等语。所陈系为尊皇室而固国基起见，朕心实深嘉纳，一俟时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同日并颁“罪己诏”一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袁世凯自然待价而沽。军队到了前线更是打打停停，向清政府要权。清政府无奈。先后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袁才南下视师。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保住清政府的统治，相反成了清廷下台的逼官者。在清皇族内部，关于退位的争议非常激烈。一些王公贵族结成的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直至宗社党首领、军谘使良弼被炸伤重去世后，才纷纷做猢狲散。袁世凯也暗中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１月２６日，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４６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骤。经过南北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清廷面对内外的压力。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

　　由以上可以明显的看出。各方，不论是清廷也好，清朝的上层官僚也好，大部分当权者无不是从自己的利益着想来考虑当时的形势发展。不敢尽言的维新派官员救不了中国，更不要说是守旧的顽固派。在这样一批官员下，即使有心改革也难免失败，更何况领导者是没有能力把中国带向正途的清廷。面对这样一个思想顽固，反应滞后的领导群体，一些上层官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走向了清廷的对立面。国人的思想也开始了变化，“孙大炮”便变成了“孙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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