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顾准史学思想述评

Posted 2022-12-02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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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史学思想述评

　　顾准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生前坎坷，身后却留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两部经验主义史著。顾准通过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反思，探索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论证了历史发展的非逻辑性。其人其学对学术界起了典型的思想解放作用。

　　关键词：经验主义；教条；多元化；

　　顾准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早年即投身革命，而后半生却迭遭厄运，直至其在“文革”中病死。逆境并未使他在精神上颓废，严酷的现实反而促使他冷静地反思历史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一名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顾准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独到的见解，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沉闷，使国人重新听到了鲜活的声音。《顾准文集》就是其倾注全部精力写就的思考总结。

　　顾准一开始并非自由主义者。二十岁时顾准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曾欣喜地见证了革命的胜利。然而，建国后不久，指导思想渐渐倾于教条化，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国家政治形势持续动荡。一度争鸣的意识形态在此环境中也呈现一元化，旁逸斜出即被视为异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他难以理解：为之奋斗几十年的革命何以会如此异化？顾准开始认真地考虑“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革命后的政权建设问题。他坦然承认“我转入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Ｔｏｌｓｔｏｙ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他渐渐清醒地认识到“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间世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至此顾准的思想完成由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

　　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并非史学工作者的顾准写出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这两部震撼中国学界的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顾准集中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以下笔者就这几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其阶级革命学说中，阶级斗争被赋予推动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建设伊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在党的政治决策层初见端倪。工作方向随之转向“左”倾，连续出现重大失误，最后酿成“文革”灾难。咀嚼着苦果的国人，在教条化的政治空气下仍无力或不敢冲破思想的藩篱。正是在这种“万马齐喑”中，顾准以追求真理的无畏勇气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缜密地剖析。

　　作为犹太人，宗教情结使马克思具有与生俱来的“拯救欲”；作为成长于工业社会初期的思想家，“社会的良心”使马克思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心。到中年时期马克思的富有道德色彩的理论已建构完成，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其代表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逻辑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

　　针对这种“逻辑性”，顾准从其理论的方法论人手展开潜心研究。顾准阅读了早期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一文，在诸如“形而上的逻辑的目的是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它都谋求解决”、“它使人民有逻辑上的根据，好去否定一切教士主义和神秘主义，并在这神圣的真理所居的那个世界中。谋求他们的解放。”等处，他敏锐地捕捉到：一旦形而上学化，辩证法就成了逻辑泛神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曾严厉指责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也一再坚持“在辩证法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永久确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之类的“反神学”的立场。顾准警觉到辩证法若被先验地赋予“真理不可分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属性，也就具有了绝对真理的性质。理性和神性逻辑上的跨越将使辩证法绝对化本身成为哲学造神运动。必然性的逻辑支持，即绝对真理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确实也曾凝聚了革命队伍，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庐山中人”，顾准对此体味尤为深刻，“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

　　在此基础上，顾准进一步指出，“Ｍａｒｘ对Ｈｅｇｅｌ加上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辩证法也就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亦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顾准认为，若将其解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种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就陷入一元论和线性思维。诚然，这样的方法论“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在革命时所谓“破”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为革命阵营所鼓舞；但若一味地持之以恒，其严重的异化效应也不容回避；一旦作为绝对真理受到独尊，共性极有可能会淹没个性，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恐怕只会剩下类的存在。顾准对此痛心疾首：“你能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你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所以顾准坚持认为：“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若从这种想象力（“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为了便于彻底地论证这一问题，顾准又将研究工作引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那么历史是否能验证这样一致的演进呢？顾准在实证对比中发现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东方大陆农业领土帝国的威力所寄在于编户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而西方海上商业城邦威力所寄则是海上贸易和海军。再如奴隶制，希腊罗马文明程度较高的工商业城邦盛行奴隶制；而古代中国虽然存在奴隶（并非商品货币关系发达基础上产生的），但不存在奴隶制度。这些都证实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变迁的多元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该是一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指导现实工作中不宜将其教条化。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有感于中国的长期停滞不前，顾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东西对比中，他冷静地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是贫乏的”，产生不了科学和民主。西方文化是滥觞于古希腊的民主文化，铸就民主文化的精髓是希腊思想。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而不是王家思想。开放的思维空间允许人们自由探索宇宙的奥秘。于是在这片容许张扬公民个性的沃土上，产生了逻辑学、几何学、文法学，并萌芽了多元论的实用主义。而中国文化却是依附于政治权威的史官文化，宣扬的正是王家思想。专制权力之下，“君命无所逃于天地间”。在这种封闭、内敛的体系下，科学被窒息，留下的仅是不成系统的技术和异军突起的帝王将相之学。因此顾准深切地感受到：要确立“民主和科学”，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顾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砥定的先秦时期，矛头直接对准老子、孔子、韩非子三个核心人物。

　　顾准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老子的哲学是十足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老子和古希腊人在探索上各有侧重：古希腊人采用严密的逻辑论证，执着地对事物作“为事物本身”的思考；老子则大量使用相对不够严密的类比论证，“天地宇宙只不过是统治哲学的隐喻”。所以，前者代表严肃的科学探索精神，后者则完全是为了给专制统治的提供合理性依据。“老子对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为了保障专制权力的独尊地位不惜采取放弃社会进步的无为政治和愚民政策。顾准沉痛地认识到：“……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正是我们二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

　　顾准又将老子与孔子进行了比较。顾准指出，老子的让步政策实际上有原则性前提，即“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承认‘始制有名’的‘名分大义’无可更改”。这与孔子宣扬纲常礼教的终极目的并无差异，只是手法不同而已。顾准进一步指出老子统治哲学的权术成分被主张君人南面术的后学荀子、韩非子所引申，走向“抹煞了普通人的全部价值、权利与创造冲动”的极端。尽管这种历史积淀下的文化发展有其必然性，但其对中国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责任不容回避。

　　接着，顾准从政治主张和实施手段的矛盾契入，展开对孔子的批判。顾准冷冰冰地解剖了孔子：“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指出“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荀况是他的嫡传。顾准进一步指出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逻辑跨越式的政治伦理还在作祟，其时代危害性远未根除。只是过去表现为对“抚百姓如赤子”的专制皇权的“尽忠报国”，现在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舵手”的顶礼膜拜。而公民的个人创造自由和独立的思维空间与臣民一样是“窒息”的命运。

　　最后，顾准在对韩非统治哲学的出发点的层层剖析中，展开了赤裸裸的批判。顾准指出，阴险残酷的君主御下之术和君主有权无限纵欲说“积极作用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归根结底，这些都是韩非站在“光大王家”的立场上提出的。其方法论是“片面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忠于自己所树立的教条的教条主义”。为什么必须这样？不如此就无法论证其“主而诛臣，焉有过”的合理性。所以顾准说：“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性的部分的鞭辟入里的批判，顾准揭示中国思想贫乏得只剩下了“帝王术”，而这种缺陷恰恰是会导致落后的“内因论”。更可贵的是，顾准这种自揭疮疤并非仅是停留在批判上。“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褒贬的。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这些清醒的认识，昭示了顾准富有时代责任的批判目的：在批判中警醒国人从仰视政治权威的梦魇中解脱出来，拥抱丰富多彩的世界，走向科学和民主，造就赤县神州的“神武景气”。

　　三、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和民主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消极影响所致，那么西方何以就产生了科学和民主呢？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在历史的长河的生命力何以就长盛不衰呢？又是哪些原因导致中西方的历史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顾准就是带着这些疑问，在对中西历史共时态的比较中，探索了西方文明的历时态的发展，即古典时代的海上文明、中世纪的骑士文明、近代的资本主义，从而给予了西方文明比较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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